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c***s
发帖数: 70028 | 1 人物小传
马振岗，男，1940年11月生，籍贯山东省临朐县，本人生长在青岛市。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1965―1967年在英国伦敦伊林技术学院、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修。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5―1997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7―2002年任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现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
香港回归前的布莱尔与彭定康
我1997年3月16日到伦敦出任驻英国大使，此时距香港回归不到5个月。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本已达成协议，但后来英国态度生变，特别在彭定康担任最后一任港督之后，公然推出一个违反中英达成的三个协议与谅解的政改方案，造成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一场漫长而激烈的交锋。在谈判无果而英方一意孤行的情况下，我方毅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香港特区筹委会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香港回归之前，临立会以及驻军安排问题是双方争论的两个焦点。我和驻英使馆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我国政府做英方的工作，确保香港回归的顺利进行。这无疑是项光荣而艰巨的职责。
我到英国不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野18年的工党赢得大选，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契机。我拜会新任外交大臣库克先生时，他对我表示，工党政府虽不认同中方在临立会问题上的做法，但临立会已是现实存在，新政府不准备挑战中国的立场。关于驻军安排问题，他也表示将予以“积极考虑”。后来英方在这个问题又出现反复，不过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问题最终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工党政府也较配合，保证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顺利进展。
谈到香港回归，不能不提及两个人，一位是时任首相的布莱尔，另一位则是末任港督彭定康。
工党执政后，担任首相的布莱尔提出了两条对华新政策：一曰“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曰“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这些方针为英方在香港回归上提供了政策指导和良好氛围。1997年6月10日，我应媒体大亨默多克的邀请参加他的一个家庭酒会，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布莱尔。布莱尔在同我交谈中表示，在香港问题上，工党政府将会和中国政府合作，并明确说他本人将参加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新信息。按照我之前的了解，两国政府是派外长做代表，而首相出席，显然是提高了规格。布莱尔到场，英方自然不会再生破折，而会同中方合作保证香港政权交接的顺利。我立即将这一信息报告了国内。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以前的工作同英方没有什么接触，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可能担心我对香港的事不够敏感。当天晚上，首相办公室就给使馆打电话，说我们首相今晚给马大使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马大使有没有注意到。第二天还不放心，英国外交部一早又打电话给使馆，说昨天首相见马大使时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是否已向中国国内报告。有由此可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香港回归后，中英关系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布莱尔当政10年，坚持对华友好与合作政策，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告别英国政坛后，继续为推动中英关系不懈地努力。无论对布莱尔其他方面怎么评价，他对华友好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而对彭定康则另当别论。他是保守党一位杰出人才，曾担任该党主席。在1992年英国大选中，他为保守党连任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却丢掉了议会的席位，无法在政府中任职。首相梅杰为示“酬答”，任命他做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过渡期最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出任此职，如能同中方友好合作，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本可荣誉加身，名留青史。但他却错误判断形势，过高估计英国的能量，在事关中国主权和民族大业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采取了与中方对抗与较量的行动。结果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他自己也碰得头破血流，名声扫地。英国工党赢得选举之后，彭定康依然顽固不化，回国企图说服工党政府坚持保守党对香港的政策。外交大臣库克回答得很坦率，直接说工党没有义务完全按照保守党的对华政策和对港政策行动。
在香港回归仪式上，英国国旗降下的几十秒中彭定康一直低着头。他显然心情很不愉快，感到悲哀。在世界潮流滚滚向前的时代，他依然摆出当年大英帝国的架势，违反中英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单方面顽固地推行政改方案，就像小说《唐.吉诃德》中那位不知时务的骑士一样，试图扭转历史的车轮，当然要跌得很重，眼睁睁看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局好棋，被他一手搅乱，彭定康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公道而论，此事也不能全怪他。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英国当局错判棋局，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倒退，妄图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趁机“翻案”，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香港回归后，彭定康在法国蛰伏一年，写了一本题为《东方与西方》的书，继续为自己的作为辩解。还是形势教育人，他后来到欧盟当官后，对华态度开始变化，在推动中欧关系中有一些积极举动。有人问我咋回事，我说“可能是脑袋跟着屁股走吧”，所处地位不同了，思维也随着产生了变化。1
心境不同，表现也不同
对香港回归中国，不少英国人是通情达理的，一些有经商利益的企业界人士，也希望中英两国解决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拓展与中国的关系。但许多人是心感“惋惜”却又无可奈何。与一位女士交谈中，她向我坦承了自己的心情。她说，自己很明白，按照道理香港是中国的，应该归还，但心情却难以舒畅。这就好像一座漂亮的房子，我们在里面住了100多年，对房子已有深厚感情，现要交还给它的主人，心里舍不得，却又不能不交。我想她的感受反映了很多英国人的心境。这种情况，在两场不同的招待会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香港回归当天，北京时间6月30日晚12点，伦敦时间是6月30日下午4点，英国在外交部举办了香港回归的招待会。与会者有100多人，主要是英国政府官员和与香港有关的各界人物代表。招待会开始，大屏幕上播放BBC现场直播的香港回归仪式场面。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和中国国旗升起的情景，大厅一片肃静，在场的英国人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我和使馆的同事尽管心情都无比兴奋，但在那种状况下，也只能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激情。之后，英国人纷纷同我礼貌地握手表示祝贺。
