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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325 | 1 ☆─────────────────────────────────────☆
fead (fead) 于 (Sun Feb 7 11:10:12 2010, 美东) 提到:
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西哲
柏拉图当年将诗人请出“理想国”，想必有他的道理。中国帝王史上真正堪称大诗人的
，只有两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后主李煜，其余种种，不过雅喜涂鸦而已。曹操雄才大
略，鲁迅先生对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则昏聩懦弱，以泪洗面，别说摆帝王的谱，质之以
普通男人的标准，也难说够格。他如乾隆之辈涂鸦族，涉艺与做秀无异，书摹二王而格
不肖，诗耽唐宋而气不逮，徒见雅音靡靡，情思昏昏，遂把父祖辈打下的铜铁江山，逐
渐摩玩成一张柔丽宣纸，终成一代不如一代，一朝崩塌一朝的坏局。可见，诗人而兼国
君，慨乎言之或可，概乎言之则非。
比如开国之君与守成之主，生命气象就可能天差地别。后者不过赖先祖荫庇，黄袍
加身匹似现代社会高中六合彩，所以除了有数几位中兴之主外，多不足挂齿。而前者，
无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孟德，“一条杆棒等身齐，
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赵匡胤，还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都属
人中奇杰，都能赖一己之力令江山变色。如果他们戎马倥偬之余还能意外地保有吟诗爱
好，如曹操“登高必赋”，就有可能使诗章别生出雄杰超霸之气，令只知牢骚满腹的寻
常骚客气为之夺。曹阿瞒诗境之豪迈，诗情之沉郁，诗语之通脱，向为世人称道。开辟
新中国红色江山的毛泽东，其气度、胸襟较之魏武帝自当仁不让，或也当作如是观。当
然前提是，我们先得对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地位、价值有一个客观探讨。
即使公元二八ОО年的史学家，在他们“遥想润之当年”之时，大概也会把毛泽东
归于力能扛鼎的历史巨人之列，就像毛泽东本人曾在“往事越千年”之后遐想“魏武挥
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一样。然而，曹阿瞒的遗篇再过八百年肯定还有人读，毛泽东
作为诗人的“遗篇”，那时会有人读吗？也许有，也可能没有，但现在设想这个问题有
点无聊，因为，很可能至今为止，毛泽东的诗词还不曾得到严肃对待。诗坛上的毛泽东
，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历来有点夹杂不清。
的确，毛泽东太特殊了。在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当年每拿出一首旧作发表，百姓
们都要欢天喜地一阵，不多久，它就会被谱成曲，在电台里反复播放。结果，这些本该
按艺术标准鉴定的诗作（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本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竟无一例外
地被推崇为“最高指示”的另一种发布形式，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明确信
号。比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句，就曾被政治敏感家断定为吹响了
又一场革命运动的伟大号角。当年书店里各种毛泽东诗词注解本，也多以挖掘微言大义
为己任，评家往往完全丧失了评论的客观立场，以只有歇斯底里的畸恋才可能想到的语
言，把毛泽东诗词一一升华到（实际当然是一一贬低为）巍峨的政治高度和只有上帝亲
自写诗才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之相应，引导审美阅读的使命也惨遭蹂躏，它们一次
又一次地被评家的效忠热诚所代替，遂使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
，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热情到无情程度的赞颂。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成就究
竟如何，一方面说者纷纭，汗牛充栋，一方面竟好像成了某种自明之物，可以无须任何
说明、阐释、论证就高高在上起来，正如人们高呼“万岁”时也没觉得有必要论证“万
岁”是否可能、是否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样。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对当一名
诗人有一定的自信，那些为政治动机而背叛艺术标准的评家，便有可能既侮辱了缪斯，
又拍错了马屁。我估摸世上最能让毛泽东心跳脸红的美事，即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据
实道来，在全文不出现一次“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只以诗人的标准对他作一番鉴定。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有感于 “一部分说得不对”的评论（当然“全是好心”），认为“
有说明的责任”，遂亲自作了一些“自注”.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说明，乃是此前
没有一位注家敢于指出的。也许还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思考过
。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怆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四年
，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等。一九二七春，这不正是毛泽东计划发动
秋收起义之前吗？怎么可能“心情怆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呢”？而在进行史无前例的
伟大长征之前，毛泽东又怎么可能“心情又是沉郁的”呢？——也许，毛泽东是想委婉
地告诉那些“注家”，诗人首先是人，有哀有乐有喜有愁，要评论我的诗，必须先从此
入手，然后才谈得上什么“伟大领袖”. 认为我作为人民领袖就必须永远大气磅礴，始
终意志坚定，从来不曾有过“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其实是一种貌似恭敬的“妖魔化”
行为。附带提一下，我们过去一直以为“长征”是毛泽东做出的伟大决定，读美国人哈
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才知道“长征”的决定毛泽东不仅未
