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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15 | 1 台湾解严前后的文化记忆
民间思想解放和思乡的浪潮，不停地拍打着蒋经国垂暮之年的海岸，他终于在蒋家执政
的最后时刻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打开了民主改革之门。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了长
达38年的戒严；11月2日开放了返乡探亲。而次年1月1日开放报禁和党禁，离他辞世只
有12天。
1949年，中国“忽值山河改”之际，刘季伦的外祖父“根株浮沧海”，在台湾找到了一
个报社的编辑工作。于是托人返乡，将两个女儿陆白烈与陆和珍，接往台湾读书。但不
久老先生即因政治原因被捕。十来岁的陆白烈只好休学，在台北街头摆了个小吃摊，赚
取一点薄利，为父亲送牢饭。当时台湾文网越密，收藏中国左翼文学的书籍，有可能惹
祸。所以陆白烈把家中从大陆带来的30年代文学书籍偷偷烧掉了。但实在舍不得，还是
藏起了两本书。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她的孩子刘季伦，已经十来岁了，才在家中的密柜里，发现了
两本书《月芽儿》与《骆驼祥子》，他好奇地取出其中一本《骆驼祥子》读起来。作者
是1949年12月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的作家老舍，这两本书都是他在1935年和1936年完成
的，换言之，这两本书都是他在 1949年以前完成的。
这是出生于台湾的刘季伦最早接触到的大陆作家作品。
与禁书有关的阅读
正当刘季伦专心致志地偷读藏书时，被母亲发觉了，母亲显得很紧张，她再三叮嘱孩子
，千万不要把书借出去，不要告诉外人家里还有这样的书，不要和人谈起这种书。总之
，如果被人知道了家里还藏着这种书，就会惹祸上身。
这是刘季伦成长中与阅读有关并且成为阅读记忆的一件事。当时是1960年代末，台湾正
处在高压政治之中。看错了书，或者说错话，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犯和政治犯。
陆白烈早年在大陆曾是左翼文学少女，在父亲出狱后，她终于完成了师范教育，并在岛
上开始了教育生涯。授课之暇，她执笔为文，自1960年代起活跃于台湾文坛，是一位高
产作家。由于切身体验，她对于儿子看什么书非常谨慎和敏感。
在刘季伦成长的过程中，大陆的书籍无法读到，台湾岛内出版过的，曾经红遍全岛的一
些书，也被禁了，《自立晚报》编辑郭衣洞1961年写的《异域》，就被列为禁书。
现在，那位曾经因为阅读《骆驼祥子》而使母亲担惊受怕的儿子，已是台湾政治大学历
史系的副教授。当代人在评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时，时常要提到他的母亲，
但是，刘季伦说“我还是认为，作为一名深受中国左翼文学影响的文艺青年，作为从小
阅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长大的母亲而言，自她到了台湾以后，生活在
反共的社会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最终还是要干死的。”
不过，作品被禁掉多年的郭衣洞没有“干”掉，就在刘季伦偷偷阅读老舍被母亲察觉的
这一年，因为翻译一幅美国“大力水手”漫画，已经以“柏杨”闻名的专栏作家开始了
9年的铁窗生活。同年因文入狱的还有乡土作家陈映真，陈映真被捕前的作品，被认为
是那个时期最好的创作，而他本人却因“意图颠覆叛乱” 的罪名失去了自由。
在监狱里，柏杨把精力投入到历史中去——现实已经剥夺了他的话语权。而当他成为一
名另类的历史学家后，那位早年看过禁书的年轻人，已经从台湾大学毕业，在政治大学
执教历史。20世纪末，被禁的作家“郭伯伯”和他的读者刘季伦成了朋友，禁书早已开
禁，言论也变得自由。
正是由于台湾在国民党两蒋反共时期的文网过密，硬生生切断了台湾与现代中国的文化
纽带，以致于那段岁月中，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除了徐志摩、朱自清、梁实秋少数几
位现代中国文学家的作品外，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都是岛上的禁
忌。对于当时岛上的大部分年轻人而言，这些人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两岸都有手抄本年代
到了高中时代，刘季伦读到了鲁迅。他在嘉义的一位学长家里，借到了一本《阿Q正传
》。因为怕惹祸，不敢影印，所以自己手抄了一本。当时的中学生都在为准备联考而拼
命用功，大部分同学对这类书籍连听都没听说过。
到了大学时代，传闻同学中有些“职业学生”，但至于他们人数多少，没人知道；到底
是谁，也没人知道。于是关心政治的学生，就不免有些人人自危了，总担心说错了话，
就要惹祸。
刘季伦并不知道，在他手抄《阿Q正传》时，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在私下手抄一本书，
那就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部歌颂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手抄本，因为颂扬周恩来
总理而惹怒了姚文元，作者张扬入狱，但是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却在民间以手抄本的
形式传播开来。然而罪名却很令姚文元头痛，想定《第二次握手》是黄色小说，但是男
女主人公在30年时间里“手”才握了两次，又不敢明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所以最后给
知青张扬定了个罪名“反党”。
作为台湾岛上的第二代“外省人”，刘季伦在大学期间经历着这样的变革：1975年，陈
映真出狱，继续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李敖是1976年减刑获释的，这位生命力极强的人出
狱后当过一段土木工程的包工头；柏杨于1977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天获释，在美国
的关注下，从绿岛飞回台北。
刘季伦说：“在1970年代后期，台湾岛内经济开始增长，人民参政意识也逐年增强，开
始有要求民主的呼声出现。”
但是在民主的呼声中，不能排除一些台湾独立的支持者，甚至在中学里也有台湾独立的
呼声，也有中学生被抓去坐几年牢的情况。
民间悄然发生的变化，也在大学联考中反映出来，1977年7月，大学联考的作文题目是
《一本书的启示》，有报道称，考生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书名中，居然是禁书《异域》
！细心人发现这一报道在第二天就被更改为：名列第一的是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第二位的，才是《异域》。
解禁的日子
