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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老人为何会找小姐，什么样的小姐会为老人服务？为什么八九十岁的老头路都走不稳，却还会买春？对医学常识的无知，出卖身体的中老年女性和买春的老头都不戴安全套，导致有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某名校社会学系博士苏萍（化名），曾参与过多次艾滋病课题研究。2011年，当她走进南部某省C城的东大桥地区时，所见所闻带给她极大的震撼：没想到在如此脏乱差的地方，中老年人性交易“红灯区”却供需两旺。而二三十元的交易价格、提供性服务大姐们命运之悲苦、以及他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都令人惊讶。
在C城东大桥，据当地疾控中心统计，最多时大约有200多个性工作者。但由于她们的流动性、隐蔽性，政府和民间都无法统计出确切人数。
从2011年到2015年间，苏萍在C城东大桥做了累计8个月的田野调查，四次到该地区，每次一个月到三个月。她重点追踪访谈了41位农村老年男性，其中33个嫖客，其中30位是艾滋病感染者。她还对15位出租屋小姐进行过访谈调查，同时她还详细访谈了老年男性、店铺老板、C城市疾控中心官员、老年嫖客老伴等数十人。
C城东大桥是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区，码头文化、商业文化和普通百姓市井文化交融。其他街区已非常现代化，但东大桥仍是脏乱差，面临着拆迁整改。这里街道狭窄，路旁是低矮的旧楼房。一层临街商铺大多是理发、缝衣、编筐等店面，街道上还拥挤着从山上挑担贩卖物件的小商贩。沿河的那一边，不少吊脚楼被埋在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里。靠近河岸的地方还临时搭建了有几十间棚户屋，里边住着中老年小姐。她们有时候关着门做生意，有时候就敞着房门洗衣或做饭。河堤上，不少老头子来回逡巡，不断向棚户屋张望。
在苏萍的观察中，早上七点不到，东大桥就开始热闹非凡，早点摊、地摊摆出来，一些老爹也已经背着手或者拿着包就出现在街上，从事性交易的大姐们要不已端坐出租屋门口，要不也打着艳丽的遮阳伞走到河堤上揽客。
浮萍般的大姐们，称租来的房子为“屋”。东大桥的“屋”对这些大姐而言，虽被人指指点点，但与在发廊、酒店等其他地方比起来，她们觉着这里更有尊严、自由和控制权。“屋”不大，大多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只能摆得下一张床，还有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用来做饭。
2015年苏萍离开东大桥时，那里已开始拆迁，很快将建设成为河岸旅游休闲度假区，而那些大姐有些回到老家带孙子孙女，有些分散到市区隐蔽的住宅区中继续“做生意”，而时常光顾生意的老爹，也随之而去。
2016年4月，苏萍在和其团队长达五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对C城东大桥的历史、农村老年男性在东大桥“找妹子”经历、从事卖性服务的农村中老年女性状态、东大桥的艾滋病情况等方面展开详尽的描述和讨论，展现中国内陆农村老年男性和中老年女性在衰老和弱势的生存境况中追求个体欢愉和家庭生计的过程。如今，该论文正在准备出版中。
笔者根据论文内容和对苏萍的访谈，对这个最底层的中老年性交易群体群像进行浅描，试图折射贫困乡村中老年人情感上的伤痛和传统家庭关系的变化。
当然，类似现象也并非C城独有，在很多城市隐蔽的角落都存在。从事公益服务的“青原色创新实验室”李艺泓也曾对江西J城中心区一条老巷子里的老年女性性工作者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老人买春”是一个研究空白
