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w****e
发帖数: 2210 | | w****e
发帖数: 2210 | 2 刘晓波其人其事
前言
刘晓波其人，在文艺界曾经名噪一时。他在1986年9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
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作了“语惊四座”
的即席发言，由此获得了“文坛黑马”和“东北虎”的绰号。
刘晓波，男，1955年12月生于东北吉林省长春市；1981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1988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讲师；同年8月赴挪威奥斯陆大学
东亚系讲学3个月。其后，刘未经北京师范大学校方同意即擅自决定接受夏威夷大学和
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讲学。
在美期间，刘晓波与反共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过从密切，曾经下榻于
胡家。
今年4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
民联”的派遣，于当月27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
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
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刘晓波在这次动乱中的罪恶表演是有其深刻的反动思想根源的
。近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演说，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诋毁
社会主义制度。他的这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具有极大的尖锐性，不啻为革命
人民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深入了解刘晓波这位反面教员，我们编辑了《刘晓波其人其事》这本
小册子。全书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刘晓波其人其事的揭露、批判文章，这些
文字多数都在报刊上发表过：第二部分为关于刘的一篇访问记。这篇文字发表这次学潮
、动乱之前，尽管对刘多有欣赏、吹捧、溢美之词，但是读者从中仍可窥见到刘晓波的
一些人品、行迹和思想脉络；第三部分为附录，包括刘晓波的反动言论摘编、他的文章
选辑，以及发表于香港的一篇刘的答记者问。这些文字全部都曾公开发表过，其中有些
发表在海外的报判上。在收入本书时，每篇篇首均加了按语，以向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
料。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有诗句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
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
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
编者
1989年7月23日
目录
刘晓波与反革命暴乱 1
刘晓波批判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3
爱钱与舍财
——刘晓波侧照一帧 10
西化、人化和换“种” 12
刘晓波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16
析刘晓波的《河殇》观 20
美国何以不当殖民地? 23
斥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说 25
创新与钱与性 27
是“中国心”，还是卖国之心 29
警惕民主个人主义的繁衍
——刘晓波其人和美国白皮书 31
“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是什么货色 36
“精英政治”的破产 39
刘晓波的“光荣” 43
“精英”牌“民主政治”一剥 45
“爱国者”上了卖国贼的“贼船” 48
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 51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学潮、动乱、暴乱的一个重要教训 54
刘晓波剪影
“狂人”刘晓波 71
附录一
刘晓波反共反人民插手学潮、煽动动乱的言论摘编 82
附录二 刘晓波文章、讲演选辑
在地狱的入口处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 101
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 107
悲剧英雄的悲剧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一 116
完善制度还是塑造完美领袖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二 122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序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三 125
致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129
我们的建议 131
“六•二绝食”发起演讲 138
附录三
文坛“黑马”刘晓波 141
刘晓波与反革命暴乱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
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
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
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
和参与”。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
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准备
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
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
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
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约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
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在大学
”，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
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
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
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
“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
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
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
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
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
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
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
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
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
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此篇系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节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
益取得人们 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
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
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
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
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
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
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
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
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
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
。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
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
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
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
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
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
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
。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
