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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56 | 1 胡志伟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先生应香港大学校监、港督葛罗斯汾之邀前往发表演说。当何
东爵士陪同中山先生进入大礼堂时，全体学生与来宾起立鼓掌欢迎，达数分钟之久，且
挥动帽子，欢呼声与拍凳声夹成一片。港大学生会主席何世俭首先致欢迎词云：“用任
何言语介绍孙中山先生皆无必要，因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同义字，孙中山先生
的经历如用书本记载下来，无疑的将是最吸引人的事迹，如果爱好自由是伟大的考验，
那么孙中山先生将与伟大共存，因此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个
真正的君子，和一个胸怀广阔的爱国者”。 (1)
这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香港的知识份子对孙中山先生的评语。 17年后，在陪都重庆
的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再过16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纪念孙中
山先生》(2)一文，盛赞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
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说：“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
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
的。”对于他的缺点，“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
又过45年，到廿一世纪光临时，香港一份文史杂志《明报月刊》七月号忽然刊登了一篇
两万字的奇文〈对孙中山史迹的质疑〉(3)，作者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广
东中山市孙文学院前任院长袁伟时。在这篇自称遭国内(按：香港在国外吗？)出版机构
退稿近十次的长文中，作者认为孙中山 1917年南下护法是个“错误举措”并以文革式
的语言声罪致讨，列举孙中山先生五大罪状：(一)“在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却肆意
建立非法政府”(二) “号称护法，却明目张胆践踏法制”(三)“玩弄毫无效果徒增纷
争的政治游戏”(四)“助长政治瘟疫蔓延，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五)“殴辱议员、
贿赂议员，以非法程序选出独裁总统”。
在这位孙文学院前任院长笔下，护法竟是“丑剧”，孙中山出于“变态心理”，集“假
造民意”“专制主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之大成；接着在明报月
刊十月号的八千字文章《孙中山与民主自由相悖的观念》中又指孙中山“开创反民主的
组织原则”“推销愚民哲学”，甚至把民主在中国进入歧途归咎于中山先生，把他描绘
成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
由于上述两文通篇都是逻辑混乱、危言耸听、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牵涉了不少历史事
件与问题人物，本文不拟逐条批驳，只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护法运动的成效，以及澄
清对孙中山先生伟大人格涉嫌诽谤的若干事件。
孙中山为什么要南下护法，可见于1917年7月12日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次
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暗
杀宋教仁，何以就要革命？以宋氏之死，实政府主使，证据显然。夫个人杀人，有国家
法律可以裁判；政府杀人，已无法守，人民自危，亦只得革命。三次革命在云南，因袁
世凯推翻共和、僭称洪宪皇帝，南方各省拥护共和，所以有护国军之役。四次革命则今
日，因倪嗣冲造反，而有张勋之复辟。现在民国算已亡了，今日不是民国六年，乃是宣
统九年。然民国形式上虽亡，惭国民精神上还有民国……我国民不论南北，都发起公愤
，誓杀张勋……从前大家都以为南北相争，而今乃知不是南北相争，是新旧相争……今
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耳目淆惑，是为今日最困
难最危险时代” (4)。
次年1月18日在宴请滇军第四师官佐会上上说：“因北京政府破坏约法，倾覆共和，我
南方为护法而战。粤海关税务司每年有千万之款解入北京，值百抽五，故我凡一饮一食
皆予彼杀我之资。兄弟有鉴于此，乃召集国会，产生军政府。”(5)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并非袁文所说的“一意孤行”“错误举措”，而是救国救民之举。张
勋复辟当日，黎元洪总统被江朝宗幽禁，徐世昌在天津开府自称大元帅，依法应代理大
总统的副总统冯国璋通同复辟，即成内乱罪犯，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
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净土，故中山先生南下组织临时政府乃