苏萍走进东大桥，最初源于对当地老年人艾滋病流行情况关注。她很早从数据上发现老年人艾滋病感染率上升，历年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下文简称HIV/AIDS病人）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但近年来，国家流行病学数据体现出趋势之一就是老年人感染报告数增加明显。
而苏萍发现，截至2015年世界艾滋病日，流行病学调查已显示如广西凭祥、湖南湘西地区、江西部分地区等，老年艾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趋势，且几乎都是经异性商业性行为传播。
目前，中国越来越关注养老问题，但苏萍发现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和性需求较少有人关注。国内社会科学界对“老人找小姐”问题的研究基本空白，一些媒体报道过老年人被抓嫖新闻。报道解释认为，老人经济条件好了，身体不错，因为孤独来找小姐。但苏萍认为这些理由无法深入解释那些成群结队找小姐的老年人，他们不仅仅是孤独。
为了与二三十岁的“小姐”区分，苏萍用“大姐”称呼这些四五十岁甚至60岁的性服务者。C城东大桥是附近农村老年男性的“市中心”，他们在此买卖货物、社交、求医看病、休闲娱乐，也是他们“找妹子”的地方。
苏萍发现，当地的老头即老爹会通过“看”、“走”、“谈”以及“帮拉客”的方式和大姐之间互“撩”互动；通过“摸一下”、“来一下”、“聊白话”等暗语讲价买春；更有老人与大姐成为情人。
大姐们认为自己“下水”很丑，不光彩，但也有的人认为“笑贫不笑娼”，没钱更会被人瞧不起。她们不会告诉家里人做什么，但其实不少人的家人知道，但只要她们持续向家里寄钱，家人就装糊涂。
在东大桥，做卖春生意的大姐与房东形成“共生”关系，在她们遇到骚扰和被联防队员抓时，房东会提供帮助。实际上老年嫖客对当地警方而言也是难题，东大桥性交易价格太低，老爹都很穷，抓嫖客时抓到这些老爹，因为担心老人身体出意外，不敢长时间拘留，又难罚到款，各方面也就没有动力来扫黄。
揽客大姐唱“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不用说话，只需一个眼神，卖春的大姐和卖春的老人，都知道对方意思。有个老爹，逡巡多时，路过“丰满大姐”屋子时，先瞅了瞅四周，见没人注意他，先前腿脚不利索的他，却能一个箭步冲进“丰满大姐”屋里，随后急切关上了门。
还有一次，一个老爹跟老伴路过，老伴在前面走，老爹在后面，他看到“丰满大姐”就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用力扭着头看，脸上表情紧张又愉悦。走了很远还扭着头，让人担心头会扭断。
临街的大姐不会主动揽客，她们只消搬把椅子坐在门口，与路过的老爹“眉目传情”。而租住深巷子的大姐，为了“生意”只能到河堤上揽客，她们也最吸引老爹目光。
她们打着红色、粉色、黄色等鲜艳的遮阳伞，穿着鲜艳衣服，有的大姐还穿短裙、黑丝。每天上午9点到12点左右，打伞的大姐在河堤上眼神迷离，10点钟到11点生意最多。研究者苏萍发现，揽客最活跃的是粉伞大姐和紫伞大姐，一个妖娆，一个诱惑。
穿红衣、撑粉伞的大姐盯上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爹，跟在老爹身侧边走边唱“女人是老虎”：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他们没有过多交流，老爹侧耳听了会儿歌，就跟着她走向巷子。粉伞大姐向巷子深处走，起初老爹还有点儿犹豫，站在桥头犹豫了一会，后来就跟着粉伞大姐进了屋，大约七分钟后，这位老爹从屋里走出来，脸上表情满足。
12分钟后，粉伞大姐又回到了河堤上，她撑着粉伞跟另一个老爹搭讪，伸出两根手指，要20块钱，老爹摇头，粉伞大姐有些恼：这都没得！生意没谈成，不过老爹也没白来，临走搂了大姐一下，手在大姐屁股上摸了一下。
