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o*****p
发帖数: 2977 | 1 摘自 汗青著 《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节选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
官污吏则未必一定无气节，如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和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
”马士英，以及著名的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事迹，就有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
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之表现，则颇令人齿冷。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
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
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
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
——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就此熟识起来，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
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
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颇有些不搭边。
先讲讲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两次为首辅所拔之士均颇多东林，
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
在复社领袖张溥的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以贿赂内监、后宫等不
正当手段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亦属东林体系。而马士英
本人的政治态度，原本是倾向东林的，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大都指责因马士英起用“阉党”阮
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
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1）”，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等东林党人掌权
，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之意。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说法还大大地有嫁祸嫌疑。因为这一来，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
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明末之正史
、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于对立方及
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
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
，而推动者则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思庙煤山殉国以后，自安徽起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残明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谁
来继统的问题，显然成了当前第一大事。
当时有条件有资格继承大宝的人选大致有四位。其中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
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
还有一位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但是前三位藩王中，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的辈分要大崇祯一辈，是万历皇帝的儿子
，且两人当时身在广西；而潞王朱常淓则干脆就不是万历这一脉所出，乃是万历的侄子
，辈分也一样大崇祯一辈。不过由于他和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两位旧藩周王、恒王当时
都在淮安，因此就条件看，勉强也算是一个人选。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东林朝士们孜孜以争的就是血统
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要居长，而朱由崧
是其长子，又和崇祯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兄终弟及”
的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缘隔了一层，辈分也大崇祯一辈，怎么看都不太轮得到他。
但偏偏这个时候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却开始自己煽起自己嘴巴来，他们不讲以往那套被奉
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开始讲起“立贤”来了。
其时在籍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在知道思庙殉国的消息后，数度奔波于家乡常熟和南京
之间，以“立贤”之名四处鼓动拥立潞王朱常淓，而支持他的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
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演祚、礼部郎中周镳等人
，这些均是东林体系的骨干（有些人的态度各书记载不一，但是他们不拥福王基本是可
以肯定的）。
他们之所以如此反常，并非真的是在讲什么“立贤”。明代藩王，自宁王以后，也就是
个大地主，这几位藩王在封地时，被中央政府看得死死的，一无政绩二无实权，了不起
只能收收租，有什么贤不贤的。而他们想拥立的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更是证明他不
但不贤，还是个十分无耻全然没有气节的人，在清军破江南攻打杭州时，城下的明军与
清军正在大战，他却在城上以酒犒劳清军，一心只要献城投降，如此无耻之人，何贤之
有？
因此说到底，所谓的“立贤”，不过是部分东林党人出于一己私利提出的口号而已。
他们拿不上桌面说不出口的真正原因，便是福王朱由崧的奶奶、老福王朱常洵的母亲，
乃是万历朝“争国本”事件中的主角之一郑贵妃，也是后来泰昌、天启时“红丸”、“
妖书”、“梃击”、“移宫”等案的主角，是东林党一直以来的大对头。正是因为东林
党人的抗争，万历皇帝和郑贵妃试图谋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算盘才落了空，而朱常
洵也因此被迫离京就藩，最后死在了李自成手上。
此刻的残明南京政府中，东林一脉人士占据了相当优势，可以想见他们很怕福王朱由崧
继位后来个秋后算帐，对东林党进行打击报复，因此他们是怎么都不愿意看见福王朱由
崧坐上皇位的。
对此，《明史》亦记曰：“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
’、‘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
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