与之闻，甚至当时还有可能被送到苏联去治病（或遭内部清洗）。事实上毛泽东是在担
架上开始长征的，当时他被排斥在中共领导层之外，所以心情当然可能是“沉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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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k (ttt) 于 (Sun Feb 7 12:51:05 2010, 美东) 提到:
转的完整版？感觉作者最后才是刚刚开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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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d (fead) 于 (Sun Feb 7 14:52:27 2010, 美东) 提到:
我手头有三本毛泽东诗词集，最早的一本出版于一九六八年，书名《毛主席诗词》，
编辑者署名为“同济大学《教育革命》杂志编辑组”，共三二二页。书籍装帧就当时印
刷条件，可说极尽奢华。该书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定价，显是无价之宝。的确是无价之
宝，因为书中所有评语，都是赞美，是那种不遗余力、不计后果、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赞
美。典型句式如连用三个“多么”、“何等”，句末加感叹词“啊”等；典型判词有“
伟大的史诗”、“辉煌的革命史诗”、“光辉的诗篇”、 “横绝万古”、“绝唱”、
“世界艺术的顶峰”等。篇末号召“学习”、“战斗”、“保卫无产阶级红色的铁打江
山”或把什么玩意“发扬下去”，也属必不可省的结构。第二本是一九九八年四川人民
出版社出版（二版）、蔡清富、黄辉映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大观》。到底是今人眼光，
世象早已不同，手眼大可翻新。该书体例上除循例有“写作背景”和“讲解”外，还设
“疑义辨析”，客观求实之态，略显端倪。但细细读来，作者因评述对象之超乎寻常而
自缚手脚、自残毛颖之处，亦比比皆是，如分明看出韵脚有误，却偏不敢直斥其非，只
在一边半通不通地问上一句：“孰能作出明确回答。”（“孰能”：“谁能”还是“焉
能”？如是“谁能”，则多此一问，你自己不已经看出来了吗？又何待高明。如是“焉
能”，则只能说明阁下尚不宜对毛泽东诗词说三道四，因为毛泽东历来瞧不起胆小鬼）
。编著者之自酿迷魂汤，其实在题为《新世纪的雄伟华章》的“代序”中已显露无遗。
开篇竟惟恐天下不乱地写道：“在我国二十世纪的诗歌史上，发生了两件震动诗坛的大
事。第一件事是‘五四’时期倡导的白话新诗……第二件是毛泽东用旧体诗词反映现代
生活的成功实践”，接着还嫌意犹未尽，更以大无畏的见识，仅仅根据恩格斯一句众所
周知的评语，就将诗歌创作总量不足四千言的毛泽东，与《神曲》（共一万四千多行）
的作者但丁等量齐观，真是闻所未闻兼骇人听闻。第三本是已故诗人公木先生的个人评
论集《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因是个人著述之故，立场
较为自由，立言较能不受羁绊，因而读来也最令人受益。但是距诚实的艺术批评，仍有
一段不小的距离。如在作为正文的“赏析”中，直接用“伟大领袖”代指毛泽东，其实
是一种有违学术规范的不严肃行为，潜意识中的封建避讳情结，昭然在目。不少判语仍
有“左”的痕迹，让人依稀想起那本一九六八年版的《毛泽东诗词》，如把“战地黄花
分外香”说成“那就横扫千古了”. 他如 “或问：诗人为什么这样逸兴遄飞，把现实
描绘得如许优美，把未来又歌唱得那等辉煌呢？”之类起语（书中所在多有），不仅强
人所难，且有“主题先行”之嫌，规范的文艺批评不会允许此等句子立足。这种表达与
其说是在进行文艺评论，不如说是在从事广告宣传。蹩脚广告指南中有一招先斩后奏法
，诀窍是省略所有必要的证明，直截了当地用设问句代替结论，如“为什么孩子每天要
喝一杯××牌牛奶”. 在《毛泽东诗词大观》里，作者在“参考资料”一栏中提供了一
百八十一篇文章，经一一审题，我敢说，除一位李义求先生一九六二年写过一篇《两点
疑问》，让人不明何指外，其余皆属讴歌体。商榷文章固然也有，但都是与当年毛泽东
诗词首席评论家郭沫若先生商榷，而非对诗人本身质疑发难。标题中最常见的词语是“
学习”、“体会”或“赏析”，立场之旗帜鲜明，立论之单向疾进，亦无可怀疑。此外
，具有毛泽东诗评招牌特色的标题还有：《奇怀如海，壮志凌云》、《情深似海，光耀
千秋》、《彩笔传挚情，骄杨著千秋》、《具有战争史诗性质的华章》、《辉煌的诗史
壮丽的史诗》、《第一等襟抱 第一等真诗》、《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创造
新世界的颂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交响乐》、《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
丽词》、《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等等，不胜枚举。也许，中国（世界？）还没有第二
个诗人，曾经有过如此荣耀吧。因为我得说，这并非诗人应得的荣耀，诗人本不必借重
这等表彰法。陶渊明的伟大不是被起哄出来的，莎士比亚生前也不曾得到几声叫好，诗
人自有属于诗人的荆冠，无论帝王的冠冕还是教廷的权杖，多属多余和累赘，多可被认
定为别有用心。如果好诗必须满足上述标题提供的标准，泱泱华夏诗国，也许除毛泽东
外，突然之间将变得无诗人可言了。真是这样，那到底是毛泽东的无上光荣，还是一种
被釜底抽薪、高处不胜寒的莫名悲哀呢？
我也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慑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一提到他的诗词，便也会自然
生出“伟大”、“绝唱”或“横绝万古”之类想法。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毛泽东诗词
我不仅能背诵大部分，还能唱不少，它对我的影响是渗透式的、贯通脑门式的、还精补
肾式的，在他神光奕奕的诗篇面前，我不敢说还能鼓起多少评论的勇气，尤其是能在多
大程度上做到客观。比如，说毛泽东诗词如何伟大、如何不同凡响是最容易的，几乎可
以脱口而出的，永远不必担心说过头的，说毛泽东诗词还有不尽如意乃至稚嫩之处，则
会平添不少顾虑和怯意。这主要不是担心外界舆论（对此我恐怕不会介意），而是内心
的拒绝，仿佛会遭致天谴。审美需要距离，批评同样如此，但要命的是，面对毛泽东，
任何一位当代评论者，都很难心平气和地获得这一距离，这恰恰是因为，毛泽东过于高
高在上了。他既然曾被理所当然地比喻成“红太阳”，我们便只有接受普照的荣幸，断
断不敢直视他的光芒。
谁让我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人呢？家父当年为儿子命名时，不是曾希望他做一名毛泽
东时代的英雄吗？──这正是贱名的本义，虽然曾有友人将它拆解成“梁山草寇”. 为
了强迫自己获得客观的视点，我决定犯一回傻。傻法是：将毛泽东诗词全部输入电脑，
再输入相关查询条件，看看得出什么统计结果。我的想法是：既然你小子暂时没把握做
到客观公正，何不干脆先让面孔铁板的数据代为发言？
