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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87 | 1 吾国有句老话：捧得越高，摔得越疼。此言关键，首在一个“捧”字。
知人论世，持平是第一要义。褒贬过当，不是昧于事实，就是昧于良心。捧与骂一样，
最终都可杀人，故有“捧杀”和“骂杀”之说。
1934年鲁迅作《骂杀与捧杀》，其中讽及泰戈尔中国行。然而世易时移，他自己死后，
却陷入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困境，被塑为宝相庄严的政治雕像，供于高冷的神龛，任国人
三跪九叩、顶礼膜拜，这一幕，用周作人的话讲，“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
一个讽刺画”、“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
再往后，轮到“三十年河西”，鲁迅从神坛跌落凡尘，摔成一地碎片，“抑鲁”遂成一
股风气，当年神化有多高，如今贬斥就有多深。
矫枉过正，莫此为甚。
说到矫枉过正，鲁迅之外，孙中山是最鲜明一例。
鲁迅为共产党所用，而为国民党所恶，孙中山则受到国共两党一致力捧，国民党尊之为
“国父”，共产党誉之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孙中山的
种种纪念，如改香山县为中山县、中山路遍地开花等，待共产党执政，几乎全盘继承，
这可谓一种殊荣。
作为宿敌的两党，所共同批判的人物，不难找到一堆，共同推崇、圣化的人物，除了孙
中山，不知还有几人？
然而孙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鲁迅还要不堪。
台湾已经进入孙中山设计的宪政时期，设计者却被束之高阁、冷藏、遗忘。易智言导演
的电影《行动代号：孙中山》，以孙中山为名，其人却非主角，只是一尊废弃的铜像，
沉寂于学校的储藏室里，两个国中生试图将其偷出去换钱。这一幕，正有些政治隐喻的
意思，不啻是现实的写照。
在大陆，孙中山的处境则非清冷，反遭热议。在史料与观念的双重夹击之下，镀金的圣
像渐渐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甚而被指包藏祸心，一身病毒。就我所见，时人谈孙中
山，正以贬损为主流，“一国国贼”、“千古罪人”、“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等，加
诸孙中山身上，与“国父”、“先行者”的巍峨高冠恰成对照。
为什么前后不足百年，孙中山的形象却遭遇冰火九重天？
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史料的发掘和普及，使孙中山身上的阴暗面，由遮蔽而至曝光，由
模糊而至清晰。
譬如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当中，孙中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此前我们只知此
事与袁世凯有关，成就了他卖国的一大罪名，实则正当袁世凯与日本人苦心谈判、博弈
之际，孙中山却在背后补刀：该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人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
《中日盟约》，其内容虽仅十一条，向日本应允出让的国家主权与利益，则超过了《二
十一条》。
对于盟约真伪，学界尚有一丝疑虑，不过彼时孙中山与日本人勾结，请其提供武力与财
力支持以反袁世凯，殆无疑义。1915年2月15日，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在上
海《正谊》杂志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有“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
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之言，似在暗讽孙中山。
史料之外，观念的开化，对孙中山形象的反转，更具决定作用。
如对手段的反思，对共和的反思，对革命的反思，对苏联的反思，对袁世凯的重估，对
清末新政的重估，对陈炯明的重估，对“联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弱化、消
解孙中山的光芒，甚至动摇了他的根本。
盖在一些论者看来，无论革命还是建国，孙中山都功不及罪，辛亥革命的烽火点燃中国
之时，孙中山这个美国人（1904年孙中山曾获得美国国籍，这一节，正为批判者所讥评
）还在丹佛市一家餐馆打工，他匆忙回国，才是“窃取革命果实”，才是“窃国大盗”
；民国肇建，若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屡屡与袁世凯为难，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许民主
共和早已实至名归，故而言之，孙中山不是民国之源，而是民国的乱源，不是国父，而
是国贼。
这样的结论，便属矫枉过正。把孙中山从神坛拉下，却不该一脚踹进粪坑，打碎了被神
化的正面，却不该在背面妖魔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依然是一个片面的孙中山，一个僵
化的孙中山，一个单向度的孙中山。
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例。他与武昌起义，关系的确不大，然而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
翌年发动广州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其人为革命摩顶放踵，奔走万里，坚忍一心，屡败
屡战，如此功绩，岂能忍心抹煞。
诚然，他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来规模有限，二来皆归于失败，但是，除了不以成
败论英雄，这里还有必要引用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一个精辟
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孙中山之于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
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滋养改革，我们切忌把革命与改革完全对立开来，两者
有时正相反而相成，没有革命的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呢，清末的孙中山们与袁世凯们
，恰是一体两面，体制内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对体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无资助
和保护。
论及势和造势，不妨说说该如何评价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为论定的标尺，不过却是枝节，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对世
界潮流的预判与顺应。正如陈寅恪论学，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
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
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政治亦
然。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伟大的政治家能够“预流”，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可开创潮流。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
知还有一种人，可造时势。这正是孙中山所长。他不仅预见了浩浩汤汤的民主与宪政潮
流，还为他的国家规划了通往民主与宪政之路。他囿于门户之见，行事不择手段，与虎
谋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卖主权等，这些过错与罪责，毋庸讳言，皆可非议，然
而就其大节而言，开一时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虽九死犹未悔，历百折而不回，正不
失为一代伟人。
评论历史人物，第一贵在持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恶一人而不掩其功，爱一人而不饰其过，是非曲直，功过分明，才是论史的第一要义
，矫枉过正，显然有违持平之义，本意还原真相，最终却成偏见；第二则在拓宽历史的
视界，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时，而当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计较
于一城一池，而当纵观一天一地，明乎此，即可“预流”，此后再来论史，便不至失之
狭隘、偏颇，便可知百年兴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权势熏天，不过沐猴而冠，哪
些人，一时惨遭埋没，终将为公正的历史所铭记。
就此而言，孙中山在台湾的落寞，如胡适在台湾的落寞，正是他们的成功所在，他们的
使命已经完成，俯身化作历史的基石。倘若“总理遗嘱”天天挂在世人嘴边，毋宁是孙
中山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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