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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近日广东一团伙制造过万假证被端，被收缴的一万多本假证，竟涵盖了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刻章办证”的小广告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办证俨然成为了一个行业。正是长期以来“以证治国”的管制思维，在给人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催生了异化的证件需求。
中国人需要办的证特别多
网友总结中国人一生至少需要80个证件，生有准生证，死得有火化证死亡证
尽管办假证被查出可能要面临没收、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办假证的人依然不少。与此同时，天桥、地铁通道上随处可见的“办证”小广告也始终无法根治。中国人民大学的东门甚至因为常年有妇女聚集此地提供一条龙办证服务而蜚声海内外，历经多次打击而屹立不倒。有需求才会有供给，为了维持正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人们所需要备齐的证件多如牛毛。有人曾经发帖总结，一个中国人的一生至少需要办80个证件，因契合生活经验，该帖一度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共鸣和媒体的讨论。
在这份证件名单中，既有家庭婚姻类的准生证、初婚初育证、婚检证、妊娠诊断证、出生证、计划生育证、新婚培训证等，又有身后类的未死亡证明、火化证、安葬证、死亡证等，除此之外还有学习工作类、财产相关类等诸多证件，种类繁杂数量繁多。虽然有很多证件确实为日常身份认定和职业认定所需要，但仍有大量证件只是出于管理需要，给人徒添麻烦。
领取养老金，还需要“未死亡证明”。
在中国无证寸步难行，救人需“打捞许可证”、收自家玉米需“砍伐证”，领养老金需“未死亡证明”
“有证走遍天下，无证寸步难行”，可以说是“证件中国”的真实写照。在春晚小品《开锁》中，黄宏一口气说出身份证、结婚证等十几个证时，台下掌声如雷。而巩汉林拿不到证件就不开锁的做法也让观众们叹声不已。生活比小品更现实，也更残酷，受证件之苦的案例不在少数。
2011年8月，一名市民在郑州郑东新区如意湖溺水，当地一个公益团体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东区队长牛振西带人赶到现场施救，却遭到了巡防队员的阻止，他们要求牛振西必须出示“打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溺水市民抢救无效死亡。2008年9月，媒体报道河南漯河郾城区裴城镇农民称收割自家的玉米须先向镇政府缴费办理“砍伐证”、“准运证”，每亩缴费500元。有老者砍了几颗玉米喂牲口，竟遭拘留并罚款300元。因绝大多数农户未办“两证”，当地数万亩成熟玉米无法收割。2007年8月份，广州市一名75岁的老太来为领1000多元的养老金，竟被要求到街道开具“未死亡证明”。她在烈日下奔走了社保中心、街道退管办等五个职能部门后，最终也还是没能领到养老金。
行政人员“唯证是从”，“文牍至上”让本该提供便利服务的证件成为折腾人的工具
关于证件大国，网络上曾流传过一个故事：一个自称残疾的中年人因为只买了半价票而被列车员要求出示残疾证，没有残疾证的他只好露出了残缺的脚掌。列车员却没有半点仁慈，称“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当他们陷入争论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列车长也冰冷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没有证件就赶快补票吧！”
这当然未必是真实发生的事例，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违和。其背后的问题是，凡事都“证件至上”的政府部门已经深受文牍主义之害。只看证件，只看条款，不顾活人，不顾事实。证件甄别机制，本意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便利、提高社会效率，因为行政部门的懒政和效率低下，反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消耗，人们也备受折腾。更令人不满的是，带有行政审查意味的证件甄别，未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拥有权势者，似乎可以少受些证件之苦。
中国人办个证却特别难
办证麻烦手续繁杂，一双独家庭申请办二胎盖了30个红章需50页资料办完孩子已七个月大
一方面，数不清的证件成为了生活办事中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办证手续繁琐时间冗长更让人苦不堪言。诸多证件由政府行政机关发放，还有很多证件，仅仅是为了证明某人“有资格拥有做某事的资格”。北京晚报曾经报道，一双独家庭申请合法生育“二胎”，手续办理过程却颇费周折：全家人一起行动，盖了30多个红章，带着50多页的复印资料、身份证、户口本等各种证件奔波，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时，孕妇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人口迁移频繁的当下，人户分离的现象越来越多，证件办理并没有相应的改进，因此平添许多麻烦。武汉媒体曾报道，一个在武汉工作的青年，早年在孝感的一个国营工厂落户，后来工厂倒闭，他立刻成为黑户。在办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孝感不给办，说是原落户地已经不存在，武汉也不给办，说是没有在武汉买房子――他也买不了房子，因为没有身份证。在碰壁无数次之后，他觉得自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开除国籍了，他甚至还在网上寻求他国的接纳。这样极端的例子固然是少数，但因为户籍问题来回多地跑，为了一纸证书费尽周折的事情，很多人都深有感触。
