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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2 | 1 八国联军进京后，对京城随地大小便的风气，采取强硬手段严禁
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戏曲名家齐如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北平
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
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名妓
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
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
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
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
们能干。”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
痛绝，却是实情。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
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
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
“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
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
，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
十七日，仲芳氏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
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
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
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各
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
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
，不可计数。”
联军不仅仅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
十八日，仲芳氏记：“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
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
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
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城内城外各段地面
，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
、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
，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⑦
1900年前后，随地大小便之风并非北京独有，上海、天津也不例外
八国联军侵入之前，市民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实非京城独有。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
之所见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
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
，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在山东营口，因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所拉之大便引发激烈冲突，《大公报》
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称：“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
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
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
看待华民，直奴隶之不若也。”⑨俄兵强迫随地大便的国人用手捧粪，国人则把粪扔到
俄兵脸上，冲突由此而起。显然，据文章语气，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超过了对国人随
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同据《大公报》的报道，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
便：“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
近又无官厕……”⑩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
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美国人阿林敦则称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
中国最肮脏的城市”。
1900年，天津，参与侵华的俄国士兵
八国联军撤走后，北京城公厕稀缺，天津城恢复“粪溺狼藉”之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这种全
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
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12）联军控制下的
天津，也是同样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储仁逊，曾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十余岁
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13）如此种种
，与前引仲芳氏日记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见联
军禁令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并无意继承八国联军留下来的那些公厕。相比需要政府出
资的公厕，他们更喜欢联军留下来的用于维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两侧居民出
资、出力维持的路灯制度、道路洒扫制度。据统计，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
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14）在天津，联军撤退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官
厕，但这种官厕，并不等同于公厕，据储仁逊讲，大便须收五文，小便须收两文。1902
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
溺狼藉，又复旧观矣。”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天津街头“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
尿，并无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国联军”——其侵略性质毋庸置疑；也非欲“丑化国人”——城
市居民排泄物的处理，终究是一项须由政府统筹提供的公共服务。清廷高层并非不知北
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也并非不知西方国家的城市卫生是如何情状。1860年年代
，奉旨出洋的斌春、张德彝、志刚等人，已见识过巴黎的“净无尘埃”、英国厕所的“
时时洗涤，极精洁”；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刘锡鸿，也已见识过伦敦的“洁净
无秽气”，东京的“河渠深广洁净，道路开阔，时时洗涤之，经过处无纤毫秽物也”（
15）……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公厕始终缺席。即便是八国联军在北京实施了公
厕制度，清廷也无意继承和延续。近年来，颇多学者和著作谈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
革诚意被革命所中断。然而，这样一个连公厕这类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意好好向民
众提供的政府，欲证明其改革有诚意，恐怕也是很难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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