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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016 | 1 老田
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当于企业处在“招股”时期，所以经理班子能够和董事会保持一
致，对股东（老百姓）是很客气的，群众路线在共产党内是能够贯彻得比较好的。
把蒋介石打垮之后，相当于企业已经投产了，经理班子对于股东（老百姓）的优势就很
明显了，考虑这样的质变已经发生，所以毛泽东才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记住“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1969年“九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样的质变过程还
是感到伤感，他说“我们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占着，所以进城是好事。（但是
）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这就说明了作为社会分化的一般规律是：在有
求于股东们的时候，经理班子能够自觉走群众路线；在掌握企业管理大权的时候，经理
班子拥有“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优势，“损害股东利益以自肥”就对他们很
有诱惑力，这个时候董事会、股东和经理班子的矛盾就容易突出起来，按照孟子的说法
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针对性非常明确，就是要对经理班子搞“有罪推定
”，这是股东实施监督权利的逻辑基础。不过事后看来，这个经理班子对新中国工业化
进程的推动还是很有贡献的，与国外的政客们相比，与今天的官僚精英群体相比，都是
不错的，这是指工作业绩而言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经理班子对股东们的态度是大
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最不好，在这个方面刚刚好印证了董事长的指责是
恰如其分的，股东们在董事长号召下起来造反也是对的。
在1953年之后，毛泽东就不想再兼任总经理了，想要专门当董事长，结果高岗不同意新
的经理班子布局，要求“轮流坐庄”，最后是董事长出面帮助经理班子摆平了这一挑战
。董事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最后是在1958年12月的《人民日报》公开发布，
在1959年4月的人大会议上面完成程序的。不是如中国精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
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才退居二线的，而是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毛泽东就主动退出了经理班子。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又有彭大将军1959年出来要新的经理班子做检讨，结果又得董事
长亲自出马处理，帮助稳固新经理班子的地位。新的经理班子在党内处于弱势地位，全
仗董事长支持才能稳定掌权。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工作关系没有理顺，经理班子常常越权决
定董事会应该讨论的事情，例如毛泽东骂薄一波他们在税收上面“搞公私一律平等”是
擅权，还骂国家计委和组织部是“独立王国”，其实都是经理班子和董事会关系处在磨
合期的缘故，这个板子打的有道理。毛泽东还骂商业部是“破坏部”，说他们一搞征购
就等于是破坏生产，这个其实是董事会决定的结果，因为要搞工业化，收购上面压级压
价的事情，实际上不过就是剪刀差实施的结果，问题是出在缺乏足够的工业品去与农民
进行等价交换，不能怪经理班子，所以这个板子打的有些冤枉。
知识分子的问题，就相当于企业的公共关系部门的工作状况。梁漱溟想要找一种最廉价
的方式装好人，去代表农民反对支持工业化的剩余提取，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还是在继
承这个陈词滥调。实际上这个问题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是有共识的，因此这种方式基本上
是与共产党整体作对。而且，工业化目标紧密联系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按照
近代史的百年黑暗看，也是违犯股东们利益的，不过是希望就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
的差别进行投机而已，所以受到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共同反对。
当然，梁漱溟的品质还是高于今天的知识精英们，因为梁漱溟实际上主张无须工业化，
中国古来就是农业立国的；而今天的知识精英们的卑鄙在于：他们认为必须工业化，但
同时又拿提取剩余支持工业化来说事儿；他们不仅仅是要装廉价的好人，还有一层很恶
