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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98 | 1 旁观者高华——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先生
南都周刊 记者_齐介仑 实习记者_宋淑美、李宁 南京报道 摄影_杨晞
连绵不绝的小雨终于停下来，乍暖还寒的南京，气温陡然下降。下午3点15分，每天极
其规律的两个小时午休结束，高华起身下床。
今年57岁的他还没有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但因为重病在身，四年来他
很少出现在校园里了。平常的这个时候，偶有他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家里来听课。
当天因为采访而取消了。
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至今30余年里，高华不断有重磅文章见诸报端，而2000年完
成写作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奠定了他在史学
领域的学术地位。
世事难料的是，原本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高华，在2007年遭遇重大人生转折，这年春天，
他被查出重病，治病养病代替治学，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
当天高华气色较好，虽然三个小时的访谈休息了三回。他周到谦和，但说话非常克制严
谨，对时局时事的评论，更是字斟句酌，言之有据。每当一句话一个数字拿不准时，他
便直接去书房查阅资料。
这一如他强调的治学态度：多讲事实，少评论。《红太阳》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规则下
写成的—叙述历史，而非评论历史。平静的书斋生活他过了许多年，除了治学，从不介
入任何社会运动，“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表达在他这里很难见到。
经过历史，叙述历史，却不参与历史。他像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谨慎的高华说自
己更乐意做“观察者”，旁观者的姿态里疑似的“犬儒”是他不能接受的，历史学家应
当推进历史进步。
锐意治史
虽然身在病榻，但慕名前来探访者并不少。几个月前，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
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华。据同行的一位叫刘晋锋的媒体人后来发表在《南方
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去之前刘瑜与高华并非旧识，只是因为读过他的书，非常
喜欢，并且觉得“那位教授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她想让病中的他知道，其实有很多人
理解并敬重他。”见面只有半个小时，谈论的话题围绕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来展开
。
聊到这点，高华流露出开心。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嘘寒问暖，让他有了心气相通的温暖。
但是因为病情不稳定，现在每次这样见人后，都要休息三五天，才能安排下一轮见面。
研究近现代史的高华，价值到底有多高？好友张鸣在一篇名为《高华：一杆老烟枪》的
文章里这样说：“高华的学问，不劳我说，普天之下，居然有人为了能带他一本书回来
，跟海关打官司，弄得惊天动地，绝对天下独一份。”
自从写了《红太阳》一书后，高华常常会被问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大学体制
内的史学研究者，独立的思想以及鲜见的史料，有无特殊来源渠道？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回顾治学30余年的历程，恰恰也是高华自身思想由启蒙到升
华并最终结出果实的过程。
高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发生在1971年。这一年，他从南京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书—孟德
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专制统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惩
罚和服从。这些观点，高华记了几十年，在初读时更是深受震动，让他在思想上顿时有
了豁然开朗之感。在上世纪70年代近于“暗无天日”的氛围里，他仿佛一下子觉醒了，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和别人说。”
“只要不太笨，看完这本书，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马上就会有感觉，噢，原来是这样
啊。”
在孟氏思想启蒙下，当“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时，主流宣传工具对法家思想的
大肆鼓吹，让高华对这个运动的性质立刻有了清晰的判断。此时的《商君书》、《韩非
子》已散布民间。“两书推崇弱民，这里的弱，非四肢之弱，是思想之弱，除了会劳动
，思想要简单。”
对于过去的那段历史，一句话引来杀身之祸，高华目睹过并感同身受，“文革”中江苏
省“一打三反运动”掀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
余悸。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右派身份，使得高华和他的弟弟妹妹饱受歧视。1963年，正是因
他的这一“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南京外语学校拒之门外。
“文革”后期南京出现的“向阳院”制度，让高华对“告密”的肆无忌惮有了直观感受
。随着张春桥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高华一
家居住的院子里，小脚老太太们活动更为频繁了，她们每天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盯着
他家来了什么人，然后去告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高华至今还留有一份《讨瞿战报》。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作品，高华在1968年就读过，瞿也是他非常
喜欢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纳闷的是，瞿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个大叛徒？而且一会儿说贺龙
是反革命头子，一会又说平反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疑团越滚越大，真相到底是什么。几十年后，后代到底要怎么看这段历史？带着这些疑
问，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当其他同学热衷于经济、法律等“有前途”的专业时，在第
一志愿里，高华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在高华看来是治学必备。“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
多少理解”，高华非常认同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中国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经说过
类似的话，“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十年一剑
高华至今还记得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司马迁《报任安书》时，自己的激动心情，而范
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谆谆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以及陈寅恪
先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滴水观沧海”等观点，他都十分认同并奉为座右铭。
1979年，入学未久的高华，读到了周扬的一篇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
中，周扬将延安整风运动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且冠之以“
伟大”。
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动，高华顿时有了浓厚兴致。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冒
出了跳出官学窠臼，并就此写出一本真实史书的大胆想法。
经过十余年的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
起来。而真正动笔，却源自苏联解体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旧收音机里，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
危险中”，“紧急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死胡同”，这样的内
容一遍遍地播放。
“当时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应该写了。”
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
太阳》的写作。