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而当时另一位实权人物，东林烈士左光斗的门生、残明首席重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
态度，则显得模棱两可摇摆不定。
他一方面心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论血统，都是福王朱由崧当立，如果另立他人，尤其是
立从哪方面看都不太合适的潞王朱常淓，只怕马上就是一场天大的政治风波，这在当时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下，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完全无法预料后果。但他又是东林魁首
之一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福王一脉继位必然也是有疑惧的，再加东林势力对拥立福王
的强烈反对态度，使得他非常矛盾。在此种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他悄悄赶赴几位藩王所
在地的管辖长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处，与其商议大计。
他之所以要去和马士英商量，并非因为马士英和他关系好或者官位高，也不是因为马士
英见识过人，而是因为马士英督下有着几镇总兵率领的大批部队，手里抓着枪秆子，而
福、潞两位热门候选藩王又恰恰在他治地内，因此无论想立谁做皇帝，都必须要和他达
成一致，在这个时候，可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种对形势的最基本认识，史可法还是有的，而且说做就做马上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
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
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
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
时统率兵马的方案（2）。
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
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立贤”，确实全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
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力争到底
，做皇帝的人选岂能说换就换如此儿戏的。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
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所谓一代不如一代。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
原因，单论他们敢于不惜丢官丢脑袋不顾私利和皇帝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
辈强得多。
大局，看来就这样定了。
有可以统领朝士的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掌握几镇兵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东
林党和朝臣们的赞同，桂王朱常瀛这皇帝位子似乎已十拿九稳了。
只是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真是一点不错。
对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马士英这几人来说，祸福变幻真的
只在旦夕之间；而对残明政局来说，则当真也是天有不测风云。
福王朱由崧原是理所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一夕之间变成了什么都捞不着，
反是八秆子打不着的潞王朱常淓，却得了个兵马大元帅的位置，而桂王朱常瀛这位崇祯
的叔叔辈，更是平白就要拿张皇位来坐坐。
福王朱由崧当然不会甘心，同时也自然会有人看不过眼。
一个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这个时候就看不过眼了。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虽然大多时候他们再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但有时
他们一动却能震动天下，会很要命的。问题只在于他们什么时候动，怎么动而已。
很多年前，有位叫唐雎的匹夫就因为觉得强秦的国王太骄横，实在看不过眼发了发布衣
之怒，差点三尺之内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天下缟素。可见有时候血溅五步的匹夫，不
但可以叫能让天下流血千里的国王低头，而且还可以让天下都缟素。老祖宗很早以前就
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而现在这位看不过眼的仆人，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从身体上到身份上都比较特殊
，他是个太监。
老福王朱常洵在北京的时候，身边有位绰号“胎里红”的小太监叫卢九德，在朱常洵离
京就藩后，他一路高升，到了崇祯朝，已经屡屡监军，节制过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
、刘良佐、陈永福等悍将，也与农民军连番大战过，曾任总督京营太监，现在正好是守
备凤阳的监军太监。
作为宫中旧人，他当然知道多年前那朝中宫里的一系列故事，譬如“争国本”；他也很
清楚眼前这位故主之子，现任的福王朱由崧是当前最有资格的皇帝候选人。而征战沙场
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硬道理。
所以他在得到福王朱由崧的手书后，马上就去找来了硬道理——枪秆子。
后来弘光朝四大镇中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虽然此刻隶属总督马士英麾下，但
也多曾是卢九德的监下将领，大家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过的亲密战友。因此
当卢九德对高杰等人一摊牌，亮出福王朱由崧的手书，说明要拥立福王做定策功臣的计
划后，这些在明朝历来被文臣们压制的武将马上知道，他们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而且
这场富贵之大，是他们做梦都没想过的。至于另外一镇山东总兵刘泽清，在开始时虽然
曾一度附和东林势力的意见，支持拥立潞王，但这时一看自己兵力远远不敌拥福王的三
镇，遂马上见风使舵也表示效忠福王了。
而此刻的马士英，却正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凤阳。
他刚和南京首席重臣史可法两人密谋定下了“拥桂”大计，堪称此计划中的二号人物，
何以又会灰头土脸呢？
因为他官太小。
马士英此刻其实是相当倾向于史可法和东林党势力的，所以唯史可法马首是瞻，在“拥
桂”计划中表现得很积极，后来他得势时也曾对东林骨干姜曰广承认道：“立桂，史意
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
然而，对那些在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来说，他马士英却依然不过是个地方官员，其
身份还不够与自己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他掌控着福、潞两藩，手握重兵，而且还是
南京一带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却也一样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因此当马士英在浦口向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浦口与会商议“拥桂”大计时，他
们只派去了两名小人物，带回了“凤督定迎桂矣”的消息，第二天，史可法确认“拥桂
”计划的书信抵达南京。
马士英就这样碰了南京朝臣们一个软钉子后，悻悻然地回到了凤阳。
谁知道他一进城，却骇然发现自己手下的大将和部队云集城内外，且已经清一色地倒向