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
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
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
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
“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
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 (西方
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
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
(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
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
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
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
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
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
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
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
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
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
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
。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
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
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
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
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
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
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
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
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
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
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
，“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 | q*1
发帖数: 1128 | 3 透过这篇文章的谩骂, 发现
刘晓波是一位先知先觉着. | w****e
发帖数: 2210 | 4 甘做洋人的奴隶，而做洋奴隶的深层动机是为了有朝一日做洋人的主人。清末时期的“
洋务派运动”所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心态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变。学习西方之长
来使自己富强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人成为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由别人的奴隶成为别
人的主人，就像中国人的“先抑后扬”的处世之术所教导的那样：失势时甘当奴隶，而
一旦得势便当主人。即使在今天最激进的反传统的理论主张中，仍然能明显地感到“中
国是世界的中心”的梦想在左右着中国人对自身失败的态度——中国从来都是世界的中
心。这种人格和心态说得好听一点是救世主人格，而说得难听一点是争霸的野心。其关
键在于，不能以“人的目光”即平等竞争的目光来看待自己与世界，总是把人分成“人
下人”和“人上人”，分成奴隶和主人。因而，当自己落伍之时，才会争相当洋人的奴
隶。现在，中国国内所规定的有关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的种种教条，与几十年前上海滩
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强大了，也许
在巴黎或伦敦或纽约的中国租借地，会出现“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这次出国，
使我得到最大的启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某某国的人。我对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我
与之交往的特定的、具体的人是怎样的人，而不取决于是哪一个国家或种族的人。也就
是说，首先要把每个人都当作一个平等的对象来看待。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某些弱点
是共同的，西方人中也委有些视他人为奴隶的人存在。只不过西方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
念使这种自视为主子的人无法为所欲为罢了。
就逻辑上讲，构成冲突的双方应该是力量均等的，如果一方强大无比，而另一方软弱至
极，便无法构成真正的冲突。人踩死一只蚂蚁不是冲突，而是无条件的征服。如果称这
也是冲突，那只能是一种人为的虚构。而“中西文化冲突论”正是一种这样的虚构，是
一个假问题，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着构成这一问题的真实前提，因而，围绕着这个虚构
或假问题而进行的一切讨论都无意义。正像在哲学上围绕着形而上学的本体所进行的长
期争论毫无意义一样。从理论上讲，一种理论在逻辑上的真实性首先取决于此种理论为
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真实性，如果从一开始提问就是假的，那么根据这一提问所进行的理
论论证也全是假的。各种古典的乌托邦在现代的破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人懂得：
这些乌托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种虚构的假设之上的，这种虚构就是永远也无法证实的人
类终极归宿论以及人类全知全能论。假使人类没有终极，人不是全知全能，那么人类怎
么可以相信自己有终极归宿并进行理论上的预言与证明呢?回到“中西文化冲突论”，
它之所以是一种虚构，就在于当现实的力量对比无法构成冲突时，却用“冲突的理论”
来描述这种现实，进而在理论上对怎样在冲突中取得优势提出指导性的原则，这就使本
来没有根据的“冲突论”染上了一层更为虚幻却感人的悲壮色彩。“冲突”的严酷性加
强了解决冲突的崇高感，中国的文化人们正是在这种虚构的严酷、悲壮和崇高之中，把
自己视为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忧患之上。我认为，从近代开始，根本就不存在中西
文化的冲突，而存大的仅仅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中国这样一个自明的事实。
改变这一事实的可行方法不是在虚构的“冲突论”的引导下“师夷之长以制夷”，而是
全面地、彻底地放弃任何企图进行自我安慰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
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地讲，不是向作为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向作为人类
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中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
方式的差别。换言之，想过人的生活就不存在冲突，冲突只产生于坚持非人生活方式的
愚昧中。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香港在
殖民化中的繁荣和大陆在封闭中的衰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中西关系的性质。在当前的中
国文化界，“冲突论”之所以盛行不衰，其根源在于“阿Q式的精神幻觉支撑着“冲突
论”的理论虚构。这各理论在逻辑上的虚假显现出中国人在人格上劣根性。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崩溃，遗憾的是，这种
毛泽东式的称霸野心通过隐秘的方式渗透在中国文化人的人格中，不否定这种人格，中
国人永远无法用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对整个世界。
香港，这个每个毛细孔都散发着商品气息的城市，第一次使我感觉到了商品化的力量，
自由竞争的力量，以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对人类的力量。尽管它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
特别是每家每户的铁门给人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如此强烈，社会环境的脏和乱
常常使人的心情焦虑和灰暗。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抹杀它作为一个自由港给人们所提供
的做人的机会。
在地理上，香港属于中国；但在自由港这点上，香港属于世界。
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于夏威夷大学
(原载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
本书编者按：此文把胡耀邦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污蔑为“悲剧英雄
”，并把胡耀邦同志与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相提并论。胡说胡耀邦同志是“专制政体内部
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则是“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的；“悲剧”之