1987年7月14日，“台院议字第1641号”咨文宣布，“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零时起解严”。换句话说，长达38年的戒严——从1950年5月19日零点开始的戒严，到
1987年7月15日零点，终于结束了。
解严之后，一切都来得更快一些，半年后，1988年1月1日，蒋经国指示正式结束报纸29
家、三大张的限证和禁令。几天之内，200多家新的出版物要求办理登记。60多个政党
社团要求注册成立政党，后来被批准的有20多个，其中包括民进党。实际上，在戒严令
的晚期，媒体已经像雨后春笋一般，有的媒体申报很多名字，被查禁一个后，马上换个
“备胎”再次出现。
报禁党禁开放第12天的下午，78岁的蒋经国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离世。这一天是1988年1
月13日，离解严半年还差两天。
解严前不久，知识界的民间渗透已经悄然进行，在台湾上大学的一些香港侨生，偷偷地
带马克思的《资本论》进入台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 10册，由范文澜本人
撰写的头四册，刚好与金庸小说厚度差不多，就被撕下封面，再包上金庸武侠小说的封
皮，带回台湾。但是，《射雕英雄传》的封面是不能借用的，因为书名典出毛泽东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所以这本书当时也被禁了。
解严前后刘季伦正读研究生，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回大陆探访并且到北京转了一圈，这在
当时的台湾社会中，是非常先锋的事，而年轻人又都很乐于领这种风潮之先。这位同学
在北京应刘季伦之托购得一套价格很便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寄回了台北。
一套大陆出版、盖着北京某书店印章、贴着大陆邮票的邮包——邮包里还是《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这件在大学生、研究生们看来很前卫的事情，却给刘季伦带来了麻烦——
书被新闻局扣下了。
刘季伦去取邮包时，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陌生人，那是一个新闻局的特务。在问询了刘季
伦的学业和社会交往后，才让他把书取走。实际上，在1987年解严令之后，特务的势力
已经萎缩，但是惯性还在起作用。尽管拥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不再会被当
作“政治犯”、“良心犯”来判刑，但是情治人员仍然在“忠于职守”。
事实上，早在刘季伦大学期间，就已经看过学校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图书
馆里这种禁书只对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开放，而且每本书上都盖着“匪情数据”的图章，
大约是“供批判用”的意思。
刘季伦手抄过的鲁迅作品公开在台湾发行，是1989年10月的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
司率先发行了《鲁迅全集》。从这以后，1949年以前的左翼作家作品、1949年以后大陆
著名的文学作品，在台湾有了正规出版渠道和公开发行的渠道。此前，无论是被毛泽东
称为“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还是大陆其他左翼作家，如巴
金、冰心、茅盾，凡大陆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只能作为禁书在大学区的地摊上私下里出
售。
但是在台湾解严后的一段时间，舆论检查仍然存在，1990年台湾导演朱延平想把柏杨写
于1961年的《异域》改编为电影，结果被电检处查禁，朱延平只得拍了一个卖座的电影
《大头兵》，以换取拍摄《异域》的权利。结果放映出来后，《异域》比《大头兵》还
叫座。
这部片子不仅叫座，还叫“好”。它的好在于，电检处在群众游行后，把剪掉21处，减
少为剪16处，最后解放到了一刀未剪。这在那个刚刚解放了思想的年代，将台湾的电检
制度推进了一大步。后来罗大佑把这部电影的主题歌传到了大陆，名叫《亚细亚的孤儿
》。
无论上层还是民众，思乡的情愫是相通的
重病在身的蒋经国像往常一样，在接见外宾后，照例向秘书马英九问了一句“英九，有
没有什么事情？”马英九把他看到的民情，告诉78岁的蒋经国。
“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
现在每年都已经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违法，
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
马英九说的，就是1987年春天开始大批“荣民弟兄”身穿长袍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
辅导委员会”门口的请愿行动，他们胸前背后写着“想家”，手中打着标语“白发娘，
盼儿归，红妆守空帏”、“骨肉隔绝四十年”，给过往的人发传单“抓我来当兵，送我
回家去”，一度还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1987年5月6日到10日，由14岁即被抓到台湾的退役军人姜思章等人发起的台湾“外省人
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边的人行道上，发出他们被压制了几十年的心
声。
靠美国空运胰岛素进行治疗的蒋经国，此时几近双目失明，但心里清楚，是自己的父亲
把这上百万人带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和自己一样风华正茂。如今已风烛残年的老兵
，如何面对自己无根无本的晚景？
12年前他的父亲蒋中正安葬时，从台北移灵到大溪陵寝的62公里路上，沿途迎送的人群
中，那些如丧考妣的民众，正是荣民和荣眷。他们甚至痛哭得倒地昏迷。一个发自内心
的悲泣是“你把我们带到了这里，你走了，我们怎么回去？”
他们恸哭的是自己的未来。
漫长的筹备期
在马英九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前，蒋经国已经思虑过这个问题。几年来，美国遇刺、钓鱼
岛事件、高雄事件，民主和左翼的势力不断地撞击着他，撞击着一扇坚固了几十年的大
门，是把春天锁在门外还是令春光乍泄，门到底开还是继续紧闭？
9个月前，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蒋经国在新闻局长张京育的陪同下接见了美国《华
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和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这次，他向美国媒体透露了一个