以下是我的统计结果，和据此展开的一些评论。
一、产量统计
经多方搜罗，现在被归在毛泽东名下的诗作，已有六十九首，共计3997字。其中《
五律·喜闻捷报》可存疑（据公木先生意见），另《七律·改鲁迅诗》和《七绝·试仿
陆放翁< 示儿> 》属戏拟之作，兴会之言，应该算不得戛戛独造，自铸伟词。有三首系
口占，分别是《为女民兵题照》，《海鸥将军千古》（一名《挽戴海澜将军》）和《给
彭德怀同志》，虽见捷才，终乏心血。又《八连颂》属政治三字经或军队动员令，与诗
意诗境了无关联，无非整饬字词，以利忆诵；稍假音律，取其上口而已，想必毛泽东本
人都不愿把它编入自选集，虽然个中名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历
史上所起的激励作用，已当得起一支方面军，其中流露出的统治思想，也堪称英明卓越
。如此，已知属于毛泽东潜心创作的诗词，当为六十二首。其中长短句三十四首，律诗
、绝句二十六首，古风二首。
其最早者《五古·挽易昌陶》作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作者年仅二十二岁；最晚者《
七律·有所思》作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当是时，作者正以挟山超海之势发动文化大革命
，而年已七十有三。
作者吟诗五十一载，诗囊里仅得区区六十二首，平均九个多月一首。当然毛泽东不
是职业诗人，既无啸聚林下之缘，亦乏桑间濮上之好，“军情急”、“飞鸣镝”之时常
常无暇在马背或担架上吟风弄月，有此六十二首，应按不易视之。但若换一个角度，依
每以产量之多寡验证才能之高低的余光中先生的见解，倒也忒为歉收了些。写诗纵然无
法倚多为胜，但以寥寥三千余言而蔚成“横绝万古”的大诗人，别说二十世纪，放在十
二世纪也属不可思议，比老子仗五千言“横绝千古”还要神奇。产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
系，其实是忽略不得的，所以当年钱锺书提到长篇小说《百合心》手稿失踪而自己又无
力续补时，尝自嘲道：“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
上是一回事”. 事实上当初“注家蜂起”竞夸“伟大的史诗”之时，可以读到的毛泽东
诗词，更是只有区区两千言，三十六、七首。
毛泽东至少还写过一首诗，内有句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不过就
产量而言，多此一首似不能于事有补。稍觉有趣的是，毛泽东诗词与曹操留传下的二十
六首诗，字数上倒大体相当，只是《魏武帝集》早已亡佚，我们无法断定曹操现存诗作
，只是他全部创作的多少分之一。毛泽东诗词虽也难免会有散失，想来总不会太多，何
况毛泽东有将不愿示人又不忍湮没的诗作抄送身边工作人员留存的雅好，如《虞美人·
枕上》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
五、字不重犯
字不重犯，严格地说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创作原则，有抱负的文士甚至写
散文时，也会加倍留神，尽可能避免让某个词（虚词、助词除外）与读者反复照面，否
则，难免玩忽职守之讥。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排斥例外的规律，“字不重犯”法亦然，
倘是高手巨擘，天眼既开，自无妨随心所欲，不必拘泥。就是说，诗人若明知“字不重
犯”法而仍一往无前，通常总表明他有非如此不可的道理，于是，李商隐在一首仅二十
八字的《七绝·夜雨寄北》中，公然让“巴山夜雨”呈骈出之势，元稹在仅二十字的《
五绝·行宫》中，竟让“宫”字与读者再三致意，有恃无恐之态，溢于言表。又李商隐
《无题》中劈首就是“昨夜星辰昨夜风”，李煜《捣练子令》“断续寒砧断续风”，才
子之张狂本性，何假辞色。诗仙李白之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辛
弃疾《鹧鸪天》“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冒犯成法之意，亦似明目张胆
。──当然，此究属特例而非常例，所以即使高明如太白、义山、稼轩、重光辈，亦不
敢因技痒之故而反复逞强，把件稀罕事弄得丧失了“陌生化原则”，倒也得不偿失。结
果，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规律：诗词中若出现违反“字不重犯”的例子，其诗情诗味往
往还格外蕴藉丰饶些。这是因为大诗人既然想违规犯科一下，自然也会想到“不打无准
备之仗”. 回头检点毛泽东诗词遗札，我遗憾地发现，“字不重犯”法不仅屡遭攘击，
且除“我失骄杨……”二句外，鲜有非如此莫办的理由，只能轻而言之按疏忽、失察论
处，重而言之按不通、业余苛责。《沁园春·雪》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均
一诗 “万”三现，《送瘟神·其一》中“千”和“万”各现两处。这且不论，何况太
白亦有此习，虽然多是出现在对格律要求不甚严的“古风”体中，而非最需“加强纪律
性”的“七律”（如《送瘟神》）之中。《沁园春·雪》二三句为“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第二字均为“里”，词境一无拓展，只是借喋喋求深化而已，“千里”“万里”
，就肉眼角度看来，直如同义反复，视觉意象均为平面铺陈而欠缺立体感（这也使下文
“欲与天公试比高”缺乏照应）。倘将前一句依毛泽东本人的个性意象改成“百丈冰封
”，是否稍好些呢？在《念奴娇·昆仑》和《给彭德怀同志》中，“横”各出现两次，
且词性了无变化，诗境几无递增，韵律未显跌宕，诗味不见加强，则属失察。若《给彭
德怀同志》因即兴口占之故而可原谅，《念奴娇·昆仑》无疑属词人心血之作，何乃方
见“横空出世”，上阕未了，又“江河”为之 “横溢”哉？
毛泽东最为出格的逾规，私意以为在《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
春到。”按两句最可惊异者，在第四字均为“春”. 若假设词人具大家手笔，我们当能
从此两“春”中得到相对更多的审美愉悦，正如我们曾从李商隐叠用“昨夜”中得到过
莫大享受一样。但也许是我的鉴力太低下了，因为我不仅没瞧出什么韵外之致，反而越
来越坚信这是一次误操作，第一个“春”系“冬”之误。春天才“归”又“到”，虽然
在感受上并非不可能，但又与“梅”何干呢？“归”“到”之间又焉能速成出“悬崖百
丈冰”来呢？诗题既为“咏梅”，当以贴合梅的生理特性为宜，梅的生理特性（其审美
特性即由此生发）正在于它能够“经冬复立春”，笑傲霜雪，然后报告“春消息”. ─
─这已不是“字不重犯”的问题了，而是诗意是否准确到位。当然，即使将首 “春”
改为“冬”字，诗句也未必就佳，但至少可确保没有问题。
识者或谓，长短句于“字不重犯”法本不必恪守，宋词中一字两现乃至三现、四现
的例子所在多有，且未必都能确保诗意的加强。此说有理，所以对词格向然比较马虎的
苏轼，在名篇《水调歌头·中秋》中，“月”、“圆”各两现，“不”、“人”均三现
，“有”字竟至四现，较之毛泽东任何一首词，都更为出格，却也同样光耀千秋。然而
毛泽东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原则上应该杜绝重字的律绝体中，
毛泽东同样不甚介意，以至屡屡违禁。我们是否可得出结论：毛泽东根本就不在乎什么
“字不重犯”呢？例证如下：《七律·送瘟神·其一》中，“千”“万”各两现，《其