紫伞大姐身穿修身黑衣短裙、黑丝袜，是粉伞大姐的“竞争对手”。一个老爹刚走到河堤中间，大姐用紫伞挡着，拽了一下老爹衣袖，问老爹要不要，老爹看了看她，起初没动，但当紫伞大姐往巷子深处走时，老爹也就跟着走进去。10多分钟后，做完“生意”的紫伞大姐又回到河堤。她瞄上了一位拄着拐杖、走路颤颤巍巍的老爹，老爹看起来至少80岁。
“二十块钱，玩下嘛，来嘛！”紫伞大姐眼里都是媚态，嗲嗲地说。随后她慢慢踱步向前走，三步一回头，老爹着魔一样，拄着拐杖迈着小碎步跟着。紫伞大姐已走进了巷子，而老爹还在桥头，紫伞大姐回头喊：下来嘛，来嘛！
老爹左右看了看，看没人注意，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进巷子里。巷子口那片拆迁后留下的碎石瓦路，对于老爹是个考验，老爹走得小心翼翼。拄拐老爹从往巷子里走，到走进紫伞大姐的屋子，到做完生意出来，用时约12分钟。
这些大姐们对七八十岁的老爹并不惊讶，其实来买春的老爹中，年龄最大的九十四岁。
在东大桥“做生意”的大姐一直处于流动中，但年纪越大的大姐，流动性越低，如爱玩牌的“赌王大姐”已在东大桥15年。
“赌王大姐”总结说，东大桥客源稳定，虽然这一带没有“红灯”标志，但对周边乡里人而言，这是他们往来交通便利的商业区，很多老爹都是固定客人。另外她们与房东及周边商户有着互惠关系，互相照顾生意，“在其他地方，要看老鸨脸色，做生意还被抽成，在东大桥，做一个还是做两个，没人抽成，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跟谁做，想休息就休息，在这里300块钱租房，是自己的空间，想关门就关门，也不像以前担心被派出所抓了罚钱。”
这些大姐们还认为，这里主要做老爹的生意，老爹的时间短、效率高。一般大姐不让老爹脱光衣服，只求速速解决，基本上每个老爹找一次妹子，从进门到离开，只要10分钟左右。夏天湿热，一般只有半个上午、做五六单生意。而春秋和冬天，大姐们一天可做10多次至20次生意，这样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这也和当地疾控中心根据免费安全套发放情况间接计算出来的数据比较一致。
带孙子的大姐：等孩子睡着了“做生意”
在东大桥做性工作者的大姐，绝大多数都婚姻都不美满，几乎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不靠谱的丈夫、一两个有问题的儿子和需要养育的孙儿。
这些大姐没人从年轻时就做小姐，他们从乡里出来，做过很多工作，如卖菜、宾馆服务员、保洁员等，但因工资太低无法养活全家。
“带孙子大姐”有个不到2岁的孙子，她无奈地说，要等孙子睡着了再做生意，她专门做熟人生意，自己安排时间。
东大桥的性工作者大姐都有着相似身世，婚姻大多由父母包办，和丈夫没感情，性格不合。
带孙子大姐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因为家里太穷，选择范围很窄，只能找又聋又哑的老公，结婚后她担负一家开销，后来她曾带老公出外卖菜，但照顾不了，只能把老公送回家，她自己开始接客人，同时他还帮人洗衣多赚些钱。
“女儿小的时候我去地里摘包谷，没管她，她父亲带着，但是父亲残疾，没有看好女儿，女儿抱着农药当成饮料喝，最后也变成残废。”带孙子大姐的厄运连连。
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政府每人每月补助150块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2015她除了养残疾老公和残疾女儿，又多了一个孙子，家里人看不了，她就带着孙子“做生意”。
“我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什么福也没享过。娘的关爱，婆家的照顾，老公的帮助，都没有，照顾两个残疾人就够辛苦，最后孙儿还要我来带。”带孙子大姐忍不住流泪，感叹命运不公，但她不想回家，说一看到残疾老公就烦。
东大桥的大姐几乎都结过婚，生过孩子，只有个别四十岁出头的大姐没做奶奶，其他人都是奶奶辈，其中很多人已与老公离婚。
