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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一段半个世纪前香港边境的特殊历史，百万偷渡者跨越生死的逃港历程。恶浪、抓捕、越境、逃亡，从祖国的南部边疆下水，向着心中梦想的彼岸游去，《冷暖人生》一连两集特别呈现《逃港者》。
凤凰卫视1月1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一段半个世纪前香港边境的特殊历史，百万偷渡者跨越生死的逃港历程。恶浪、抓捕、越境、逃亡，从祖国的南部边疆下水，向着心中梦想的彼岸游去，《冷暖人生》一连两集特别呈现逃港者。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东方之珠、拥抱着我，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
陈晓楠：香港，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有着“东方之珠”的美誉。居住在此的影视明星、商界大腕、文化名流不胜枚举，如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传媒大颚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雄，“乐坛元老”罗文，“文坛巨匠”倪匡等等等等。不过，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人，他们其实还都有着另外一个共同的名字“逃港者”，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当年偷渡到香港的。
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当中有40多个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者”，就连着名的音乐家马思聪也是从大陆逃往香港之后定居美国的，而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当年是如何秘密逃亡的，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来到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很少有人提及，2010年，大陆作家陈秉安出版了一本名为《大逃港》的纪实文学，书里面记录了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发生在深港边境的逃港历史。此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30年间成功从大陆“逃亡”到香港的人，并不止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这个数字居然超过百万。但是回想起来，似乎多年以来，那期间种种泅渡逃生的惊心动魄，那些人生命运的悲欢生死，这一个庞大人群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种种故事，却仿佛始终是一个鲜少有人触破的禁忌，在历史上黯然无声。
陈秉安：香港最简单的账，从1950年的232万人到1980的506万人增加了300万，这300万人呢中间除去批准移民的每天50个，另外呢，除了自然增长生孩子的，300万人中间至少有100万人是逃港去的。
陈晓楠：它这人口里有接近一半。
陈秉安：其实逃港者是香港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香港人的很多思想、很多精神，很多文化根基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红树林中间就有很多人从这里偷渡，当时也有死的人，尸体就被潮水冲了之后，冲到很多在这个红树林中间来的。曾经有一对，可能是恋人吧，手用红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互相捆在一起，然后尸体都被打到，打到这个红树林里面，两个一男一女把手牵着尸体就摊在这里，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
记者：每回来这可能跟别人心情就不一样。
陈秉安：对。年轻人他们主要是休闲，记不起这段事情，我到这儿来以后会，知道的越多，可能想得就越多吧。
解说：在《大逃港》一书的封底，陈秉安手绘了三条当年的逃港路线，位于中线的深圳河最窄处仅两米，据香港最近，但当年守卫森严。东线的大鹏湾和西线的深圳湾与香港隔海相望，逃港者经常要经过一夜的泅渡才能到达，而不少人也在中途葬身大海。
陈秉安：我问过那些偷渡者，那些死的人是淹死的吧，他们说不是，是冷死的。下水以后，游的时间太长，人的所有热力全部都消耗了，就是人一到死的时候尸体当然就是冰凉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刘梦雄，他是香港的政协委员，他说我游的时候我到最后就已经是不行了，我就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陈晓楠：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游向了资本主义。
陈秉安：游向资本主义去了，对。
