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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4 | 1 第一反应，是对外隐瞒汪出走的消息，动用各种途径劝其悬崖勒马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是严重打击中国抗战的一件大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如
何应对，将事情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获得汪精卫私自飞往昆明的消息，大为意外，“当此困难空前
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与不顾，岂是革
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已从龙云的电报中
知道，汪精卫计划前往香港，与日本谋和。
对于汪精卫出走的严重性，蒋介石极为清楚，在日记中思考，“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
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
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蒋介石预计中的这些连锁反应一旦发生，一贯反
蒋的地方军阀、党内亲日势力，都将随汪投敌，导致抗战阵营分裂。
但直到这时，蒋介石还期望能制止汪精卫的进一步投敌，因此处处留有余地，称“彼虽
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首先，蒋
介石一再掩饰汪精卫意图投敌的真相，免致其骑虎难下。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
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辩白，“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
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 国人必不置信。”蒋介石亲自致电
张季鸾，希望《大公报》的报道汪时“宽留余地”，“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
失之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
其次，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
使胡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等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发表任何宣言。一向
主和的胡适在信中说，“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
牲……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长期追随汪的郭泰祺说，
“此时无论如何，请公勿公开主和，免敌人谓我领袖间政见不一而乘机挑拨。”
另外，蒋介石让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
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
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以示中国不会同日本停战议和。
劝说失败后，监视汪系人物，拉拢地方军阀，使响应汪者寥寥无几
对于各种劝说，汪精卫并不为所动，最终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法纪律，危害党国案”。蒋介
石主张温和办法，先以个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给予警告，但其他与会者大都要求
严厉处置，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不过因蒋介石“力加阻止”，没有同时
发布通缉令。在蒋介石看来，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
同时，蒋介石又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
，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
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
果。”汪精卫拒绝出国后，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1939年3月21日，军统奉命暗杀汪
精卫，结果误杀曾仲鸣，反而加快了汪的投敌步伐。
蒋介石劝阻汪精卫投敌失败，但通过一系列举措，防止了更多人追随其投敌。1939年初
，军统奉命监视还留在后方的汪系人物，“（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员之言
论行动；（乙）注意中央与地方军政人员有无与汪勾结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
彭学沛、陈树人、陈克文等，均秘予监视，并翻拍照片……”其他，如称赞汪出走“魄
力伟大”的中政会秘书范苑升、暗中“为汪担任交通职务”中华海员工会委员李凯臣等
数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监视的名单上，让他们没有机会投汪附逆。
至于地方军阀势力，在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后，张发奎、薛岳、白崇禧等致电中央，要求
惩办汪的卖国叛党行为。龙云在汪精卫由昆明赴河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态度暧
昧，是当时最有可能响应汪的地方军阀。蒋介石遂命多次与汪精卫合作的唐生智赴云南
“现身说法”，警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
”，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声明“拥护抗战到底，指斥和议
”。
在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下，汪精卫只好于1939年4月从河内赴上海，与日本代表就建立
伪政权的问题进行谈判。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
”，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
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至此蒋对汪不再抱有任
何期待。
同时，利用日方的和谈计划，虚与委蛇，拖延日本对汪伪的承认
投敌后的汪精卫急于建立伪政权，而日本却不希望因此影响对重庆的招降，这就使蒋介
石与国民政府有机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并使日本迟迟不
肯在外交上承认汪伪政权。
1939年11月底，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与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义，实为军统
工作的曾政忠商谈“和平条件”，是为所谓“桐工作”。军统当时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
报，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谈判开始于1940年3月7日，历时4天，然后“宋子良”回重
庆报告，约定1周内带回蒋介石的答复。
3月26日是汪伪政权原定的成立日，但日本为等重庆回复，通知周佛海：铃木等人与“
宋子良”的谈判，“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
张组府延至4月15日”。经周佛海力争，日方答应组府时间最迟不超过3月31日。日方最
终没有收到重庆的答复。3月30日，在“还都”名义下，伪国民政府建立。
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等人期望立即获得日本的承认。但鉴于汪精卫自身实力有限，日
方一直寄希望于实现“蒋、汪合作”，再推动“和平”，“桐工作”并未就此终止。军
统伪造委任状、蒋介石亲笔文件等，继续与日方假意谈判，要求“有汪无蒋，有汪无和
平”，“或叫汪出国, 或叫汪引退”。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宣告“桐计划”失败
。对于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蒋介石大为满意，称赞说:“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后，又有“钱永铭工作”。钱永铭时任香港交通银行董事长，与蒋介石关
系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装谈判，让日方颇为重视。1940年10月16日，影佐祯昭与汪精
卫见面时说，日方正与重庆交涉和谈，因此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期会有所延迟。对于
重庆方面的意图，周佛海看得极为清楚，称“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向日本施展阴谋
，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坏”活动。事实如其所料，谈判毫无进展，日本只得在11月
30日正式与汪伪政权“建交”。
由于中国方面对“桐工作”与“钱永铭工作”的成功利用，使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拖
延了8个月之久。就在日本承认汪伪的同一天，美国方面发表声明，申明重庆国民政府
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给予1亿美元贷款。这意味着国际局势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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