了福王朱由崧，“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3），马士
英和其麾下的四镇总兵“拥嫡”遂成定局。
马士英是个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形势至此，自己已经没有其他路好走，只能顺势倒向福
王朱由崧，不然的话，别说什么仕途，只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因此他马上附盟，与卢
九德及诸镇总兵一起在凤阳皇陵前盟誓拥立福王，顺水推舟地做了文臣中的头号定策功
臣，也是唯一的一名定策文臣，弘光朝的内监、文臣、武将嫡系班底至此全部凑齐。
这会可千万别急于指责马士英贪生怕死或趋炎附势。
因为首先这人并不怕死，后文我们会详细谈到这一点。
其次呢，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东林诸君子们，在知道凤督、四镇拥立福王后，也和马
士英一样，马上表态同意立福王。犹有过之的是，他们马上又为马、卢、四镇定策之举
邀功请赏，而原本叫嚣拥立潞王的那位吕大器，在福王监国后更是提议朱由崧不用做什
么监国，后日就直接登基做皇帝算了（4）；钱谦益也同样干脆，一转身跑去逢迎起东
林的死对头“阉党”分子阮大铖来。因此在“拥潞”、“拥嫡”态度变换这点上，还真
是谁都说不了马士英什么，盖因史可法和那些东林党人亦无外如此而已。
这个时候在浦口的史可法，还不知道凤阳的不测风云，尚自在写信给马士英商议“拥桂
”事宜，信中说到不立福王的原因时曰：“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
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5）”老实说，这些话说得比较狠，也比较不实事求是
，譬如不孝云云，基本上就是个指着鼻子骂人的套路，把福王朱由崧从私生活到道德品
质以及个人素质、从政能力等通体骂了个遍。
马士英老于官场，一得此书，顿时知道自己已然稳稳坐上了定策首功之位。后来史可法
知道拥立福王已成定局之后，自然知道这条把柄的厉害，所以曾向马士英求还此书，并
表示若是马士英将此书还他，他将“终不相忘”（6）。
只是无论马士英有没有将此书还给史可法，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在这场“定策”斗争中
出局都已是必然之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他自己和钱谦益、吕大器等一批东林党
人的私心杂念。
福王朱由崧是个无能庸人自然无须多说，违错章灼比比皆是。他自父亲被李自成所杀后
，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被拥立监国、继位前，处境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一
度要靠亲戚们的接济度日。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击破洛阳，把老福王朱常洵一刀杀了，将
其血、肉与鹿肉一起煮成一锅“福禄酒”，赏赐给部下吃了。朱由崧和嫡母福王妃邹氏
（邹氏本人已无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舅邹存义，福王府的部分官吏及仆
佣合计二百余人侥幸逃脱，避难于孟县。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向崇祯帝汇报说，朱由
崧尚无子女，母子俩相依为命，形状十分可怜。崇祯帝听说后，马上专门派了四名官员
、太监去收敛自己亲叔叔老福王的尸体，给他料理后事；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
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三人，携带银两前往河南接济、慰问朱由崧母子（7）。同年
九月，朱由崧母子返回洛阳。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朱由崧在洛阳袭封福王位。洛阳再次被李自成军攻陷后，
他一路逃到了河南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处，据弘光朝苏松巡按祁彪佳的日记中言，潞王
朱常淓的手下曾告诉他，在此期间朱由崧生活无着，只能靠潞王朱常淓的接济度日，即
所谓“今上遇难，潞藩周旋诸事。（8）”之后，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又一起逃到了淮
安西湖咀。
在朱由崧生活艰难处境十分狼狈，又理所当然伦序当立的情况下，如果史可法和东林党
人拥立他，不怕他不感恩戴德。而看他日后的作为，也可知道他压根就不想建功立业，
是以大可把他供起来享福，自己则放手去做为所欲为，绝无可能让区区一个马士英以及
几镇小小的总兵官一夕坐大，更别说阮大铖这样背负恶名的在野人士了。
对这几点，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
“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淓，接着又说：“以齐桓
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
焉？（9）”此言即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很清楚哪怕拥立福王，亦无
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
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却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顿时缩了回去。他
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
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
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10），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
，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去立崇祯帝的叔叔
，虽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
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
”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
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
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
兵临城下了。
是以“拥桂”一策，几乎没什么为国家社稷的考虑，也无一丝顾念故主崇祯帝的意思在
内，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东林党人没意见，也多少给了讲伦序纲常一派大臣们一些理由，
纯粹是史可法为了安抚东林势力而想出来的一着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
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
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
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直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
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与许汜之上下床之别（11），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
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12）。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同船抵达南京城外，南京各部官员赴城外觐见朱由