二》中“天”两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妖”两现，《五律·看山》中“一”
两现，《七律·咏贾谊》中 “千”两现（按此诗平仄极为不工，几无从评判），又《
七律·长征》在经人提醒修改前，“浪”亦两出。我没有算上《七绝·五云山》中之“
五云山上五云飞”，《七律·洪都》中之“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当然
是因为那属诗人有意为之，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类，虽高下有别
，但用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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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d (fead) 于 (Sun Feb 7 14:52:51 2010, 美东) 提到:
六、节约原则
诗词奉行节约原则，追求用最少的词，包含最大的美感容量，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如
此。个中一个不必成文的规矩是：不宜像翻译体诗那样，把一个意思用两句诗来表达，
若花费三句却只表达一层意思，虽村秀才亦不为。相反，将两层乃至三层意思浓缩在一
句之中，则永远受到鼓励。之所以说上面这些废话，实出无奈，因为那好像与毛泽东诗
词有关。
毛泽东诗词（尤其是词）对节约原则亦不甚留意，有时还会出现惊人的浪费现象。
毛泽东《沁园春·雪》公推杰作，有说当年蒋介石展读后都大加叹气，深愧无地。蒋介
石先生的文学鉴赏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对此颇有保留，因本文不拟对某首诗单
独探讨，且搁置不论。我要指出的只是，许是因“长调”之故，该词的句子颇显大手大
脚，难称经济。该词下阙，颇似前述清人孙髯翁那副“古今第一长联”，试再作一比较
如何？孙髯翁曰：“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毛泽东的写法是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
大雕。”不难发现，孙氏笔墨比毛泽东经济得多，且有形象可以捉摸，有动作可供遐想
；毛泽东的诗句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低，诗味直截了当，读者无需想象介入，只要接
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必须重点注意的是后三句，因为我们看到，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
话，前两句缺乏独立诗性功能，仅只充任末句的注解，即告诉我们谁在“弯弓射大雕”
，且第二句又只是在补足第一句未竟之词，仿佛西洋诗中的“待续句”. 严格地说，这
是散文，没法按诗法相衡。且壮一回胆，试着“集中优势兵力”，将此三句做成一句如
何？曰“可汗弯弓射大雕”？曰“大汗引箭射天雕”？至于省下两句该如何发落，那就
由不得我来胡乱插嘴了。附带说一句，“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我不敢断言将四字
人名（如澹台灭明、长孙无忌）直接作为独立诗句属毛泽东首创（柳亚子先生就曾将人
名“纳兰容若”单独成句），但“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乃词人大忌。也许毛泽东不
知“汗”读“寒”罢。
毛泽东类似诗句还有一些，“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亦可合二为一，如“
三十八年弹指”，可惜他已经用过一回了，那便有明知故犯之嫌。毛泽东又好袭用、化
用前人陈句，如“飞起玉龙三百万”，“莫道君行早”、“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
有情天亦老”之类，因有元散曲之风，且不再絮叨。然直接援经典入诗，至于将 “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字不易地堂皇入诗，视如己出，或许我们只能哑然了。
附带提一下，关于《沁园春·雪》，公木先生是不吝赞词的，且多是高入云霄的极
品词汇，如“在用字造语方面，毛泽东诗词是多么精审、巧妙，简直达到了极峰”，“
不是高手是万万办不到的”. “这是何等功力，这是何等手笔！”“这是常人能够办到
的吗？”“其胸襟之浩阔，真是扫空万古；其意境之高远，允称横绝六合。在咏物词中
，实在可以说达到了上上乘” 等等。然而与此同时，在他洋洋五千余言的《赏析》中
，竟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三语视而不见，一无赏析。
关于“子在川上曰”云云，有人或许会从大伟人之通脱、不拘陈见的角度加以譬解
。这当然属无可无不可的事，只是通脱一味，可求难遇，虽是绝顶高才，也难以手到擒
来，故无论魏武帝之“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还是毛泽东之“不须放屁，试看天地
翻覆”，脱则脱矣，通则未必。所以纵使想为尊者讳，亦当慎之又慎。我则宁可存疑。
七、格律问题
以往对毛泽东诗词的有限质疑，多集矢于平仄之类小节上。看来在格律上，毛泽东
的确问题多多，以公木先生为代表的评家已颇有指出，不必我再加饶舌了。这于我当然
是一件幸事，因为以我有限的格律学知识，本不配对他人说长论短。所以这里只想避重
就轻，单就毛泽东对待诗词格律的态度，稍加探讨。
或曰毛泽东雄才大略，达变知通，创调之才高峻，根本不屑于斤斤死在格律之下。
这样的话听上去当然总是不愁没道理，但能否请“拿证据来”. 心证法是走不通的，不
能因为诗人正好是领袖，就断言他写诗必然喜欢不按常理出牌，倘此说成立，美国前总
统乔治·布什七老八十时玩高空跳伞，也要自出机杼一下，可不要把命都赔上。
毛泽东为什么不提倡青年人学习旧诗呢？因为他认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
学”. 如果旧诗只要求字数不差，于对仗、平仄、粘对之类全无讲究，那又何尝会束缚
思想？除非将本来就需要“戴着镣铐跳舞”的诗全部理解成“束缚思想”.毛泽东强调
旧诗“不易学”，指的正是格律。毛泽东总不见得一面要求别人要么不写旧诗，要写就
得遵守格律，一面自己却无所顾忌，仗着天下雄才的优势，随心所欲大逾矩吧？另外，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陈毅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呢？这话听上去颇像
老师对学生的训导。显是毛泽东对陈毅诗词之格律欠工有点看不上眼，虽然他也坦然自
陈，自己的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就是说，若我们
相信毛泽东上述表白是诚恳的，关于格律，我们只能认为：并非毛泽东不想注重，不想
仿效杜工部的严谨，而实在是照顾未到，力有不及。
这么说其实与毛泽东未见得有何亏损。私意以为，格律究属小学，其法也未见得多
么深奥，若肯下一点功夫，以毛泽东的资质，知晓近体诗的格律，诚非难事。但知道格
律是一回事，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自如，不为格律所缚，又是另一回事，那不仅需要大量