所以会“不断发生”，根源 在于“长期的专制主义”，因而这种“悲剧”“不是个人
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刘晓波在文中煽动“大陆的大学生们”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
们”，要“公开支持”魏京生和流亡海外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的叛国活动。《中国
之春》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喉舌。刘晓波为“中国民联”摇唇鼓
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悲剧英雄的悲剧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一
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人老了，总要死。但是，海内外
的华人知识界，特别是一大批要求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对胡耀邦之死的激烈反应却令我大
吃一惊。我开始对自己的淡漠产生怀疑、不安，是不是我过于冷酷，乃至不近人情、不
辨是非?在某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追问的逼迫下，我认真地，甚至可以说是庄严地阅读了
近几日有关胡耀邦之死的各种消息、评论、追忆，这一读，真的使我由吃惊、怀疑、不
安进入了一种悲哀——平静的悲哀，这悲哀不是因为胡耀邦的死，也不是因为受到了举
国哀悼的感染，而是因为中国人对胡耀邦死如此狂热的反应。
悲剧是制度性而非个人性的
记得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而被迫辞职时，就听到过有人把胡耀邦
称为“悲剧英雄”。但是，由于胡耀邦辞职之后的毫无作为，人们的关心也随时间过去
而渐渐淡漠。经过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改革的一系列失败，也由于执政党的权力越来
越减弱，更由于人们的失望和不满愈演愈烈，从八九年二月到四月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里，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方励之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上书所引发出的一连串
上书、签名等活动，终因胡耀邦的 然逝世而酿成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胡耀邦的悼念活
动之浩大，仿佛使人又回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为悼念周恩来之死而爆发的“天安门
事件”的时代。胡耀邦的亡屡出像周恩来的一样，在人们的悲愤中、抗议中变成了悲剧
英雄。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有类似的悲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开始)?为什么中国
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
人物的怀志?难道后者的价值(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远远不如前者吗?对于第
一个问题，其回答是众所周知的——专制制度的本性无法容忍任何异己分子，哪怕是帮
忙式的异己分子。因而，胡耀邦等人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只要专制制
度存在一天，这类悲剧就会不断发生。正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这种类
型的悲剧式英雄。他们的特征是：忠而不见信，直谏而不见容。
胡耀邦与魏京生的对比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以为就需要更深层的追究。公正地讲，民主墙时期的悲剧人
物(魏京生、徐文立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其进步性要远远超地胡耀邦这
类党内开明派，甚至我以为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胡耀邦仍然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范
围内要求改革。即使他做过数不清的好事，也不是由于制度的优越造成的，而是由于胡
本身所拥有的巨大特权造成的。运用特权来保证争取民主的人士，这本身就是二律背反
，是自我讽刺——无论是对于保护者还是对于接受被保护者。而民主墙的民远成员则是
要求从根本上废除一党专制，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带有争取自身的独立权利的性
质，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正像在共产党的官办刊物上发表再
激烈的批评言论也不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而在独立创办的民间刊物上发表最保守
的言论也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一样。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时，共产党能够容忍刘宾
雁等人在官办刊物上所发表的极为激烈的批评(如“人妖之间”上有“共产党什么都管
，就是不管自己”)；但是无法容忍类似“今天”这样的文学性民办刊物。民主墙时期
的诸多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对邓小平改革的支持决不下于任何官办刊物上的言论，但
是，前者受到了镇压，后者则受到了鼓励。
再进一步讲，胡耀邦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仅仅是被迫辞职，而魏京生等人所遭到的则是
铁窗和锁链，其残酷性、非人性要远远超过胡耀邦。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可以发现胡
耀邦即使辞职，也是特权者的受屈，而无特权的魏京生们就只好饱尝铁窗之苦了，我相
信，如果在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中。里根杀人和一个职员杀人，会同样受到法律的平等审
判，但是在中国，特权不仅表现在享受中，也表现在受惩罚之中。
正因为胡耀邦身居中共的高位，享有巨大的特权，也困为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站在维护
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的基点上，所以，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魏京生等人受到的不公正
待遇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胡耀邦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等人则
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
著名知识分子的君臣
有鉴于上述区别，我认为，真正具有民主意识和足够勇气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更大的热
情，更有力的行动来支持、声援和关切民主墙时期的民主运动的先驱者，起码也应该以
同等的声势来支持魏京生等人。但是，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十年前魏京
生等人进监狱时，全中国处在可悲的沉默，甚至是冷漠之中，十年后也仅仅是用极为温
和的态度要求特赦政治犯。但是，胡耀邦刚刚去世，就掀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悼念活动
，一些被当政者视为异己的著名知识分子，不仅公开对胡耀邦进行了过高的评价，而且
大都立刻或打电话、或亲临胡家，向胡耀邦的家属表示慰问。远在美国的李春光也代表
刘宾雁、王若水、阮铭通过越洋的长途电话，向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深切的慰问，其
感情之深大有手足般的君臣关系之味。这一切，都是魏京生等人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
方励之率先为魏京等人呼吁，或许根本不会有签名运动。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在狱中的
悲惨状态还远甚过胡耀邦辞职后的处境，但是又有几个知识人公开对他们的家属表示过
慰问呢?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策略上的考虑，有安全感的作用，更有中国人所特有
的对权力者的崇拜。如果说，大学生们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师出有名，借题发挥，非但不
应该指责，反而应该公开支持，至少应该持谅解态度，那么对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
态，就要有所批评。因为胡耀邦曾或直接或间接地用自己的特权保护过他们，并给予了
他们以更大的言论自由权，因而他们大都怀着强烈的感恩心理，这样就形成了开明君主
与开明知知分子的最佳关系。更进一步讲，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关系。在胡耀邦当政之时
，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他做后盾，就不至于太危险。而要与民主墙的人过往甚密，肯定
非常危险，因为魏京生等人没有任何特权，别说保护别人，连自己都无法保护。
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
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一大批追求民主的著名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姿态：他们
总是竭尽全力靠近中共高层的开明派，恨不得立刻成国幕僚之一，与某些高层官僚的密
切关系是他们非常自豪的资本，常常以颇有神秘的语气向人暗示性地提起某某人物。但
他们却极力回避民主墙人士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民主组织“中国之春”(尽管这个组
织有种种令人失望，甚至无法容忍的缺陷，但它毕竟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们自发的民主团
体，是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走向民主的组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