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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 | 1 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
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
公开化。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
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但
寇连材在目睹了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则无权，及慈禧太后骄奢误国等情后，竟不顾清
廷内监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长跪（慈禧）榻前”，要
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为重。
数日后，寇连材又违制上折论陈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
园，以幽皇上”，其余各条，“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寇连材当时不过仅是一名
阉竖太监，违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将其杀掉，本不足为虑。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
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怀疑寇连材背后是否有光绪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
，因此，不但命内务府将其斩杀于菜市口，并借机株连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绪帝的其他
“内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了帝党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江西萍乡人，他既与翁同龢有交，又与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交好，且为瑾、
珍二妃的早年老师，同时又为南清流派的一员，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
在思想感情上，对“德宗（光绪）每以不得行己之志为憾”。光绪帝对他也极其器重，
很快将其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四品的侍讲学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
光绪以“遇事生风，常于松云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等罪名，
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帝党的势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几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曾试图废掉光绪帝。有史料记载说，“乙未（即1895年）十
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
。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
。梁启超也说，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太后确曾企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某亲王之孙为帝。
因其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因而
“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
1897年春，军机大臣李鸿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机又将其亲信孙毓汶安插到军机处。
慈禧太后虽身居颐和园内，但朝廷内外的大事都有其亲信大臣随时奏报。在帝、后党争
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愈加严重，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分歧与公开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89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公开摊牌：“乃谓庆亲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以事权，
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
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
他坐之。”
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不敢立即与光绪帝公开撕破脸面，直接从皇位上将光绪帝拉下
来。这是因为，光绪帝自继位以来，虽性格怯懦，政绩平平，但并无明显的失政失德行
为，慈禧太后不得不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有所顾忌。同时，她也料定光绪帝处于无权无勇
的地位，尚不至于对她构成实际的权力威胁，故而对光绪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实权的学
士言官，以及康、梁维新派等进行的变法活动，暂时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她曾对其
亲信说：“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同上。
光绪帝利用慈禧太后的这一“宽容”态度和机会，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
诏》，宣布变法。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其一，以
“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每于召见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情
状”等罪名，免去身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帝党领袖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永不叙用
，驱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二，规定嗣后凡授任二品以上新职的大臣，必须
具折并到慈禧太后处谢恩；其三，当年秋天，光绪帝将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其四
，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从以上谕旨和任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已经张开了数
张大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帝党及维新派采取断然措施。
9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唯慈禧太后之命是听的礼部六堂官后，虽任命积极支持变法维新
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徐致靖、阔普通武为礼部侍郎；９月５日又赏加谭嗣同、刘光第
、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上学习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但帝党的总体力
量仍是远远不足以与后党相抗衡。从帝、后两党的实力对比来看，帝党在９月21日的戊
戌政变中表现得毫无抵抗能力，也就无足为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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