崧。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率众拜谒明孝陵，然后自西门入城。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就任监国。同日，高杰、刘泽清等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
五月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拜表即行。
五月十五日，监国朱由崧登基，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五月十六日，弘光帝以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加
马士英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以原户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原詹
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王铎诸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随即史可法陛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轮较量中，出局。
其实在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后，史可法等人已知与“拥嫡”
派有隙，再加前阵首鼠两端，反对本来就伦序当立的弘光帝继位，搞“拥桂”“拥潞”
等方案既得罪了弘光，又导致定策之功全归马士英与四镇武将，照这势头搞下去决无好
果子吃。于是他们急忙开始为拥立弘光帝的马士英及四镇请功，试图以此换取弘光帝及
马士英、四镇将的好感，同时开始拉拢上游坐拥重兵的左良玉，以图日后抗衡四镇。
史可法遂于五月八日上疏，奏请将黄得功、左良玉自伯进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封
伯，马士英和卢九德两人之功则合诸镇之全，爵赏应另行商议，群臣也均附议之。
可惜的是，史可法之前在“拥桂”时大肆抨击弘光不当立的“七不可”之事，已经决定
了他不会得到弘光的好感，因此后来史可法之离京，固然有其不得已之处，亦不得谓其
中完全没有避祸之意。
而弘光本来就穷困潦倒好长一段时间了，刚知道自己是伦序当立的第一合法继承人，正
满心高兴之际，却突然又被东林诸人纯粹出于私心杂念的“拥桂”、“拥潞”行动搞得
差点无容身之地，于是万般无奈、狗急跳墙之下，去找了那些原本不上台盘的镇将来支
持自己，这才惊险万分地夺回了皇位，他此刻对马、卢、四镇将等正是感激不尽的时候
，对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的不满甚至仇恨之心则可想而知；而这些“拥嫡”的人马，原本
只是地方官员和偏裨之将，只有一个高杰算是总镇级总兵，此刻都知自己有定策大功，
正指着这桩功劳富贵呢，所以这会再怎么封他们，他们都会觉得这全是拜弘光和马、卢
等人所赐，且本就是应该的，决计不会领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这个情。
更糟糕的是，马士英此时已不是加几个空衔能打发掉的，他要的是实际权利，要的是入
阁，他觊觎的是首辅之位。但史可法等人不但没有满足他，甚至还试图让他继续长驻江
北督师，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有心将他排斥在南京权利圈之外。而高杰、刘泽清于五月
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的举动，显然是弘光、马士英、四镇将早有预谋发出的权利
更替信号，因此五月九日马士英便自请入朝，且不等弘光答复，表章一出就动身直入南
京，若非事先与弘光有默契，他马士英焉敢至此。
大儒黄宗羲对史可法等人此种“亡羊补牢”举动的看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评
论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13）”
确实无能为矣。
五月二十日，史可法黯然离开南京，过江前往淮阳督师。
诸多的史籍以及后世史家评论中，都将此事件中“史出马入”之结果，作为弘光朝的转
折点，认为自此小人当道朝纲日坏，最终导致弘光朝很快就覆灭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观点，此种说法究其本源，
依然还是出自部分东林党人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心杂念以及狭隘的门户恩怨之见。
在史可法过江北督师后，弘光朝中的形势依然还是不错的，单只史可法与马士英两人之
去留，其实并不影响大局。当时东林党人如愿以偿，新晋的朝中大臣人选基本都是秉东
林党人的意愿所拔，大多是东林骨干，而在野又名声甚高的刘宗周等人亦先后被起复。
最关键的是，马士英本人自来甚少门户之见，此刻对东林亦无任何敌视，不但没有敌视
，其主观上还是非常想和东林修好的，而且还确实花了大力气，做了相当的举措，维护
了不少东林体系人士，甚至可以说救了不少东林人士和他们的家眷。
如东林系的抗清志士陈子龙在其自撰的年谱中就道：
贵阳（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
素所深研也（14）。
另外一位亦属东林体系的求社、几社成员杜登春则道：
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
益）、徐（汧）、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即北京降大顺
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15）。
再者，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的问题上与东林党诸人闹僵之后，亦未尝便有敌对之意，他
还是试图在与东林党人搞好关系。双方出现裂隙后，他与东林名士姜曰广有天在内阁闲
聊时，说起复社领袖张溥乃“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嘲讽他道：“公哭东林
贤者，亦东林耶？”马士英当时回答颇有委屈意，道：“予非畔东林者，东林拒予耳。
”言语中这一个“拒”字，可见其人对东林本无恶意，且颇有归东林之意。其时高弘图
也在场，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居中周旋，马士英亦“颇有和解意”（16）。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最终双方依然闹至不堪收拾而决裂，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东林党人的
狭隘、自私甚至嫉妒之心。
东林一脉孜孜不倦针对的，便是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双方因此至水火之势，此事亦往往
被东林一脉及后世史家举为马士英企图为魏忠贤“逆案”阉党翻案的证据，也是马士英
名登《奸臣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
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乡里。他先前是东林元老高
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是同乡，故阮大铖早年也是东林少年。此人品格固不
甚了了，但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不是罪大恶极却是两回事。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
来上任。那知东林魁首顾宪成及骁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
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又颇
大，是以他们欲任用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
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
之称的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
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17）”