陈晓楠：你每次比如说去到这样几个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当年下水的地方，肯定跟普通的深圳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陈秉安：对。我会在那里站很久，有一次是我感觉一直都忘不了，我进那个小路上的时候，没一个人，很阴森的，走的时候我看见风啊，卷着地上沙，细沙子转，往前面去，你知道我当时一个是害怕，二是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说的阴魂不散，我那时候想到的时候，真的我就说这个话，你们放心，我一定记下来。
陈晓楠：那个过程也像是在和一个一个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灵魂相遇的这个过程。
陈秉安：对。好像是感觉他们要我做。
解说：《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1948年出生于湖南桂阳，当过运输工人，做过下乡知青，1978年36岁的陈秉安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大学毕业的他来到深圳，做了一名党报记者，1985年再一次采访中，陈秉安认识了一位香港商人，而这次采访也彻底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
陈秉安：就是我去一个合资厂采访，那个老板姓邱，他听说你们大陆的记者都是“书记记者”，上面怎么作报告你们下面怎么记，然后拿去发表了，我说也不尽然吧。他就问我说，你知道逃港这个事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敢写吗?我说敢，有什么不敢，我知道那时候写这个题材也是很讳忌的。
解说：彼时“逃港”还是一段不被公开的历史，陈秉安还记得小的时候，老家的一个表哥和表弟就曾逃到香港，而在他童年的记忆里“逃港”也始终是一个被人们讳莫如深的词汇。几十年后，当再次听到有人提起“逃港”时，年少的记忆和一个记者的好奇驱使陈秉安想要更多地了解其中的故事，于是，他跟随那名香港商人来到了深圳河边的一处铁丝网下。
陈秉安：铁丝网过去是山，都是崇山峻岭，然后就是很高的灌木，灌木下面有一棵松树，松树旁边有一个坟，坟上那时候还看到的到隐隐约约是红色的字。
陈晓楠：孤零零的一个碑。
陈秉安：孤零零的一个碑。他说对面你看到那就是我哥哥的碑，他说当时我过去了我哥哥没过去，这就对我触动很大，我就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把这个事记录下来的东西。
陈晓楠：所以你当时站在那个小山坡上看到墓碑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下决心了。
陈秉安：下决心了，我要写，我这个人做事，要看准这个事情就拼命去干，觉得这个事情有价值应该做的，我就会一直做到底。
陈秉安瞒着亲友暗地采访尘封的“敏感”历史
解说：然而作为一名党报记者的陈秉安深知，公开采访这段“敏感的”的历史，不但在当时不能发表，甚至还会丢了工作。于是，他瞒着周围的亲朋好友，开始偷偷搜集有关逃港的资料，借助采访需要，陈秉安来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室，翻阅那些已被“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
陈秉安：首先是不让我去看，因为我不是处级干部，东找关系西找关系，打介绍信，让我去看了，看的时候，我看本子登记，前面的人，哪些人看过这些报纸，两个，几十年了，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被人重视。
陈晓楠：被遗忘的历史。
陈秉安：被遗忘的历史，真的慢慢就这样过去了。
《广东省志》：1962年5月15日有4977人逃往香港
陈晓楠：从1842年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粤港两地的居民实际上是可以自由往来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防止境外的反华势力从香港渗透，1951年2月15号广东省政府颁布了禁令封锁河口，并且在深港边界设立了三道防线，私自前往香港的人将被视为“叛国投敌”，自此，在深港边界上竖起的铁丝网犹如10年之后的柏林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根据陈秉安的统计，在此后的近来30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方式从大陆成功逃往香港的人超过一百万，1962年，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日益严重，时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的陶铸下令开放河口，给饥饿中的难民一条活路，一时间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乃民纷纷涌入了香港。根据《广东省志》的记载，1962年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的人员达到数千人，仅是5月15号的一天就有4977人逃亡，而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也有四五千人，高峰期间，甚至达到八千多人，在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一时间，1962年的深港边境成了饥饿的难民们求生的最后稻草。