毒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没有对老百姓好过，你们老百姓今天又不是我们精英主义制度
的股东，还想要我们对你好，门也没有！”所以文革的目标是双重的，除了要求经理班
子认同“权力公有”之外，还有一重含义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认同“话语权公有”，知识
分子（企业公共关系部）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不能为“五张皮”（帝国主义所有制
、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服务
、搞“傍大款”。
在文革之前，董事长对公共关系部的工作很不满意，说他们专门干些“傍大款”的事情
，不论是老大款、新大款还是外国的大款都傍，唯独不表现股东的形象。董事会江青秘
书曾经调阅全部军队题材的电影，说68部影片中间只有7部还说得过去，主要问题就是
完全不提“股东的投资”，专门对经理班子里面的一些人吹吹拍拍。
最后，江青秘书亲自抓文艺，搞了八个样板戏，用“红光亮”、“高大全”、“三突出
”等手法表现股东的投资，由于这些根本损害了公共关系部诸君职业利益最大化，后来
担任过公共关系部负责人的巴金主任说：“一听到样板戏就要做噩梦。”
今天的电视屏幕真的又回到董事长说的套路上去了，都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外国死人”在那里翩跹起舞，而且还老是不肯下舞台，惹得小资们都很不耐烦了
，他们借用番邦蛮夷布迪厄的话，说这完全是“文化卖方对文化买方的垄断和敲诈”。
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董事会对经理班子还是很相信的，认为公共关系部知识精英
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想为股东服务，要为“五张皮”服务、“傍大款”；而经理班子
的问题是水平不行，不善于为股东服务。但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董事会发现经理
班子的问题很大，为了自己的利益（比如出政绩）竟然达到了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地步。
所以，就发起了对经理班子的整顿运动，在高层经理人员中间是由毛泽东直接讲课，最
后的成果是，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还是要坚定地为股东们服务，反对“全民国家
全民党”。——高层经理的一致意见体现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面；在基层，
为了整顿小经理们的问题，于1963年开始进行“四清运动”。
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分裂发生在四清运动期间，大经理刘少奇先生为了赢得小经理们的
支持，就迎合他们的想法，把整顿的矛头对准股东而不是对准下层经理人员，在理论表
述为“四个交叉”，在实践中间“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四清工作队下去农村划
新富农，这样小经理们当然就比较高兴，拥护大经理刘少奇了。但是股东很难就那么高
兴了，最不高兴的是董事会。
刘少奇同志的“划新富农”迎合了小经理们的需要，王光美同志的创造力也跟着发挥了
一把。“桃园经验”出来之后，中间层是很高兴的。因为根据“桃园经验”进行四清，
就等于把原来“僵化”的考核评价制度全部推倒，对干部的考核完全看在运动中间对上
级的态度（当时就是对四清工作队的态度），是否主动检举自己的问题，是否主动与上
级配合去整同事等等。这样的过程最受中层经理们的欢迎，等于让他们放手调整各级领
导班子，把完全听话和驯服的人安插到主要岗位上去，尽可能减少自己以后的工作事务。
经理班子通过转移运动方向去打击股东，以及借助“桃园经验”去实施“驯服工具论”
，董事会大为恼火，结果就在1965年1月发出了《二十三条》，指明：“我们运动的重
点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要整群众，也不是要搞驯服工具论，
建设各个级别的独立王国。”
许多人说董事长因为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才发动群众运动想要夺经理班子的权，这个
完全是瞎说。董事会的意图无法贯彻的原因，不是因为大经理们的地位上升威胁到董事
长，而是因为经理们想要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向使用权力的缘故，——大经理们的所
谓“威信”完全是建立在迎合小经理们愿望的基础上。
与企业中间经理们的工作必须得到董事会授权和支持一样，新中国的经理班子实际上没
有董事长的支持就一天也做不下去，因为跟老军头们一比，他们在党内完全是弱势群体
，老军头们要把他们赶下去的事情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高饶事件、另外一次是彭德
怀事件。这两次都是仰赖董事长亲自出面才摆平的。
董事长支持经理班子的全部基础在于：经理班子要比老军头们更少“坐江山”的意识、
更多服务于股东的意愿。四清运动中间大经理们证伪了董事长的判断，董事长撤回了自