年轻时，她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媒人介绍，家里兄弟多，在农村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母普遍认为养女赔钱，嫁出去减轻负担。这些大姐受教育程度又都在小学以下，婚姻非但未能改变命运，反而命运更悲惨。她们与老公难以交流，生孩子后普遍做了结扎或带环。
比较矛盾的是，她们理解老男人为何到东大桥找小姐，知道老头子缺少跟老婆交流，缺少关爱，但她们却愤恨自己老公去嫖娼。另一方面，很多大姐的老公都知道妻子在干什么，认为妻子“脏”，拒绝跟妻子过性生活，但却向这些大姐索要钱财，然后拿钱去赌博、喝酒等挥霍。
平时大姐们也羡慕城里人夫妻和睦家庭幸福，“都是一样的人，但我没他们命好。”大姐们普遍埋怨老公对抚养孩子没付出，没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她们也从不反思自己对儿孙的教育问题。
打扮时尚的“二房东大姐”在东大桥租有两处房子，白天做生意，晚上要带两个都在读小学的女儿。她是这里唯一养着宠物京巴的性工作者，她老公来东大桥第一件事,就是翻她皮包，找到钱就去花。
除了不幸的婚姻，大多数大姐也都有一个没出息的儿子，她们“下水”的原因最初也是为了养儿、养孙。
“你是大人，你要管儿、管孙。”一位大姐的儿子总向她要钱。她回老家会给孙子们买衣服及生活用品。大姐们的儿子，很多人知道母亲靠出卖肉体赚钱供养着他们孩子，仍旧认为是天经地义，还继续去喝酒、赌博。
二十六岁时吴大姐守了寡，她的老公被毒蛇咬死。她的一儿一女也赚不到钱，“如果我不出来做小姐，想养活两个孙子，儿媳妇就得出来做。”有次吴大姐回家看五岁的小孙子，孙子说：“奶奶，别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我也想上学。”吴大姐红着眼睛说，她就是“做生意”累死，也要让孙子上学。
平时吴大姐舍不得给自己买贵些的衣服，赚了钱大部分寄回家，她的很多衣服是向别人讨要的，或花上五块、十块买的。
大姐们命运类似，有的大姐老公是残疾人或长期生病，有的因矿难去世，大姐不得不成为家中经济支柱，供养整个家庭。在东大桥卖春十多年的“赌王大姐”，与婆婆不合，因贫困曾到广东、浙江、河南的工厂干过，但没攒下钱。她的妈妈死得早，有时她还给爸爸钱。离家五六年后，她走上了出卖身体的路。
做“生意”不妨碍找情人
在东大桥的很多大姐，大都有熟客和情人，不但能提供经济上帮助，也能获得保护，遇上难缠的人或问题，有个情人更有安全感。有的大姐曾被警方抓了，她的情人老爹会去交罚款。
情人之于大姐，有搭伙过日子、保护、生活上帮扶等方式，与在河堤上打着伞揽客的那些大姐不同，沿街屋子大姐不会主动揽客，如“丰满大姐”只需开着门，坐在门口，路过的人就明白。
丰满大姐有时穿粉色T恤、黑色西装外套，有时穿嫩黄短袖、外套对襟外披，里面T恤颜色鲜亮，吸引别人。
很多老爹“饱眼福”也是到东大桥的目的。调查者统计，57个老爹中95%以上路过租屋时只是驻足看一会儿。
“有些老头子不做生意，但是几乎天天来，就为看看，他们一天来回好几趟，对我们这边房子痴痴望着，痴痴地看。”
有一次晚上，“丰满大姐”男朋友覃老爹喝了酒跑来找她，被她打了出去，但有了事他还是会帮忙，“我有时没钱，想回家，他就给我交房租，有时没米了，他也给我买。”丰满大姐觉得覃老爹对她真心，他还给丰满大姐买了电饭煲。
覃老爹是附近的村民，进城修桥打工。他跟丰满大姐在一起已两年多，每晚到丰满大姐屋里住，就省了租房的钱。每个月，覃老爹回村看一看老伴，平时覃老爹会给丰满大姐买些生活用品，比如蔬菜、水果、药物等。
“下岗大姐”有个长期合住的老爹，老爹以前做过公职，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一只眼看不清楚，但声音洪亮，常和下岗大姐一起吃饭。当下岗大姐做生意时，情人就躲到外面。下岗大姐曾被人抢走过金耳环，现在有情人保护她心理踏实很多。她对这位老爹也十分关心，为了给老爹眼睛做手术，下岗大姐出了一万多块钱，带老爹到上海看病。
大姐们还攀比情人送的礼物，和丰满大姐相熟的大姐说，情人有时从乡下带腊肉和鸡蛋送她，还有一位大姐情人曾带她到去旅游。爱打扮的“美美大姐”就被其他大姐羡慕，她的头发梳着辫子，穿短款蓬蓬裙，背一个双肩包，化着淡妆。美美大姐爱笑，一笑脸蛋有酒窝。其他大姐调侃她，“她多幸福啊，衣服也是老公买，包包也是老公买。”大姐们说的老公，就是美美大姐的情人。