阅读（毛泽东具备这个条件），更需要反复实践（毛泽东不具备这个条件）。若仅仅满
足于符合格律，即本人也可做到，只是以填字游戏法做成的诗，早已不再是诗了。所以
毛泽东既然实践不够（仅有二十六首律、绝句），为避免死在格律之下，在作品中留下
若干格律上的瑕疵，也就不足奇怪了。鉴于一方面毛泽东已经多次坦言自己不通格律（
曾屡次恳请郭沫若修改润色），一方面毛泽东诗中的格律问题又太过突出，我反而觉得
没必要再加纠缠。
在《毛泽东诗词大观》一书中，凡是毛泽东诗律词格与常例不合之处，作者一概以
“突破了……”论之，这便使对毛泽东诗词格律的任何推敲质疑成为不可能。因为诗人
毛泽东已经预先被设定为不可能犯错的类型了，凡“不通”皆属“突破”，凡“越规”
均是“创格”，我们又能再说什么呢？
八、忽上忽下
我很喜欢毛泽东的散文，佩服它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文质
彬彬，气概可观。但反映在诗词上，尤其当我不得不以“横绝万古”的超一流大诗人标
准进行考察的话，偶尔也会有不以为然之处。尝试论之：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色（弊
端？），窃以为在太过经营字词，至走向篇以句名、句因字驰、“一句跳出，全篇驰名
”之境，则属走火入魔，如对王安石“绿”的激赏，对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的啧
啧称奇，均是此类中魔的临床体现。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深具古风，即他的诗词，几乎每
首皆有可句摘可圈点的，然全篇皆可称许、无一弱笔者，则为数寥寥。我想原因在于，
毛泽东情感丰饶而诗思有限，语言超强而结构较弱，所以，他有时竟然会犯下“村秀才
不为” 的低级错误，有时又能写出虽大宗师亦为之颔首击节的佳句，遂使佳句与劣行
交错，奇构与庸局纷呈，令人大呼意外。
例如，“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极好，语言、气势、节奏若棋局之“三
子归边”，佳句天成而无斧凿之痕，然下忽接“今日得宽余”，诗味陡降，竟忽生不伦
不类之感。再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
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除末句有力外，其余诸句，无非饤饾铺陈，与范仲淹名文《岳
阳楼记》中“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云云，命意相同，笔法酷似，然后者为文，无妨铺排，前者属诗
，却效不得两汉大赋。谁知话音未落，蓦见“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三句
，竟是怎一个“奇绝”了得。再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何其舒缓凝重，情郁意结，忧思悱恻，真可谓有“石破天惊逗
秋雨”之势，然下紧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两句，不觉骤为之气咽鼻
塞。其中既无想象可言（思绪既已“直上重霄九”，吴刚、嫦娥云云，便属现成之典）
，亦乏怀人之思。《毛泽东诗词大观》的作者甚至从中瞧出“幽默感”来，说是“首先
向吴刚问候，然后顺便幽默地问一句：吴刚，你这位名仙有何特殊之物啊？”这便更让
人觉得情感梗阻起来。唉，如果这真是幽默的话，这当儿它来的可不是时候。再往下竟
愈益不堪，至“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认为已无可娱目。“伏虎”不
知典出何处，其象征含义虽然一目了然，但就意象而言，却与由首二句领起的情感氛围
，扞格难入。
也许，喜欢写诗填词的毛泽东，只是缺乏足够的训练，或有意识研习不够，或干脆
就是创作态度不够严谨。我欣喜地发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颇有容人之德，亦能做到
闻过辄改。在《七律·长征》下他曾作一“自注”，襟怀坦荡地提到一件本来也不妨隐
瞒的事：“水拍：浪拍改。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他说一篇内不要两个浪字
，是可以的。”当然反过来，在“五岭逶迤腾细浪”之后，隔行又写出“金沙浪拍云崖
暖”，在“七律”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错误的性质相当于围棋九段国手突然莫名其
妙地自紧了一气，致使大龙无端被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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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d (fead) 于 (Sun Feb 7 14:53:09 2010, 美东) 提到:
九、感性还是知性
在谈论毛泽东对“大”“小”的偏爱时，我曾提到感性与知性的问题，这里再略加
展开。中国文化是一种较为感性的文化，正如西方文化是一种更具知性的文化，一般我
们也会说女人比男人更感性些，哲学家较诗人更知性些，虽然具体到女人，也有充满知
性的，具体到哲学家，也不乏以感性见长的，具体到男人，更有感性度浓得化不开的。
就中国诗歌鉴赏传统而言，知性的诗人不仅极少，偶尔出现个把，在主流评价中总是难
获激赏，总易被视为旁门左道，相反，人们感兴趣的，总是以感性见长的诗人，如李商
隐、李煜，人们更愿意津津乐道的，一般也多是充满感性的句子，如“相看两不厌，只
有敬亭山”、“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之类。即使说到对所谓知性的欣赏，提供的样
品，通常也总是巧智、谲智或理趣的成份居多，是一种惊鸿一瞥式的哲理，并无法纳入
某种系统的思辨体系之中，著例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若暂时以上述粗率的分类法来判断毛泽东诗词，我立刻发
生了困惑，即我发现很难把毛泽东归于感性或知性诗人之中，也不像两种诗人的综合。
就是说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我们既找不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式感性超强的例
子，而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类表达得直截了当的生命奇智，也同
样难觅踪迹。渐渐地，随着反复摩玩毛泽东诗词，一句上海方言蓦然跃入大脑，我觉得
自己也许找到了毛泽东诗词的独特属性：魄性。
在上海青年人的口语圈内，“魄性”指的是某种胆气，比如某人在股指升高、市场
难测时果断投入大量资金，就会被伙伴们说成“魄性大”. 如果我们顾名思义，将“魄
性”之“魄”还原为“气魄”，庶几便接近了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所在。毛泽东的大量名
句，我们往往既没有觉得传递出多少微妙的诗情诗味，又不曾在智慧上受到多大启迪，
我们与其说被感动了，不如说被震撼了。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三句，