陈秉安：人山人海，铁丝网啊，一千多人，喊一二三四，哗、就倒掉了，赵紫阳拿望远镜看了，哎，这就跟黄海战役一样的。
解说：随着从全国各地涌入的逃港者日益增多，失控的局势惊动了中央。从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开始堵截收容逃港者，至当年7月8日止，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在翻阅的诸多历史档案后，陈秉安开始寻找“62逃港潮”中的亲历者，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他认识了香港一家金融公司的总经理叶小明，出生于粤北一个小山村的叶小明，12岁那年父亲在大炼钢铁中掉进的土高炉烧死，成了烈士。1962年，在饥饿中挣扎的母子俩决定铤而走险，到香港找活路，当年5月26日，在一场暴雨中16岁的叶小明和母亲踏上了逃港之路。
陈秉安：就他俩母子过了铁丝网，把那个铁丝网，有些人把它撬开，撬出洞了，从洞里爬过去之后，水已经淹到胸部来了，母亲牵着他的手，他拉着母亲，一起就在水中，就这样颤颤巍巍地就过去，过到已经到了香港那边了，这个时候呢水已经太高了，我们两个已经受不了了，赶快要找地方，这时候看见一个树，树上坐了很多逃港的人，都在上面躲水，这个时候母亲就把他推上去，别人把他推下来，母亲又把他推上去，因为当时个人都要保住自己的命，他就终于上去了，叶小明坐到了树上，他就拉他的母亲，树上人讲，你还来，还来，来的话就一起都掉到水里面去了，枝桠就要断了，有个人就一脚就把他母亲，踢到水里面去了，就不让她上来，这个叶小明在上面就哭啊，后来水退了，叶小明和他的老乡们一起来找他母亲的尸体，其实那尸体隔这个树不远，就是200米吧，就在两个树之间夹着，他说我母亲就夹在那里。她说我把我母亲埋的时候我就想，他说我这辈子一定要争气。
解说：在一份当年出版的香港《星岛日报》中陈秉安查实，仅叶小明母亲遇难的那一天，香港落马洲一带就发现逃港者的浮尸126具。此后，被母亲用命送到香港的叶小明，因为还未成年，很快便得到特许，拿到了香港身份证，在这张新的身份证上，叶小明登记的名字叫叶争气，16岁的他在香港从工厂里最底层的工人做起，一直干到了一家金融集团的总经理，然而，许多当年和他一样逃荒的难民却并没有那么幸运。
位于香港边境与市区中间的华山，当时是逃难者入港的中歇站，饥饿疲惫的人们在那里等待香港的亲友来接，原本有亲属在港的逃港者均可得到港英政府的安置，然而从1962年5月开始，因为涌入的难民过多，港英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华山的3万多名逃港者得知他们将被就地遣返。
陈秉安：答应他们的条件就是吃两餐饱饭，这两餐你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胀死的人都有，他说我就是死了，我逃过港去能够吃这顿饱饭值得，真的是这么一个感觉，那个时候，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我那时还小嘛，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想法，只要让我吃饱，我什么都愿意。
陈晓楠：那时候在那个山上，就有很多他们的已经到香港的亲属去寻他们是吧。
陈秉安：对。整个山头，就像哭天抢地，整个都一片哭声，喊声，你叫我的名字，我叫你的亲人的名字，互相叫，但是警察手拉手围着不准上去。
解说：随着华山上一幕幕生离死别的照片，在香港见报，这些逃港者们也牵动着所有香港人的神经，许多香港市民自发地将药品和食物送往华山，而在遣返途中，上万名逃港者的亲属曾躺在车前阻止军队遣送自己的亲人，很多逃港者也因此得以跳车逃亡，最终，港英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将聚集华山的逃港者运回大陆。
陈晓楠：那这路边的这些亲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
陈秉安：眼睁睁看着送走，有些是丈夫先过来，妻子后来过来的，丈夫就看着妻子走啊，有些是父亲看着儿子走啊，有张照片呢，还有一个父亲先逃到香港来的，定居了，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跑过去，跑过香港来，结果有个女儿在路上就是找不到了，那个照片是父亲背着那个小的女儿和那个妻子一起在那哭。
解说：2007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至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有关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此时的陈秉安突然意识到，自己偷偷采访和整理了22年的“大逃港”，终于有机会公开了。2010年初，在补充了一些官方解密的档案和当年广东省领导的采访后，《大逃港》一书集结出版，当年年底，他突然收到了一个香港寄来的包裹。
陈秉安：打开一看，里面全部都是一些资料，用手写的歌曲《偷渡者之歌》，写的偷渡经历的这些文章，上面留了电话，我就根据电话号码打过去，这个人叫黄东汉，他说，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逃港的朋友，就都聚集起来了，一个呢，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事情写进去，第二个呢，我告诉你，我们还想建一块纪念碑，纪念在逃港中死去的这些人和纪念这件事情。