情人老爹不再像普通嫖客一样，每单生意都结算，而是用帮大姐购买日常用品、交房租等补偿。基于双方熟悉和信任，大姐和情人性生活不戴套，虽然疾控中心人员常告诫，但他们还是不当回事。事实残酷，不少大姐和情人老爹染上艾滋。
那个每天边绣十字绣边等客人的60多岁老太太，2013年当地疾控中心检测出她感染了HIV。2015年苏萍再去找她时，十字绣老太太已被她的情人老爹接走，两个人到其他地方生活，这个不离不弃的老爹情人获得大姐们一致称赞。
大姐们不愿脱上身衣服
C城东大桥大姐做生意不愿客人脱光衣服，更不愿客人脱自己的衣服。脱穿衣服会占用时间，大姐希望速战速决，多接客人。她们其实愿意做岁数大的老爹生意，因为老头子每单生意时间更短，被抓现形几率也低。
“有的老头两三分钟就完了，像公鸡一样快。”大姐们说“公鸡型”的老爹很受欢迎。也有老人身体不太好，大姐们也担心老年人服用药物发生意外，大姐们最怕吸毒“吃粉”的人，担心被抢劫、发生意外。有的老头子不愿戴套子，做生意前，大姐们要倒一盆温水，帮老头子清洗，然后悄悄戴上套子。
大姐们也排斥抚摸和亲吻，认为这是性服务额外的事，但有些老爹会跟大姐商量，钱照给，但只摸几下。爱好打牌的“赌王大姐”说，口水、气味都很脏，多给钱也不同意。“有时老爹对着我，我就扯了纸把嘴捂上。我的脾气暴，有时就骂人。”
研究者认为，中老年妓女是个底层中的最底层。东大桥大姐“做一次生意”仅二三十元，她们记得20多年前做一单生意才五块钱，甚至萝卜白菜也能换一次。
“赌王大姐”表示，交易价钱越便宜、接客越多时，安全套使用率越低，“一天接十五六个人都不戴套子啦，套子一块钱一个，这也是一笔成本。”
当地疾控中心曾根据东大桥大姐们去免费领取安全套的数量推算，大姐们平均每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上，生意最好的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
大姐们的花费主要是交房租、吃、穿及打牌。每月房租200到400元，吃饭很节约，买东西主要是很便宜的衣服、生活用品。
除了生活必需和寄回家养儿养孙的钱，随礼是大姐们主要开支，亲戚各种婚丧嫁娶、满月、升学等都要随礼，一年可以随出去上万元。
尽管赚钱辛苦，但东大桥大姐们又痴迷打麻将，以五元十元为基点，有的人半天能输掉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大姐说，这是她们唯一娱乐和寻求刺激方式，打麻将输钱不心疼，这也是她们互相交流、融入圈子的途径。
七旬田老爹染艾滋仍“找妹子”
虽然感染了HIV（艾滋病毒），但70多岁的田老爹根本没当回事，政府防艾人员告诉他，以后别再去东大桥找妹子，以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别人或再染上其他病，但田老爹还是会偶尔去买春。
生于1940年的田老爹回忆，小时候他第一次到东大桥就被繁华给震惊了：沿河一排排吊脚楼，人来人往的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人，花枝招展的妓女……那时农村人去一次东大桥能回味半年。最吸引男人的自然是有魅力的女人，那个年代打扮时髦的妓女是东大桥一景。
70年过去了，暮年的田老爹仍痴迷东大桥，那里有他魂牵梦挂的“妹子”，10多年前他就去东大桥“找妹子”，一年去三四次。
从没见过、也不知道安全套的田老爹，感染了HIV。“我早也是死，迟也是死，怕啥死啊？”田老爹一点也不担心艾滋病，他更担心孤老无依，瘫痪在床没人管。
感染HIV后，田老爹家里有了低保补助，他说是疾控中心帮他办的，“因祸得福”的田老爹和老伴对政府感恩戴德，一直说政府关心他们，生了病还给免费治疗。
同样因在东大桥找妹子而感染艾滋的赵老爹也看淡生死，他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晚上躺在床上数星星”，屋前就是他劳作了一辈子的农田，现在他还在种。