当机立断救国救民之举，先由程璧光建议，实乃当时唯一可行之策。
袁文用“肆意建立非法政府”来诋毁中山先生，显然同袁世凯诋毁民党为“乱党”如出
一辙。十月号明报月刊的袁文，还以中山先生“攀附李鸿章”“从改良到革命，政治取
向急转弯”来丑化他的人格，称他“思想基础薄弱”。任何一位虚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
学者都曾读过上述那篇在港大的演说，他很坦率地叙述了自己从改革到革命的心路历程：
“我曾一度劝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父老韪之，但谓无钱
办事。我乃于放假时自告奋勇，冀以自己之劳力贯彻主张。顾修路之事涉及邻村土地，
顿起纠葛，遂将此计划作罢。未几我又呈请于县令，县令深表同情，允于下次假期中助
之进行。迨假期既届，县令适又更迭，新县官乃行贿五万元买得此缺者，我无复希望，
只得回香港……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迨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
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又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政治并非
固有者，乃人经营而改变之耳。从前英国政治亦复腐败恶劣，顾英人爱自由，咸曰：'
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张之'。有志竟成，卒达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
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
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6)
至于求见张之洞、李鸿章，本系光明磊落之举，在同盟会会员丘哲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
报导。丘文说：“孙先生从檀香山回国后，听见两湖总督张之洞发展工业，以为这人有
新思想，想请他设医院为民造福，便与学法政回国的同乡唐绍仪结伴赴汉口……张之洞
踞足而坐，态度傲慢，以朝廷不拟延用为辞，取白银五十两为孙先生作旅费回粤，当即
端茶送客。孙先生不愿接受馈赠，出辕门痛骂清廷腐败，毫不关心人民疾苦，深感中国
社会政治非彻底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不可”。 (7)1894年他写了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
〉，此文刊于同年十月上海《万国公报》，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
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其基本观点是希望清廷革
新政治，这种改良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
他所以上书李鸿章，是由于李同意担任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还亲笔复函表示尊重
科学。鉴于李系清廷少有的手握重权的汉族官吏，这很容易使中山先生产生幻想，认为
可争取李“兴汉驱满”“反清复国”，故其上书中有“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
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廿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
所以扼腕……天道循环，无往不复，人事否泰，穷极则通，猛剂遽投，膏肓渐愈”等煽
动性字句，李鸿章置之不理，中山先生见改良行不通才认定唯革命一途。 (8)
1961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宴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等五位前朝旧人。他盛情
拉着溥仪的手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嘛，我作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 1964年2月13
日在春节座谈会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
过他们下面的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 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说到这里，毛泽东向在座的章士钊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
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9)周恩来也讲过类似的话。 (10)在一个
欠缺幽默感的哲学家脑海中，以上言论又会导致何等样的遐想与推论呢？中山先生出生
于西元1866年，即前清同治五年，他非但做过宣统帝的子民，还做过宣统的堂叔光绪帝
与同治帝的子民，作为一介爱国士子，向宰相、向总督上条陈鼓吹改良政治，又有何不
可？何况中山先生曾游说李鸿章以“东南互保” 为基础起兵反清，这需要非凡的道德
勇气，也更突显中山先生的伟大。
查二次革命的肇因，是袁世凯无故暗杀开国元勋、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1913年3月20