而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确实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是求官而已。此
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人士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
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
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
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18）。而
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也，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的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
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庄子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果然窃国者仁义存焉，信矣。
阮大铖通过魏忠贤门路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不到一月即辞官归乡，旋即被召回任
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即便他想做什么坏事，也做不得多少。
且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
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诩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
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
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
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
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
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
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
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
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再次得罪了
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本朝“党争”之
来龙去脉甚为清楚，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却一时间吃不准。于
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
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
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
，杨维垣恰好指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正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
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
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新君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
，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籍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
和魏忠贤集团均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
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重掌
大局之心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是故东林诸君其时对杨维垣、阮大铖之切齿，犹
过于阉党，就此种下了东林党对其念念不忘，十数年来一直对其进行狠狠打击的根源。
于是朝野之东林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最后在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指控下，虽然查无实
据，但刚起用为光禄卿的阮大铖，依然被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
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
是很有些冤枉的。
阮大铖被硬拽进“逆案”后获罪在家闲住，郁郁不得志，于是整天以诗文会友。他本就
极具才气，获罪的理由确实又很牵强，原又是东林一脉，所以游宴倡和的诗友中倒有相
当部分是东林名士，还有不少明末的遗老、死节之臣或抗清英雄，如范景文、史可法、
文震亨、钱秉镫（澄之）、王思任、茅元仪、张岱等。
其中明末史学、散文大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拜访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
山居”之叹（19），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义士夏
完淳则说得更为直接，干脆称之为“奇祸”、“枉案”：
“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
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
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
年合算一疏（指阮大铖获罪之《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
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20）。”
后来大顺军逼安徽等地，阮大铖转入南京，金陵本是脂粉之地，才子佳人云集于此，而
阮大铖的诗文才华，堪称冠绝当时，是以与南方士人交接来往，过得也还算不错。陈寅
恪之父、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散原）曾于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书衣手书评曰：“芳
洁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
章太炎则说：“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谢客之精炼，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
。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21）”以此观之，陈、章均有以大铖诗之水准，
明清两代无人能过之意。
以此二人之造诣，曰可以标为五百年来一作者，曰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斯言几可盖
棺定论。
然而其人除诗文之外，尚善音律词曲，目前知道他所作的戏曲有《春灯谜》、《燕子笺
》、《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
《赐恩环》、《老门生》等十余种，前四种至今尚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张岱是当时的戏曲鉴赏大家，在看过阮大铖戏班的演出后，于《陶庵梦忆》中盛赞其“