对证件的巨大需求，让刻章办证小广告随处可见。
办证成了牟利手段，“办证经济”大行其道，郑州曾规定市民养狗就需缴纳600元办养狗证
利用部门权力，巧立名目办理各种证件，然后借机收取办证费用，“办证经济”因此得以兴盛。据媒体报道，中国目前的各种证件费用多达2000多种，而这些证件的办理有多少是非办不可的，有多少是有关部门为了收取办证费用而刻意规定的，有多少证件收取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一纸证件所应负承载的价值，谁也说不清楚。办证过程电子化进程缓慢，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各部门之间信息没有联网共享，也导致办证审批环节繁琐，工作效率低下，不但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还给自己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2007年10月1日开始，郑州规定了市民养狗要缴纳600元为狗办证，以后每年须缴纳200元的养狗管理费。为保证条例实施，郑州成立“养犬办”，花费数十万元添置了专门的打狗装备“铁甲威龙”。但此后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养犬办为督促居民掏钱办证的行动不遗余力，但郑州被狗咬伤的人数却与日俱增。 被百姓指为“只收狗钱不办狗事”的郑州“养犬办”，两年收取了1270万元管理费，钱流向了哪里，有多少钱用在了治理狗患上面？不得而知。
以证治国，政府什么都想管
行政权力无法对个人放心，证件成为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人身管理的工具
证件，是对公民进行人身管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政府，只有公社提供证明，农民才能买到火车票出远门，而没有粮票，连吃饭都成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证是维护体制自上而下运行而不失秩序的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旧有的证件对人身的限制有所减少，但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新证件，仍然作为政府之手延续着其管理功能，而非服务功能。从行政管理部门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行政权力将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权益置于自己公权之下。每一个人，都需要大量的证件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以及生活和工作的合法性。而在缺少权力监督的体制之下，证件泛滥和以证牟利就难以避免。
即使你想拯救溺水者，依然需要得到政府的一纸许可证书。
以证治国才能尽可能地将个人的生活工作置于眼皮之下
之所以如此强调证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保证尽可能地规范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让一切尽在眼皮底下。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或是想要出什么问题，一揪就是把柄。2003年3月，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无暂住证且没带身份证，只能被送往派出所并转送收容所，而不幸的是，在拘禁期间他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致死。
罗永浩在他最新的演讲中提到了，只有当方舟子公开质疑其外教资质，他才知道原来在中国聘请一个外国人当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还需要“专家证”。这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是行政管理部门绷得紧紧的弦。正所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更多的证件管理和认证规范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管理风险的降低。
人人皆是证奴
过度甄别让证件成为生活累赘，证件越多，人越不自由，越没尊严
在证件治国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正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证件困扰。过度甄别，使证件成为人生活工作中的累赘，只要任何一个证件出现一丁点麻烦，正常的生活秩序都要被打断，极端情况下甚至使人走投无路，没有了证件相当于人本身不再存在。以证治国，其实是以牺牲人们正常生活的便利，来达到降低政府管治风险的目的。
各类证件证明，往往和公民的权益直接挂钩，过度的、不受约束的证件甄别，意味着公民权益更加容易被损害。证件越多，则个人越不自由。公民的权利，并不由他们自己做主，而只能依附于证件之上。成龙曾经说过“中国人就该被管”，所以，每个中国人的一生，就是办证的一生。
证件面前，人没了尊严。
“你要知道，所有这些证都是伴随着生活而来，所以只要你生活，各种各样的证都会蜂拥出现，而且是连环证，一证套一证。你要是被拉回中国，你将永生，每天干两件事：服苦役、办证，或者是另外两件事：办证、服苦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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