日)，又绕过国会向五国银团借巨款镇压民党以及无理罢免赣粤皖三省都督、取消黄兴
之上将名衔。在此期间，袁不断派兵南下，黄兴初尚坚持与袁诉诸法律，到老袁贼喊捉
贼令北京法院以暗杀组织“血光团”团长罪名传讯他之后，才悟到法院与议会均不足恃
，忍无可忍之下举兵反抗。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向南扩展，他倒行逆施下令通缉中山先生、黄兴、
陈其美、朱执信、邓铿、李烈钧等数十人，并解散国民党、废止约法，更令人发指的是
：枪决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逮捕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等四
人，其中四人为宪草委员，两人遂被杀，至于普通国民党员遭受的迫害与屠戮更是擢发
难数。在这种肃杀气氛下，老袁公开图谋帝制，还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廿一条，这才
逼出了孙中山的三次革命。 1916年5月，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被袁世凯以七十万大洋买
凶暗杀，又激成了护国军起义，此后各省纷纷独立，老袁忧忿而死。
老袁死后，其幽灵仍围绕于北洋军阀之间，与当时动乱息息相关。袁的“北洋三杰”之
一段祺瑞力主对德宣战，旨在与日本勾结，以求得借款对南方革命势力用兵，而此人最
忌者乃反对参战最力之黎元洪总统和国会。于是便有召集各省督军开会决议支持对德宣
战、收买流氓组织公民团殴打议员等违法行径；督军团跋扈之际，遂有张勋率五千辫子
军北上胁迫解散国会，乃至裹胁废帝复辟。最后，放火的又来救火，段祺瑞起兵讨逆，
借以夺回国务总理宝座。
中山先生愤军阀之乱纪，于1917年7月8日自上海率两舰南下护法，原因是段祺瑞不肯恢
复国会，又不许黎元洪复职，在此情形下倘要按袁文所说“转向维护民主和法治”的议
会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中山先生南下护法，是得到议员与民意支持的。七月十四日旅
沪议员对驻华外交团发表宣言指出，段祺瑞“凭借武力，自称总理；譬如盗贼之窃据堂
奥……所有段祺瑞政府之一切对内对外之行动，譬如强盗处分事主之财产，吾人誓死不
能承认……吾人唯一之主旨，乃在欲得一真实民意为基础，忠于自由，忠于共和依法律
而产生之政府。”(11)
7月16日，全国学生救亡会《告国人书》有云：“张勋何以有复辟之逆谋，曰徐州会议
；何以有徐州会议，曰为段祺瑞为之主动；段何以为之主动，曰唯欲摧残国会毁弃约法
……段欲复其免职之私仇，唯虎皮已失，无所凭借以专揽政权颠覆民治……中国非冯段
之国家，乃我全国父老昆弟公有之国家。民国已亡，救之者，厥唯国民之自身”(12)。
年青一代已奋起号召国人推翻冯段。
7月19日，中山先生在粤省议会欢迎会中演讲，分析复辟事件的主谋是段祺瑞，此人急
于对德宣战，以为“可使中国转弱为强。欺人之言，终不能掩天下人之耳目，欲借外债
6万万，以为复辟之费”他认为“冯国璋欲设政府于南京，其原非忠于共和，今之宣言
讨逆，不过复辟党中急缓两派内讧之结果”(13)，他已对北方武人洞悉奸谋，不再抱有
希望。
7月21日，段祺瑞力主召开新国会，是因为段在国会的代理人、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
在旧国会中势力薄弱，且旧国会制定的“约法”不合段氏本人的口胃。 1913年2月选出
的国会议员，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每省十名；众议员每80万人选一名，基本上符合
民意，也平衡了各方面的势力；后者595席，国民党得269席，前者294席，国民党123席
，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影响参众两院，研究系控制不了国会，老段就借不到外债，也就过
不了南征的瘾，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袁文说“护法缺乏法理根据”“两院非各有半数之议员出席不得开议”，但袁氏殊不知
旧国会在1913年制订的议院法第七条已有规定“议员于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
解其职”，既然正副议长都已南下行使召集会议之权，而北方仍在遗老、军阀、辫子军
、帝制余孽蹂躏之下，连议员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袁氏实无理据声言“国会在广州
的活动就是破坏法治”。袁文又说“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二百来人！选举孙中山为总
统，就是由这样经过政治清洗的非常国会演出的闹剧”。事实上，1921年4月非常国会
在广州复会，参众两院共331人出席，一致选中山先生为大总统。 (14)
遥望北国，在曹锟贿选时，留京议员有397人南下至沪集会不承认北京政府，1923年7月
14日南下议员在上海集会，即发表宣言，不承认北洋政府对外所订条约及借款(15)，他
们四日前离京时曾声明“在法律下得不到救国之路，只有超越法律之上而求之，即不得
护法，只好革命”(16)。同年6月15 日国会议员475人联名呈请中山先生“速正名位复
总统职，慰亿兆云霓之望，延民国正朔之传”(17)，这正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再回到
原题，南下议长根据议院法之规定，把没有南下的参众两院议员解职，然后由候补议员
递补，凑足法定人数，并无不妥之处。
袁文竭力渲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是“谋得总统，酝酿已久”“对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嘲弄