解说：2011年初，陈秉安来到香港与黄东汉相见，他也因此走近了越来越多的逃港者，这些人都来自香港知青联谊会，如今的他们都已经六七十岁，回忆起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每个人都记忆犹新。
莫耀坤：我上来（香港）的时候没鞋子啊，光着脚板在上海街那里一直走，走到现在那个先施大厦卖手机的那个楼下那边，叫我朋友，马上带我们去女人街附近那里去买鞋子穿。
解说：今年68岁的莫耀坤，祖籍广东番禺，文革期间，出生于商人家庭的他，被打成了“走资派”，面对无休止的批斗，26岁的出逃香港。然而因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营生，如今，68岁的莫耀坤依然靠开出租车维持生计，今年60岁的张宇德是陈秉安在香港认识的偷渡经历最为曲折的逃港者，经历了 4次偷渡的他，曾经被大陆公安、香港水警和英国驻军分别抓获，1975年，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香港的张宇德，在一家印刷厂找了一份月薪800元的工作。
张宇德：觉得很好啊，800块一个月，当时我在大陆农场的时候才22块一个月，而且香港是到处，要吃什么，要用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感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当时是香港跟大陆的那个距离啊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
解说：此后，张宇德在香港当过小贩，开过货车，靠着多年的积蓄转作房产经纪买卖居屋，也曾风光一时，然而，1997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将他多年的经营付之一炬，张宇德也不得不再做回了货车司机。张宇德的朋友关镇威，今年64岁，是香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1975年，他同样经历了四次生死偷渡才最终来到香港。
关镇威：偷渡的人，一下决心要偷渡就到死都要偷渡，其实很多现在来不了的，有的十几次的，他们都不会放弃的。
解说：1949年出生于广州一个小商人家庭的关镇威，20岁时，被下放到海南岛当了知青，在那里，他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然而面对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知青生活，1974年，想要改变命运的关镇威决定到香港去闯一片天地，为了躲避深港两地的警察抓捕，他选择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逃港路线，啊关镇威由虎门一带下水，沿珠江入海口游至香港，全程将近150公里，因为路线太长，他在中途选了四个岛屿和灯塔作为中歇站，在1974年这一年中，关镇威三次逃港、三次失败，最后一次，他险些葬身大海。
关镇威：我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晚上的时候，那个人都虚脱了，已经有一些幻觉，很疲劳，就是有时好像想到我又来到香港了，就这样迷迷胡胡地，被水一撞，又清醒了。
解说：最终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关镇威被附近岛上的驻军救起，在得知他是逃港者后，士兵们将他关在岛上，等待有船来时送回大陆。一天，趁守卫不备，关镇威夺路而逃，拼命奔跑的他，被追赶的士兵逼进了一处防空洞的角落，一幕令双方都哭笑不得的“猫鼠游戏”也就此拉开。
关镇威：他们就蹲在那里，很静很静，滴水声都听得到，但是我在里面很冷，一冷人就吸气，那个声音在防空洞里面就很大声，他们就肯定我在里面了，一来的时候呢，用电筒这样照，我就一沉，沉到水里面，闭不住气的时候呢就出来了，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笑，他都发笑。
解说：1975年开春，26岁的关镇威才和几名广州知青一起成功逃港，来到香港后，关镇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大陆知青，一直读完了MBA，1990年，已经是香港一家公司高官的关镇威，被派驻广东东莞工作，此时及已经拿到香港户口的他，变成了那里的“贵族”。
关镇威：我们去到有一个套房，有一个套间，洗手间，吃饭又有管理人员食堂啊，都是好像贵族一样的，但是慢慢的呢，国内开放了，慢慢慢慢又变了，差不多5年10年都一个变化了，所以两个世界都是轮流的，你追一步，我又跟上，我跟上来又超过你，你又追上来。
解说：如今，64岁的关镇威闲暇时经常会去参加香港知青艺术团的演出，这里的团员们大多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如今，每次往返香港，经过罗湖口岸时，陈秉安都会久久凝望着远处的一片墓群，这里是那些死去的逃港者亲友为他们自发修建的，墓群所在的地方如今仍是禁区，只有每年清明，亲属才能过去扫墓，因为他们大都葬身大海，所以很多碑下其实什么都没有。
陈秉安：成功的是有不少，死去的谁知道，恐怕也是不少，只是没人去统计这个数字。
陈晓楠：也没法再统计了。
陈秉安：没法统计了，多惨烈的事情。
解说：他和女友是一对逃港中的“亡命鸳鸯”。
男：是我害了她一辈子。
解说：逃亡中，他分别被公安、港警和英军抓获。
男：马上就从四面八方英军就来了。
解说：从中国的南部边疆下水，游向心中梦想的彼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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