簇簇能新，不落窠臼者也”，道：“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
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
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说到后来竟然一
口气连用了五个“出色”，可见其确实出色，绝非是出于情面的客套之语。
阮大铖才思兼具，写作速度极快，更能自编自唱，他流传下来的这几部戏中，《牟尼合
》三十六出，十六日完成；《春灯谜》三十九出一个月完成；《双金榜》四十六出，写
了二十天。明末工于诗、书、画的著名文人曹履吉，于《牟尼合》序中云阮大铖创作时
“自唱自板，抵十五六日，迄用有成。语语由衷，半字不寄篱下。总若天风自来，悉成
妙响。……唯是妙处，令人设身易地，痛痒自知。虽剥尽四库灵文，不知何处下手？纤
毫无用，于此独见天心。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视之黄钟音首，到此别开
洞天，而乐府之精微乃尽”。
《长物志》作者，东林大儒文震孟之弟、苏州驱逐东厂缇骑“五君子”事件的领头人文
震亨，记其戏曲于当时的流行状况则道：
“石巢先生《春灯谜》初出，吴中梨园部及少年场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
、马并行，识者推重，谓不得为串插巧凑，离合分明，而谱调谐叶，实得词家正宗嫡派
，非拾膏借馥于玉茗《四梦》者比也。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
绰影布稿，镂空成叶，首尾关合，肢节生动。南中一时歌茵舞席，卜夜达曙，是非不欢
。……（阮大铖）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觉余心口耳目间，靡所不惬。触声则和，语态
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义则侠，结想则幻，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
也。 ”
阮大铖《春灯谜》又叫《十错认春灯谜记》，颇为著名，其中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等等竟然无一不错认，堪称奇人奇文奇事。他在此本自序中谓己“差胜”汤显祖者有二
，其一便是汤显祖不识音律，故其词曲虽文采斐然，唱起来却比较拗口，而自己精于音
律，“凡棘喉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是以此点要强过汤显祖。文
震亨在盛赞阮大铖之余，也评论说有的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
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22），虽然没有直接
点出汤显祖的名字，但其中“说情说梦，传鬼传神”两句，一看便知是在说汤显祖的“
玉茗堂四梦”之《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观当时人之风评
，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亦大多都肯定阮大铖在戏曲上的成就不输于汤显祖或过于汤显
祖，因此阮大铖自序中的话虽颇有自矜之意，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就这些当时名人名家的记叙看，阮大铖戏曲于金陵传 播的盛况，确实颇有洛阳纸贵、
一时无双之势。是以明末天启后昆曲的盛行，实不可抹杀其中有阮大铖的一份功劳。
不过这一来不免风头太过，所谓木秀于林则风必摧之，于是阮大铖再次引起了东林一脉
的攻杀。抗清义士王思任曾说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
还真一点没说错，阮大铖确实“时命偶谬，触忌招諐”，就是归于田舍“于桃花扇影之
下，顾曲辩挝”也能得罪人（23），可说背运到家了，真怀疑他是不是入了墓库运。
他这回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明末四公子”中人——陈贞慧、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
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大儒黄宗羲、礼部员外
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
于是就有了当时南方文人中轰动一时的“留都防乱”一案。
此起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
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
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
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
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
狗，功德无量（24）。 ”
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
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
、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
，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
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
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
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
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虽交往者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
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
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
”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
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
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乃是因阮大胡
子区区一个带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呆着，
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还竟然非此不欢；而“流
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
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
，……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颜面何存，又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说白了，便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之故。
在陈贞慧等人发动之前，风声已经漏出去了。因为他们是搞的大串联，人多口杂，走漏
风声是难免的。
阮大铖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况且他也不是什么强龙，只不过
是条搁浅的小水蛇；而要对付他的这群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龙凤贵公子，其中没几个
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里的主角侯朝宗，因为他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
有旧，侯方域算是故人之子。
他出钱出人请“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也就是《桃花扇》中为李香君作画的杨龙友