重要信息：“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跟了他7年的英文秘书、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马英九，负责翻译。马英九在蒋
经国百年时的回忆文章中说：“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
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
其实，历史一直在照着自己的意愿来演进，而“改写”，只是被提前或错后、亦或在恰
逢其时的某一个时刻到来了。在马英九告知老兵请愿之后，这个时刻迅速来到。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并且从这天零点起，正式解除台湾
实施了38年的戒严。
蒋经国接见葛兰姆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从台北市市长的办公桌上，一直跟随马英九，摆
到了他现在办公室外的会客室桌子上。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的文章中讲述了这段他亲历
的历史：“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
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
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
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
！’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
。”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台湾已有部分人士绕经第
三地返乡，高层并非不知道，可老兵们却没有任何途径，他们只能用请愿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愿望。尽管蒋经国已经感到了必须开放，但他还是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这
个尺度如何拿捏，开放程度到底能有多大，都有探讨的空间。作为他的幕僚，马英九等
人只能提出各种方案，他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说暂缓。所以马英九心里并不
知道能否通过。
刘维开同时说，关于解严和开放大陆探亲，蒋经国知道如果他当初不做，以后的继任者
也会做，但是后人来做遭遇到的阻力会更大，他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和声望来抗衡这些阻
力，同时给开放程度定调。
即使是他本人，在暮年推行改革，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政治大学历史系刘季伦副教
授提到，在蒋经国晚年的“国大会议”上，出现过民进党掀桌子的现象。而马英九也提
到在蒋经国去世前19天，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日”活动中，11名民进党的“国大代表
”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当他言毕坐在轮椅上被推走时“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
看了一眼”。这一眼，可以用蒋经国在临去世前三天对蒋孝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一
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颖考专案
马英九遵照蒋经国的指示将请愿事件报告给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才知道原来蒋经
国早已知悉老兵请愿之事，并已指示张祖诒：基于人道精神处理此案。
马英九、张祖诒等在保持与大陆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的原则下
，开始制订“人道原则”的细则。
后来该规划在6月4日报给了蒋经国，它包括可以探亲、通信与通话；由两岸红十字会安
排“民间办理”；往返经过香港的“间接方式”。
马英九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操作这个专案的。他根据《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
典故，这个案子取名“颖考专案”。颖考叔建议挖地黄泉，令郑伯与隔阂多年的母亲在
有生之年得以相见和好如初，马英九觉得用这个典故比喻返乡探亲非常恰当。卷宗就锁
在专用的保险柜里，每一环节都由他亲自处理，连机要打字员都接触不到这个卷宗。在
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中常会”，通过了探亲的决议案：“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
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
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
，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1月2日在“行政院”院会通过并正式实施，两周后，第一位循正规途径探亲的周纯娟
在常州老家见到了母亲，而此前1982年就回过大陆的姜思章，却是假托香港有亲属，从
香港偷偷回到舟山的。1985年起，由于姜思章这样绕行第三地的人越来越多，台湾情治
部门还专门到香港取证调查。
在周纯娟回大陆前9个月，北京和上海在年初就已做出了热烈欢迎的姿态。1987年正月
还没过完，大陆方面就已经在为“偷跑”回乡的台胞提供各项服务。2月26日，北京市
在崇文门设了一个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问讯处；第二天，上海成立了台湾同胞接待站。
探亲规定，是在老兵返乡运动的推动下一揽子解决的，而老兵返乡问题在大陆的提出，
可以上推至1980年隆冬。当时邓小平邀请里根总统的特使陈香梅共进年夜饭，陈香梅在
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一次采访中说：“小平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
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这样，我才去台湾，向台湾方面
转达了这层意思。双方一拍即合。没有两年，就出现了台湾老兵的回乡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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