论形象不如“燕山雪花大如席”，说气势也未必及得上“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
飞雪”，然而我们还是被震撼了。再如“万类霜天竞自由”，细想之下颇不合自然之理
。因为倘是“霜天”，依“秋收冬藏”之说，万木萧条，生灵潜迹，当是时，它们本不
会有“竞自由” 之心，然而诗句助人豪兴之力，却又是不容抹煞的。又如“天连五岭
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注家多认为“银锄”指“农民在山上劳动”，“铁臂”指
“铁一样坚实的臂膀在挥舞”，意思当然一点不错，但也仅仅是表达一个意思罢了。就
想象力本身而言，这里的焦距可没对准，两句的前后意象在技术上存在着正相抵消的可
能。即若以“天连五岭”为观照对象，不可能看见农民的“银锄”，若以“铁臂摇”为
着眼点，“地动三河”之势也将不复存在。毛泽东此处的技法与“或人大于山，或水不
容泛”的中国古画法似有偶合之处，即不在乎眼前之景，专意于心中之情，遂使以肉眼
为依据的透视法遭到废弃。于是结论只有一个，毛泽东写上述两句时，并没有展开想象
的翅膀，因为他眼前没有虚拟之象可言，他只是本能地寻找一个充满“魄性”魅力的字
面组合而已。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使本来甚至有点不知所云的诗句，焕发出某种神采。
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种只有诗才可能焕发出的神采。
我前面也曾提到毛泽东诗词结构能力相对不足。说准确点，其实这指的是毛泽东诗
词的结构太过严谨，太过注重起承转合，换句话说，毛泽东诗词的结构由于过于注重魄
性的完整，反而使情感的跌宕起伏缺少照顾。诗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本
该在动态中求得平衡，甚至不妨在失去表面平衡的情况下求得意蕴的深化。为求操作方
便（当然也为了避免拙文过于冗长），我们可以试着从毛泽东诗词的结尾一探究竟。毛
泽东诗词的结尾相对较少变化，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最为人称道的句子，往
往多出现在诗（词）末，且称道的理由也较为雷同。随举数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军民团结
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装
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等等。这样的句子（有些极佳，如“俱往矣……”，有些过于
平实，如“世上无难事……”），我们并不能获得多少诗的享受，却可以感觉到某种莫
名的亢奋。我们的心灵无所触动，我们的胸腔却砰砰作响。
诗词有可说之处，但其不可说不可评之处，领域更广。那便如同音乐，凝神谛听较
之喋喋不休，总是更值得提倡。任何一首好诗，理论上都存在着不可穷尽之势，非独“
一篇《锦瑟》解人难”. 考虑到毛泽东地位和创作心态的特殊（当他知道自己写下的任
何一首诗都有可能被世人轰传为“横绝万古”的顶峰之作时，其创作心态不可能没有犹
疑乃至扭曲之处。这是别的诗人不必也不可能有的难局），评论他的诗词，便只会难上
加难。所以，虽然笔者不自量力地作了若干尝试，却并不敢自诩有任何创获，贻讥腾笑
，在所难免。何况毛泽东诗资之高其实是无可怀疑的，读其二十二岁时的作品《五古·
挽易章陶》，句法纯熟，古意盎然，即捉入汉乐府中，一时半会也难辨真假，泛泛骚客
，读后难免“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 又作于一九二一年的《虞美人·枕上》，婉约
之容，直追宋调，且并无宋人爱情词札中常见的男儿乐做女身的“变性”现象（性心理
学家霭理士所谓 “哀鸿现象”），读后真是“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了。兹恭录如下
，一以表好诗共赏之意，一以表敬佩之忱，并祈稍减小子冒渎之责。
虞美人·
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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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98 (summer is not over) 于 (Sun Feb 7 14:53:53 2010, 美东) 提到:
who is Zhou Ze 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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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xu (无斋主人) 于 (Sun Feb 7 15:01:55 2010, 美东) 提到:
伟人体的诗词，一要看气势，二要看作者的功业是否与气势相配，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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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d (fead) 于 (Sun Feb 7 15:03:27 2010, 美东) 提到:
本文原载《书屋》2000年第1期。
以下来自百度百科：
周泽雄
自由文人。1963年2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在教学岗位
工作十余年，现辞职专事写作。著有《青梅煮酒》（再版名《三国现代版》）、《当代
眉批》、《齐人物论》、《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和《性格词典》（海南出版社
）。现在《书屋》开设个人专栏"裁书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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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d (fead) 于 (Sun Feb 7 15:08:43 2010, 美东) 提到:
本文在主要方面之外，还能阐述次要方面，是难得一见的客观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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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adida (滴滴嗒嗒) 于 (Sun Feb 7 15:28:25 2010, 美东) 提到: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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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umu (朽木☀病树前头万木春) 于 (Sun Feb 7 19:09:35 2010, 美东) 提到:
写诗一定还要感情婉转变化，豪放派的诗词这就被他抹杀了不少。通篇腐儒之见，开头
唧唧歪歪了半天，无非是说，你们说他好的都是被伟大领袖禁锢了思想，俺的才是真正
客观的评价，其实也无非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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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umu (朽木☀病树前头万木春) 于 (Sun Feb 7 19:32:53 2010, 美东) 提到:
——与周泽雄先生商榷
[font=黑体][color=#0000FF]张 鹄[/color][/font][/size][/align]
[size=3] 《说说毛泽东诗词》（《书屋》2000年第1期，以下简称《说说》），确
乎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奇文。作者以非凡的学术勇气和独特的审美眼光，巧运灵思，力排
众议，对长期以来被赞誉得无以复加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了透骨剔髓的解剖，使之由飘渺
乎神坛，倏地着陆于人间诗坛。读这样的文章，真使人眼界大开，获益匪浅。
不过，学术论文也同审美创造一样，难得尽善尽美。细读《说说》，觉得某些具体
分析尚存在一些可议之处。兹不揣冒昧，试述数端，以就正于周泽雄先生和广大读者。
如何鉴赏文学作品，鲁迅先生认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
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较为确凿。”而坚决反对那种“从衣裳上撕下来一块绣花”的
“摘句”法（《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是的，文学作品是个有机整体
，鉴赏者当然要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它，方能得其精髓。文艺鉴赏中鉴赏者势所必然要抓
住作为思想感情载体的某些字句，然而，在优秀之作里，这些字句就像人体内条条血管
都通向心脏一样，都一定会间接或直接地表现作品特定的题旨和情境。这就是说，鉴赏
某些字句，必须从整体出发，才能领悟到它们各自的艺术职能和微妙之处。“倾国须通
体，何来独赏眉”，前人早就悟出了审美鉴赏中“整体视角”的重要。当然，以上说的
只是一些常识，周泽雄先生自然知之甚稔。然而，人们“知”与“行”、“认识”与“
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某些距离，即理论上懂得是一回事，实践中操作又是一回事。
细读《说说》，笔者发现周先生“裁书刀”快意的运行中，有时似乎把“整体视角”置
诸脑后了！君若不信，有“诗”为证：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射大雕。”（毛泽东《沁园春·雪》）周先生认为：这几句诗“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
低，诗味直接了当，读者无须想象介入，只要接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孤立地看，这
样的评论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整体着眼，就大可不必如此苛求。行文至此，
笔者陡然想起了诗歌中一个特异的品种：“前粗后细”诗。“前粗后细”诗的名称，最
初见于明代《解愠编》，它指的是开头非常粗糙、干瘪而结尾则特别细腻、丰腴，因而
形成强烈反差、具有特殊韵味的那种诗歌作品。相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所作的《金鸡
报晓》就是这样一首优秀的“前粗后细”诗：
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日，扫败残星与晓月！
前两句笨拙之至，而三、四句则如沉闷的天宇突然亮出一道闪电，爆发一声惊雷，
真可谓境界全出，诗意盎然。然而，没有前两句平、拙、俗的有力铺垫和映衬，也很难
显出后两句奇、巧、雅的逸韵丰神，因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
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毛泽东：
《矛盾论》）。所谓高下相形，长短互衬，无“高”则无所谓“下”，无“短”也无所
谓“长”。自然，文学创作中，无平、拙、俗，也无所谓奇、巧、雅，要想通篇奇、巧
、雅，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想法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前人早就悟出了这一辩证原理：
“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乃足令人神远。”（刘熙载：《艺
概》）。“惜秦皇汉武”数语，孤立看，似是“淡”了一些，（但并不笨拙）。然而，
没有这几句的铺垫，又怎能水到渠成地诞生周先生赞为“极佳”的“俱往矣，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这样振聋发聩的警句呢？“诗要有警句。如果把诗中的每一个字比作
砖瓦，那么警句便是梁柱。”（臧克家：《学诗断想》）梁柱总是雕绘工巧、金光四射
。可是，没有砖瓦，梁柱又怎能被支撑起来？人们又何尝因赞美梁柱的富丽而讥笑过砖
瓦的粗糙？梁柱和砖瓦同是整个巍峨大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双方共同处于一个
统一体中。”
同样由于不是从整体出发，而是孤立地推敲字句，因而周先生对“一代天骄，成吉
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析亦流于苛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话……这是散文，
没法按诗法相衡”。“大白话”未必不能入诗？且不说《诗经》《楚辞》摄入当时民间
多少口语（大白话），即以“诗圣”杜甫而言，前人早已指出：“数物一个，谓食为吃
，甚近鄙，杜甫屡用”。并举例云：“‘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楼
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难怪
有人这样概括杜诗的美感特征：“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房皞：《读杜
诗》）。
周先生又认为“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理由是“四字皆平声乃词人之大
忌”。言之凿凿，谁敢置喙？其实这仍然是胶柱鼓瑟，孤立品赏。成吉思汗是封建帝王
中徒具武功（“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少文采的典型，从这个意义说，这里不能没有