己的支持，各级经理班子中间的许多人就是在党内强势群体的清算运动中间垮台和挨整
的，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都是因为党内强势群体（老军头）出来夺弱势群体（前经理班
子成员）权力造成的。
根据权延赤采访杨成武的说法：文革第一大冤案“内蒙古人民党冤案”是华北兵团的老
底子去清算从前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文革第二大冤案云南“赵健民特务案”是刘邓大军
的老部下去找原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边纵”） 的岔子，因为整
的人太多太厉害，怨气积累太多，新任云南军区的头儿姓谭的（谭甫仁）后被挨整的人
刺杀。
由于董事长的个人筹码分量太重，结果这一次董事长和经理班子的分裂，破坏了新中国
的政治平衡，许多前经理班子成员在政治上失意挨整，其实是回归原有的弱势地位，新
的权力分配格局“自动”的与共产党内部的力量对比一致。
前经理班子多数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与四人帮完全没有关系，四人帮在军内完全没有
任何影响，既影响不了从前刘邓大军的老人，也指挥不了华北兵团的老人。而在文革之
前，经理班子作为党内弱势群体之所以能起核心力量的作用，则完全是董事长个人强大
作用的结果，并且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重新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下实现的——所以在文革
期间，陈毅就明确表示了对延安整风的不满，这其实是老军头们表达对经理班子攫取核
心权力的不满。
董事长到这个时候一看，知道该说的道理都说了，该做的思想工作都做完了，你们这些
个大经理们在当面都同意说我们还是要“为股东们服务”（即站在95％的人民一边），
在中苏论战过程中间都一致表态反对“三和两全”（苏共二十大后，赫鲁哓夫提出了“
三和、两全”政策。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即让资本主
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全即“全民的党”与“全民的国家”），但是下去就不照着
办，而是把经理班子的愿望放在第一位考虑，把中间经理层的爱好又放在整个经理班子
利益的前面，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个“黑帮”，结果当然是想要最小化支出、最大化收
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企业瓜分掉，不顾股东们的投资想要瓜分企业，就被董事会
命名为“走资派”。最后内部调整程序都已经使用完了，董事会决定摊牌，要股东们自
己起来说话，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在文革初期的时候，经理班子不顾《二十三条》的明确运动对象定位，试图把打击矛头
对准公共关系部的知识精英们，湖北的王任重按照刘少奇的部署说：“这次运动要打30
-40万右派。”经王任重计算武汉高校学生中间右派比例为5％，结果造成了董事会和公
共关系部结成同盟去反对经理班子的历史条件。
在文革结束之后，经理班子发现首先还是要与公共关系部搞好关系，也要与以前自己一
贯给予打击的对象（地、富、反、坏、右）搞好关系，目的是要在董事会散伙之后去共
同对付股东们，只有实现了经理班子（官僚精英群体）、公共关系部（知识精英群体）
和资本家们的高度团结，瓜分股东们投资形成的巨大财产才有可能，精英阶层的整体化
过程不是民主，而是瓜分，只有把企业瓜分掉，才能实现经理班子的利益最大化。
今天公共关系部的人，拼命说文革的坏话，这是有道理的，文革高度肯定股东门审查经
理班子的权利，严重妨碍了瓜分进程。“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董事会肯定股东权利所必须配套的手段，经
理班子所遭受的所谓“不公正”待遇，其实在全球立法中间都是很正常的适用于优势群
体的“有罪推定”原则，例如任职回避制度、财产公告制度就完全不体现什么“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而规定耐用消费品的保修期制度显然也是针对卖方信息优势的一个补救
措施，不体现“无过错不负责”的惯例，限制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优势。
许多人对公共关系部职员们的表现不理解，虽然他们曾经是跟着股东们和董事会一起行
动的，现在则与经理班子保持高度一致，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哪有永恒的朋友呢？只有
永恒的利益嘛！只要是能够跟着经理班子捞一票，谁还傻乎乎地关心什么事实和真相呢？
所以，凡是对知识精英群体的行为方式提出疑问的，就说明你很“老土”。自由派掌门
人何家栋说“桃园经验是一份真正体现共产党人党性的好文献”，你也不要奇怪，利益
所在就是真理所在，如果违反利益最大化方向，那么就算是几何公理也是要遭到反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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