赵老爹的女儿已远嫁，不能时常回来看他。感染艾滋让他有一种解脱感，他不怪政府，只怪自己命不好，也在感谢政府给他免费药物吃。田老爹、赵老爹等老人都会流露出“来日无多，及时行乐”的想法。
小时候田老爹家很穷，他是四兄妹老大，为了养家，小学没读完的田老爹就开始干活挣公分，他一年干活至多能挣个几十块钱。家里四五个劳动力，一年才挣100多块钱。“逢年过节，生产队长发个肉票，半斤肉，一两斤油。”
经过1959年饥荒，见过饿死人，修过水库、公路、干过木匠的田老爹，一直干到40多岁，幸亏田老爹有木工手艺，生产队发不出粮食的年代，他就到街上买一碗饭，回家分了吃。
年轻时，田老爹喜欢和工友去东大桥听戏，二十六七岁时，田老爹才经人介绍娶了小他6岁的老伴，后来有了孩子，干活辛苦，夫妻早早就没了性生活，而且很多人因计划生育早早结扎，导致心理也很受影响。“有人被强制结扎后认为变成太监，所以去东大桥找妹子，就是想证明自己还是男人。”
田老爹在东大桥有“老相好”，每次路过他都会去看一下这个妹子，回家后还常打电话联系。田老爹问过相熟的妹子，为什么要做这个，妹子说她娃儿们要读书，没钱。
苏萍认为，这些老爹曾是生产力主力军，他们出身正，都是贫农，在集体化过程中听话干活，但他们的受教育期和青春期都在集体化制度中度过，婚姻是为了繁衍和养育后代。老爹们缺乏倾诉亲密话语和建立亲密关系的空间和机会。所以他们会跟大姐们说“我想你”、“我喜欢你”，大姐们表演愿意听，对老爹们来说就是一次情感倾诉。
老爹们家庭收入主要靠孩子打工给钱，老年男性在家庭中失去了对于钱的支配权，没有权威和地位，他们有种被遗弃的感觉。
预防老年人性交易传播艾滋的难题
C城的疾控中心人员会定期走访东大桥，给性工作者发安全套，并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但疾控中心有力不从心的尴尬，如性工作者的具体人数无法准确统计，性工作者会隐瞒卖春次数，甚至倒卖安全套。
在该省和C城市疾控中心的支持下，苏萍等人对2009年由流行病专家做的一项调查进行了再分析。这项调查中46男，34女，80个老人中小学学历和文盲有63人，这80个老年人中，有78个不使用安全套，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一小部分觉得没必要。已检测出的农村老年女性，感染途径多为配偶家庭内传播。该省疾控中心对27个老年男性HIV感染者的人的配偶进行检测，发现14例HIV阳性。
这78个在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的老人，26个是因为老年夫妇双方中有一方结扎，8个上环，31个不知道使用，11个认为没必要使用。
2010年，C城市疾控中心曾在东大桥市场进行摸底调查，28位大姐中发现3例HIV阳性。这三位大姐，都已是奶奶。她们得知感染艾滋后，并不是担心生命，而是怕官方阻止她们继续做生意，还担心会传染给孙子。调查人员发现，几年后其中两个感染艾滋的大姐仍在继续“做生意”。
相比C城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宣传的健康知识，东大桥的大姐们更相信自己姐妹间互相传授的“健康知识”，清洗男客的下身，观察男客是不是“看起来”干净，然后大姐们还要清洗自己的下身，认为洗洗就能预防脏东西、病菌，有的会清洗安全套重复使用。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认为，女性性工作者有80%来自农村，普遍家庭贫困、教育水平低下、绝大多数都经历过创伤、缺乏正式工作机会。低端性工作者中，44%都是大于36岁的女性，但她们的感染率却占到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人群的近60%。景军认为，中老年暗娼比年轻暗娼在面对艾滋病时更易受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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