他的位置。否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不会那么有力。孟子早经指出：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由此看来，“四个平声连用”，也就无关宏旨了
。况且，这样的情况中国诗史上决非绝无仅有。唐人崔颢的七律《黄鹤楼》诗的颔联：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上句连用六个仄声字，下句又出现“三平调
”，难道就不是律诗之大忌？然而诗评家却为他辩解：“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竟
传诵千古。”（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严羽甚至断言：“唐人七律当以崔颢《
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这倒并非诗评家为尊者讳，而是这些诗评家们遵
循了一条重要的审美法则：从整体出发而不纠缠个别字句来评价作品，正所谓“不以一
眚掩大德”。
周泽雄先生有个发现：“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色（弊端？）窃以为在太过经营字
词，至走向篇以句名、句因字驰、‘一句跳出，全篇驰名’之境，则属走火入魔。”据
此，周先生又有一个发现：毛泽东诗词“几乎每首皆有可句摘可圈点的，然全篇皆可称
许、无一弱笔者，则为数寥寥”。对此，笔者又不敢苟同。艺术品的强弱高下、优劣妍
媸，我想这应当是相对的，应该辩证地看。对这一点，讨论“前粗后细”诗时言之甚详
。诚然，“天下美人终有一陋处”，人类的审美创造也同样难以十全十美，臻于至善。
可不？被尊为“诗圣”的杜甫，他的作品就“无一弱笔”吗？未必。比方被胡应麟誉为
“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诗，其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不
少诗评家便颇多微辞：“结句意尽语竭，不必曲为之讳”（杨伦：《杜诗镜铨》）。“
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王世贞：《艺苑卮言》）……其实
，这些应该说都是相对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前边写得太强，结句则自显稍弱。由
此看来，“全篇皆可称许，无一弱笔”，这样的标准实在过于苛刻。它与唯物辩证法实
是背道而驰，以此鉴赏诗词势难免“求全责备”之病。又如，《沁园春·长沙》上阕写
道：“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
竞自由。”对这几句，《说说》这样评析：“除末句有力外，其余诸句，无非饤饾铺陈
。”按：这几句，“铺陈”有之，“饤饾”则未必。“饤饾”（也作“饾饤”）者，谓
文辞堆垛不合实际也。细察之，这几句实无堆垛之病。也许周先生以为“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属同义反复，其实不然。“尽染”不光包含“红”以外的多种色彩，且透过“
染”字还能让人想象到秋山苍翠如洗的鲜艳和明净。这几句分别描述山、林、江、舸、
鹰、鱼的情态构成一幅绚丽的深秋立体画：境界开阔，气势宏大，一扫古诗词中那种秋
气肃杀、凄怆悲凉的老调。正因为这几句绘制了一幅生气勃勃的图画，周先生确认为“
有力”的末句“万类霜无竞自由”才水到渠成，并且神完气足。也正因为前几句有力的
铺垫，周先生惊为“怎一个‘奇绝’了得”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才水
涨船高般被托起来。这三句确乎蕴藉深厚：它包孕着发人深思的哲理内涵，也传达出石
破天惊的革命呐喊。从审美角度看，它更是令人陶醉的醇酒。然而，请不要忘记：醇酒
的酿制需要谷物作原料。由此可知：“看万山红遍”几句便是酿酒的原料，而决非堆垛
的饾饤。
诚然，艺术鉴赏中，从整体出发，不切断作品的意脉去死抠字句，这样才能发其精
微，否则就只能得其皮毛，甚至造成讹误。灵巧的“裁书刀”说不准会变成李逵的板斧
。空说无凭，姑拈两例以证。
周先生对“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句，先是赞之为“有力”，继则“猛裁一刀”：“
万类霜天竞自由”，“细想之下颇不合自然之理。因为倘是‘霜天’，依‘秋收冬藏’
之序，万木萧杀，生灵潜迹，当是时，它们本不会有‘竞自由’之心。”世事竟有如此
奇绝者：“一刀”之下，“有力”的一句，急转直下竟变成“无理”：“无理”焉能“
有力”？按照逻辑学的“排中律”衡量，其中必有一个判断是假的。不知周先生作何解
释？也许周先生未能细读全篇，《沁园春·长沙》开宗明义就标出“独立寒秋”。分明
是“万山红遍”的深秋季节，怎么一下就变成“万木萧条”的隆冬？也许周先生认为“
霜天”压根儿就是冬天的写照。问题的症结正出在这里：对“霜”字的内涵认识有些模
糊。钟嵘《诗品·序》云：“塞客衣单，霜闺泪尽”，“霜闺”，前人训为“秋闺”（
见《辞海》），可见“霜”与“秋”是相关联的。我国二十四节气中“霜降”就在每年
古历九月下旬，即深秋季节。“霜”与“秋”携手偕行，苏轼的诗亦可佐证：“贪看翠
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和文与可洋川
园地——横湖》）因而，中国古典诗词中凡有“霜”的字句，只要是描写时令，几乎都
是“深秋季节”的标志，由此观之，对“万类霜天竞自由”判以“颇不合自然之理”，
岂不成了当代中国诗坛中的“冤假错案”。
又，《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上片写道：“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
入云端。”显然，这是承前句“旧貌换新颜”而运笔的。造语平易，老妪能解；然而，
却是这位对井岗山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由衷的赞美。这一段景物描写，固然是井岗山优美
风物的写照，联系下片“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更可看作是祖国新貌象征性的描
绘与作品昂扬奋发、乐观自信的基调是完全吻合的。这几句原也熨熨贴贴，本无什么不
妥。孰料晴空无端扔下一声霹雳：“按此两句应为毛泽东对眼前故乡风物的据实写照，
但事实上与眼前风物关系甚远，当年的井岗山不可能有此景观。”真想不到鉴赏诗歌会
提出对纪实性文体（游记、通讯等）的要求。我们似乎无须探究当年井岗山到底有不有
此景观，那是地理学家或旅行家的事。这个问题的提出倒是让笔者想起了我国古代诗史
上一桩“公案”。唐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本是一首情景交融、意境清远的好诗。而有人竟
以“三更不是撞钟时”相诟病，认为这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欧阳修：《六
一诗话》）；另有一些人则加以考证，认定“夜半钟”的风习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
。窃以为以上两种看法都不免有些学究气，调和以上论争的有一种说法最为可取：“诗
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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