，天天请李香君和侯方域出游，一面撮合侯、李情缘，一面试图请侯方域居中周旋，为
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为侯方域所拒（25）。
据陈贞慧之子陈维崧的《冒辟疆寿序》以及吴伟业的记载，当时所谓“高门子弟，才地
自许者”，云集南京“刻坛（土单），立名氏”，以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为三人，“
皆贵公子也”。三人凡出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阮大铖
）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这几位贵公子也素知阮大铖歌舞班子之名，于是“
漫召之”。于这“漫召”二字，可以想见其时三人态度之倨傲。
阮大铖知道自己“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
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即陈寅恪先生说其“痛陈错认之意
，情辞可悯”之曲。阮大铖巴巴地命他戏班子赶来上演这一出，其哀求告饶之意溢于言
表，那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是什么态度呢？
陈维崧大约是讳言先人狂态，又知道这是他依附的冒襄之平生得意事，所以说一定是要
说的，不过就说了个没头没尾，只道那晚三人“醉而且骂且善”。这三人称善的，自然
是阮胡子戏班的歌舞、词曲之妙，那他们骂的又是什么？
吴伟业记此事比较周全，倒是有说：
“（阮大铖）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
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
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魏忠贤
）儿媪（客氏）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少休（26）。”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几位公子哥儿高兴，要召人家私家戏班来给自己歌舞助
兴，别人来了，也唱了，且满台赔罪之意唱到半夜，听过享受完了，也就罢了。谁知道
这几位却不然，而是拊掌狂笑，开始当众大骂对方是“珰儿媪子”，说你以为用这种调
调自赎就算了吗？还足足叫骂了一晚上。这等做法不免过于刻薄，实在是辱人太甚、激
人太过，无怪乎阮大铖后来耿耿于怀没齿不忘，终于在上台后大肆报复。
陈贞慧、冒襄、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是说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
，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其“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27）。
据《明史》记载，阮大铖与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
、杨涟、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为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
、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是冬十一月。
本传云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
中补入吏部，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
即又去官。即使按此大略时间计算，阮大铖最迟在天启四年三、四月已离京返回安徽，
一直到天启五年杨、左诸人下狱后，他才复归北京。而杨、左等六君子以三月获罪，六
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
然当时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
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甚至一度颇为危险，所以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
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
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
构陷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奔波落后的通信、交
通水准，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魏等，实为魏、崔等人之夙愿，
盖因杨、左、魏等人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于魏
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儿戏，此其一。
其二，《明史》之《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
，到启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
，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传中道：
“（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
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可见《点
将录》当作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但在王绍徽的《点将录》中，阮大铖却赫然名挂“没遮拦”（28）。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斗争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
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
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
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
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左、魏等获罪去职，王绍徽
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绝不至有阮大铖之名。
又，若谓阮大铖于乡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灵通、传递之速一
至于斯，则又何至于在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君子时，让自己名列《点将录》。
其三，阮大铖在崇祯初归乡闲住之后，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时响应，可见其阉
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而复社名士钱秉镫也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
，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铖来往颇多，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
其记曰：
“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
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29）。”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
死后大铖“对客诩诩自矜”，隐钱氏之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