下面程序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主要由中英双方代表讲话。这却让我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不知是英方的故意，还有信息传递的问题，事先我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代表是副首相普雷斯科特，中方代表自然是中国大使，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而且还要用英语。普雷斯科特副首相走上前台，从口袋里掏出几页纸，照着稿子严肃地宣读起来。我一面认真听着他的讲话，一面抓紧时间组织思路。幸好这些日子我已多次被邀做报告，对有关香港的情况和政策都挺熟悉。轮到我讲话，我按想好的思路即席讲了四点。首先祝贺香港政权顺利完成交接，这是中英以合作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创举，双方都应珍惜这一成果;接着重申了我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充满信心;第三强调香港回归是中国朝国家完全统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后表示相信中英关系将出现崭新开端。大家对我的讲话反应还不错，许多英国朋友都表示赞赏，我算是通过了这次考验。
当晚，我们使馆也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香港回归的招待会。来自英国各地的华人华侨、留学人员、中国在英公司企业、新闻媒体代表五百多人欢聚一堂，共同欢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招待会开始，我们重放了中央电视台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直播片段，当看到祖国国旗升起的场面，大家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之后，大家争先恐后讲话，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在英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登台，用精彩的演出抒发他们对香港回归祖国的灼热情感，招待会一直延续到夜深。招待会的热烈气氛与英国外交部的那场招待会截然不同，道理很简单，因为双方有不同的感受和心境。
“一国两制”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1840年和1851年，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惨遭失败，结果是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几个不平等条约。根据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这一占就是150多年。1898年，英国又强租去九龙半岛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为99年。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为尽早收复失地而奔走呼唤，却难见成功的曙光。原因十分清楚，在太长的时期里，国家太弱了。对一个内陷忧患、外临强权的贫穷落后中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怎会轻易把“王冠上的明珠”交还回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奋斗，终于赢得了真正独立，中华民族开始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幅提升。这就为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奠定了雄厚基础。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提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他还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对国家和平统一认真进行了思索和探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充分发挥了党的集体智慧，1984年形成“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香港回归是用“一国两制”构思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同时也为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崭新思路。1999年，中国又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了澳门问题，圆满实现了澳门回归。实践证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指导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光辉思想。
香港和澳门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既涉及到两国三方的根本利益，也存在历史形成的复杂因素。这需要解决主权回归，也需要考虑现实利害，还要着眼与相关国家的长远关系。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回旋余地的，这很明确，因此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方法，能够保持香港和澳门的持久稳定繁荣，并有益于中英关系和中葡关系的继续友好发展。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成功经验证明，和平谈判、“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完善、最理想的答案，在外交史上创立了最佳典范，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
1998年在香港回归第二年，我特地去了趟香港，亲身观察一下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欢欣鼓舞，更加体会到“一国两制”思想的伟大价值与深远意义。香港回归十多年来的发展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成功的和正确的。第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已完全实现，香港市民的归属感越来越强，香港作为中央政府之下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色更加鲜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得以充分体现和落实。第二，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着高度稳定与繁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良好，香港与世界各地的各种交往频繁密切。第三，中英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和交流都富有成果。香港的现实彻底粉碎了国际上少数人悲观或别有用心的预言。我深信香港会越来越美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此历史时刻回顾香港回归的全部历程，确实感慨万千。我常想，“东方明珠”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任务，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如此完美地完成?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主要靠三条：一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二是中国的发展与强盛，三是政策的正确与英明。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共产党也不会有中国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