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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553 | 1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
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
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
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
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
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
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
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
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
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
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
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
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
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
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
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
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
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
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
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
，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
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
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
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
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
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
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
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
。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
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
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
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
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
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
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
，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
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
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
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
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
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
大量挡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
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
、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
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
，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
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
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
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蝶
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
。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
“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着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
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
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
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
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
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
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
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
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
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
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
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
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
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
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
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
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
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
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
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
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
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
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
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
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
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
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
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
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
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
，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委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
，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
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
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
，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
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
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
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
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
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
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
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
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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