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
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
之中，当是不会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
言，故崇祯初他虽因《七年合算》疏为朝野东林群起而攻之，最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
”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名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云云，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
或可有迹，终究还是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
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
（2）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此书原署名陈贞慧，笔者手中由北京古籍出版社
于2002年9月出版的《三朝野记·外四种》内，署名亦如是。但据顾诚先生考据，此书
为定策参与人之一姜曰广所作，之所以误挂陈贞慧名下，乃因陈氏有著《书事七则》，
书名相仿而至讹误。
（11）《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
，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
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
，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
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
（12）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马士英疏：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
，驻扎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
（15）杜登春《社事始末》。杜登春是陈子龙好友，同属晚明文学流派“云间派”。柳
亚子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其中“湘真”指的是《湘真阁集》
，作者便是有“云间绣虎”之称的“云间派”首席陈子龙；“玉樊”指其弟子抗清烈士
夏完淳的《玉樊堂集》。杜登春与夏完淳也是好友，夏完淳是夏允彝之子，十五岁时随
陈子龙和其父起兵抗清，其父先殉国，夏完淳亦于顺治四年被洪承畴俘杀，时年仅十七
岁。他的尸体由杜登春送还松江，葬于小昆山下荡湾村其父夏允彝墓侧。夏氏父子著有
《幸存录》、《续幸存录》，内容大体为东林事略。
（18）文秉《烈皇小识》卷七：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
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明季北略》卷十九：宜兴（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州（铨）也；奔走
而灵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
周同谷《霜猿集》诗注：“无何，太仓张博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
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
。”孟森先生校记云，有一本于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
夏允彝《幸存录》、陆世仪《复社纪略》等诸书亦有相关记载。
（19）张岱《琅嬛文集》，《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之一：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
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
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
（25）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有王将军过仆甚恭。……而
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
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
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
，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
王将军者，盖侯方域不欲扬其助恶，隐其名假托之人，应为其下文所说之“杨令君文骢
”。杨文骢，字龙友，贵州人，崇祯、弘光、隆武朝武官，有画名，隆武二年（公元
1646年）抗清兵败被俘，不屈死节。
此事尚可见陈维崧《冒辟疆寿序》，侯方域《李姬传》。
（2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大铖名在《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闵人周之夔
，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周反戈以攻复社。”
按：文秉《先拔志始》中言，王绍徽造的是《同志录》，《点将录》为韩敬所造，然又
说：“《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
改之者耶？”其所附的《点将录》中，“没遮拦”却是刘宏化。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于《东林点将录》条下云：“一卷，江苏巡抚
采进本，明王绍徽撰。……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
有《跋》，称甲子乙丑於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
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
、杨茂春、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
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闻《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
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弘乃大铖，
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
《录》属之绍徽，於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
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朱彝尊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
过激”之由未参与其事，为当事人之一。阎若璩为有清一代考据大家、朴学宗师，又推
崇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谅其无由为阮大铖掩过。朱、阎二人均言《点将
录》上有阮大铖之名，则此事非为孤证，且符合若契同列“没遮拦”之号，当属可信。
纪昀等人的《四库总目》对《点将录》作者为王绍徽，以及其中人物变异之考辨甚为有
理。《点将录》有阮大铖者，应早于天启五年左、魏被杀，阮大铖起复光禄卿之前，盖
因其为高攀龙弟子，又亲左光斗，名属东林，其附忠贤未显也，不然无能将其入之，当
为王绍徽原本。之后增损之本，或因其名列“钦定逆案”而去之。而文秉记载，本就说
是旧时传闻之言，已有出入，如《同志录》当为崔呈秀所作，而其所见，亦或为后来增
损之本。
历史人物文学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