两个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间狭窄，条件很差，四面透风。 白天在房间写作；晚上
，家人要休息，因为吸烟甚烈，高华把桌子挪到了厨房。厨房的地上铺满了资料，所有
他能找到的素材，都准备在手边，每一章，每一节如何写，白天先构思好。也就是在这
个时候，高华成了张鸣笔下的那杆“大烟枪”。
“这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一项独立写作”，对于这样一本因为将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而备
受关注的书，高华说，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写作的。为做到不受牵绊，他从没有向
校方或者其他部门申请过任何资助。而且，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他只是
觉得，人这一辈子，尤其在40岁之后，要做一两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这件事在当
时的他看来，意义足够大。
从准备到完成，十多年里，各种材料，除了图书馆的借阅，多数是高华从自己不多的工
资里挤出钱来购买的。书写出来后，在很长时间里，手稿压在家中，而且因为从来就没
有认为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也就未觉得失望。最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接手，
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达成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真的。”高华蜷缩着双腿，边喝茶边说。
关于延安整风，在整理史料时，高华发现，数十年来，意识形态解释学早已将这一运动
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他不但在大陆查阅了目前已开放的几乎所有档案资料
，在香港和美国出差期间，他也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归拢和甄
别，反复研究体会，融会贯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这一观点，高华
颇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实为依归，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少评论，多叙述，这是高华写作《
红太阳》一书时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实交代清楚，至于严谨的理
论分析，虽然他也认为极其重要，但他担心书中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的判断。
1992年年底，高华完成了该书初稿的三分之二，接着他用很长时间做了补充研究，直到
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终定稿。2000年，该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随即迎来史学界热议。
当初的手稿因为交与香港出版方校对，现已遗失。出版一年后，在香港卖得不算多，但
内地的盗版却大量出现了。“别人说墙外开花墙内香，我倒谈不上因此痛苦，因为一开
始就没想出版。到后来能在香港出版，我觉得也可以了，我对历史有个交代了。”
读书开悟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如果不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抓住了几个
难得的阅读机会，并由此启发了智慧，高华在学术上的路不会走得这么远。
一边倒茶，一边扶着客厅沙发的靠背直起身来，几乎满头银发的高华，当天兴致上佳，
还没聊上几句，就建议带记者到各个房间转一圈儿，看看自己的藏书。
这些从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收藏至今的书籍，以文史哲居多，大陆台湾香港版本
都有，外文材料也占一小部分，有些著作是他十分推崇的，其中也包括了北岛、潘光哲
、张鸣等友人学者的赠书。此时的他热情洋溢，如数家珍，明亮的镜片后看得到他眼神
中的开心和骄傲。
上世纪70年代，对高华影响至深。虽然，他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恐怖的10年。”说到
这里，谨慎的他又停顿下来，给这个判断加了一连串修辞定语。
高华与夫人刘韶洪是中学同学，都出生在1954年的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时，高
华24岁，在此前多年里，除了上学，也当过8年工人。
高华家附近正是南京九中，在当时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文革”时，九中搬到郊区
的八卦洲，九中图书馆关门，大量图书集中储藏在与高华家不远的一个仓库里。看管仓
库的老先生姓姜，老先生允许高华带一个旅行包进入仓库，装满一包书出来，一周以后
换另外的一包。
九中的藏书算不得高级，却比一般中学图书馆要丰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
《在医院中》等几个名篇，都是在这里馆藏的旧书报上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曹禺、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的作品，在这时候有了不少接触。旧版的《鲁迅全
集》对他的启发尤大。
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涉猎俄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还崇尚高大全的时代，苏
联文学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新鲜和富有人文色彩的。比如托尔
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等。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高华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现在回想
起来，九中图书馆藏书是高华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
1971年，南京图书馆局部开放，当时还在南京纺织品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上班的高华，利
用介绍信办了一张集体借书证，这成为他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来源。《史记》、《通鉴选
》、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
记》等一批历史学、古典文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都
有了精读的可能。
一位在江苏省歌舞团负责资料管理的老师，进一步推动了高华在读书和思想上的进步。
这是一个省级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内部刊物，通过这个老师，高华很容易读到了班达列
夫《热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苏联文学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内部书店也逐渐松动，一些销路不太好的书籍也可以卖给普通顾客了
。高华买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切·格瓦拉传》、《历史的见证》
等书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细阅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第
三帝国的兴亡》以及《莫斯科岁月》等作品。
高华说，正是如此大量的阅读，在夯实文字功底的同时，让自己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
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能力，“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呢，老师、父母不可
能告诉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书读得越是多，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越是无法理解。
现在，病中的高华，连外出散步都少了。刘韶洪尴尬地笑笑说，两口子的共同爱好，可
能就是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病后高华更是书不离手，即便在手术间歇，床边也常常
放着几本书，对此他无奈地说，“不看书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让高华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够，病前应承下来的一项写作计划，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第七卷的撰写，不得不退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在准备推
出10卷本的大型丛书里，作者队伍汇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代史一流专家，除了高华，还
有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卜伟华、韩钢等人。
谈到这里，高华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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