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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402 | 1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0955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
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
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
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
“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
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
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
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
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
，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
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
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
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
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
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
：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
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
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
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
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
，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
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
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
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
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
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
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
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
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
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
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
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
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
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
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
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
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
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
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
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
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
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
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
法天红、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
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
、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
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
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
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
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
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
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
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
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
全部医疗费用。” 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
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
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
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
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
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
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
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
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
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
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
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
，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
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
。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
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
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
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
。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 Spring（阿拉伯
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
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 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
、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
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
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
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
，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
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
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
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
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
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
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
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
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
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
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
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 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
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
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
”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
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
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
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
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
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
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
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
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
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
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
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
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
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
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
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
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
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
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
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
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而在《西方
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
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
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
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
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
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的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环球
时报》发社论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中国又不高兴
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
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
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
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势扭捏。
□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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