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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quchudalu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May 3 14:52:12 2012, 美东)
http://discovery.163.com/12/0503/18/80JQ0LN900014N6R.html
1900年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几次饥荒。但与通常认为的不同，在现
代社会自然灾害已不再具备造成大范围饥荒的能力，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
“替罪羊”。
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
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
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
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在现代，致死人数最多的几次大饥荒都不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
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
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
更加便捷，其实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
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9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
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
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
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
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目前对这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争议，
但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致死人数在1600万-4000万之间，CBC NEWs也在2010年10月的报道
里将这场浩劫评为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即便撇开致死人数的争议不谈，仅从一些
文献记录的细节里，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灾难的严重程度。《李治国：大饥荒年代的投枪
行为》中这样形容那几年的状况：“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
是‘吃’，俗称‘精神会餐’。”，连邮局柜台上放的帖信封的糨糊都会被饥民偷吃舔
光。更有严重的，根据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
周年祭》报道，在甘肃通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官方的数据也透露出了当时
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在1961年
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全国有3039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卖儿送女的案例发生了666000起。
但实际上，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凶手并不是自然灾害。现世界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0年撰文《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指出在中国这
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大面积的持续灾害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低。查阅国际灾难数据
库（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在这三
年中，除了1958和1959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和华东地区两次洪水外，并没有找到1959-
1961年有异于往年的全国大范围的“干旱”。即便是根据官方的数据，1981年版的《中
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年鉴》显示1957年全国成灾耕地
面积是1498万公顷，而“三年困难”时期开端的1959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
，甚至还低于1957年；之后的1960年和1961年虽然成灾面积超过了2000万公顷，但“三
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同样也超过了2000万公顷。而《中国近500
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对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
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
据：1958 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 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 上升到2.52% 。四
川虽然在1959 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 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是要
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 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
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
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
，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
期。1974 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即便是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
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
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 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四分之一的
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决定饥荒严重程度的是人，不是自然灾害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
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
影子”。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
, 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
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
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 “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
我可以证实, 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
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 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
未发生饥荒, 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情况也类似，当时粮食的分配极度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之间
，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差异巨大。跟据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调查, 在1958年至1960年间
，中国的城市人口死亡率由9.22‰上升至13.77‰, 三年时间仅上升4.55‰,增幅为49.
35%；而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12.50‰ 上升至28.58‰,上升近16.08 个千分点,
增幅高达128.64%。以灾情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 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68.6‰ ,
而1957 年的死亡率仅为9.1‰ , 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
于食物不足而死亡, 而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6.9‰, 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
而造成这种受灾程度和行政区划直接相关的原因之一就是1955年3月确定的统购制度，
当时政府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的农
户还有余粮的为余粮户，国家也要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另一方面，根据彭尼·
凯恩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饥荒》中的记载，当时因为浮夸，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
斤, 水稻的亩产更是被吹到10万斤以上, 1958 年广西环江县在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万
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虚报的产量和“统收统征”的粮食征购制度结合，使得各地只
能通过强征粮食来完成浮夸出的“政绩”，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
空。在1959 及1960 年的粮食征购率达高达39.7% 和35.%,远远高于其他年份，这些都
使得农民成了饥荒中受灾最为严重的群体。
比起饥荒中的城市和农村口粮不均，更为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还有很大一部分
用作了出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
中国总共出口了22.61亿美元的物资, 其中粮食出口了415.75万吨, 比1958年整整高出
127.41万吨, 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这些“人祸”，直接导致了1959年
到1962年间的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
总结以上的案例和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缺粮”，所
谓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而造成大饥荒就是一个谎言，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
饥荒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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