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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566 | 1 《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她写到，壮劳力出门打工，
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一名村干部告诉她，大家都不关
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
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
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
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
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
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
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
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
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
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
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
、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
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
，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
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
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
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
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
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
。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
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
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
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
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
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
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
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
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
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
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
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
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
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
要盖，不然“没面子”。
“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
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
称为“黑色淤流”。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
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锳
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
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
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
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
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
兴了一阵。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
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
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
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
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
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
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
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
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
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
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
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
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
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
，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
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
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
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
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
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
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
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
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
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
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
。”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
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
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
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
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
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
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
，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
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
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
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
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
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
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
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
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
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
，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
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
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
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
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
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
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
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
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
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
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
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
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
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
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
。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
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
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
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誌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
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
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
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
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
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土葬与火葬
梁鸿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
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
，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
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
，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
母，各奔东西。
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
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
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
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
评各家的饭菜。
“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
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
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
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
“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
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
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
下，交了一笔钱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
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
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
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
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
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时，留话非
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
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
在应该在的位置。
“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
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
人该有多压抑？”
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
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 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
”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
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
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
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
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
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
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
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
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
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一名村干部告诉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
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
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
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
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
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
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
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
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
。”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
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
我一定要回去过年！”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
：“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
的中国在梁庄！” | b*****e
发帖数: 5476 | | g********e
发帖数: 6425 | 3 对矮贼“接轨贱卖，插管吸血”的最好注解。
【在 d********y 的大作中提到】
: 《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她写到，壮劳力出门打工，
: 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一名村干部告诉她，大家都不关
: 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
: 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
: 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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