和践踏”，却一笔抹煞他救国救民的意愿。事实上， 1923年7月3日英国向各国建议共
管中国就是借口“中国为非法治国家；财政紊乱，贿赂公行”“加以临城劫车案发生，
外交界复盛唱列国派兵保护中国铁路及共管铁路财产”，其最终乃是“国际共管中国财
政，以外员编练中国警察，归列强管辖；强收附加税，以应付国际共管下之军民行政经
费”。 (18)
然而，中山先生从未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 1922年陈炯明叛变，六月十九日中山先
生乘永丰舰自黄埔外河驶向广州，负创开到白鹅潭。法国领事和英籍税务司求见，竟抗
议中山先生在省城作战，称妨碍了他们的商务和侨民安全，要求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否
则英法两国就调舰来保侨云云。中山先生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申斥那两个洋人，说：“
沙面是中国领土，白鹅潭是中国水面，我是中国的大总统，我在中国任何地方讨伐叛军
皆有自由权。你们不能干涉。我们把沙面租给你们，水面并未租借给你们。你们不满意
，尽可以调兵舰来，如敢无理干涉我们内政，我同你开战！”洋人面红耳赤，悚然而退
(19 )。
1924年，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原约定英帝国主义派海军协助，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向
英方提出警告，对方才不敢干预(20)。 1923年12月7日外舰廿余艘罗列广州江面对革命
政府示威。中山先生发表〈告美国国民书〉，指责美国海军大将“指挥海军在吾人疆土
内以武力征收捐税而供北方军阀奸人之滥用，是为一种罪恶……摧残自由蹂躏人权”(
21) 。翌年8月29日广州英总领事照会我政府谓商团若受攻击，英海军立即行动。三日
后中山先生发表宣言，斥商团叛乱指挥者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势力之机关之代理员
(按：指汇丰银行)，且致电英政府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22)。
直至1924年冬中山先生抱病北上发表宣言，犹强调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
主张。他在病中闻悉段祺瑞欲以尊重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列强对段氏执政府的支持，内心
很是愤怒。 12月18日他对奉段命到天津请谒的叶恭绰、许世英二人说：“我在外面要
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
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要来欢迎我呢？”叶许悚然而退(23)。
上述种种表明，在上世纪20年代南北掌权人士中，敢于当面斥责帝国主义使者、坚持国
家主权完整者，唯中山先生一人。我们今日重读他的对叶许二人讲话，其凛然正气依旧
跃然纸上。
袁氏强调“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法治的斗争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实际上张勋逃
入荷兰使馆后曾通电全国，谴责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之流系复辟的幕后黑手，放火
者救火甚难避天下人之耳目，于是便有直皖之战、两次直奉战争以及曹锟贿选，直到
1926年，段祺瑞还制造三?一八血案，令卫队枪杀47名在执政府前广场游行要求拒绝八
国通牒的爱国民众，伤二百余人(鲁迅在悲愤之余写了〈悼刘和珍君〉一文，是50年代
中学语文教材，袁伟时想必曾读过这一课)。民众连和平示威都要挨枪弹，复谈何“政
治斗争”与“法律斗争”呢？
袁文又一颠倒黑白之处，是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美化成“言论自由正处于廿世纪中国最
好的状态”，难道他不知道1926年4月北洋军阀捕杀京报社长邵飘萍和同年8月捕杀社会
日报社长林白水的暴行？前者从逮捕到处决历34小时(24)，后者仅三小时(25)，连做戏
似的过堂都省却了；还有，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是1927年4月被北洋军阀捕杀的，难道一
个哲学教授就可以不知道这样浅显的历史常识吗？为什么要处心积虑为北洋军阀涂脂抹
粉呢？
1922年5月曹锟吴佩孚宣布恢复旧国会，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山先生的护法工作失去法律
根据，但此举证明了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是全国百姓众望所归，设想若没有他坚贞
不屈、百折不回同南北军阀斗争七年，北方武人会先恢复旧国会后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
吗？
袁文强调“用战争手段不可能消灭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污秽”，他认为“用和平方式坚韧
不拔地反对各种妨碍和破坏自由、民主、法治的腐败政治文化，护法大业是完全有可能
成功的”。这位哲学家似乎不知道英国自清教徒克伦威尔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到查
理二世复辟、克伦威尔死后被戮尸，经过光荣革命、卢德运动、彼德卢血战，死伤无算
，历215年，普通人民才争取到选举权；法国从巴黎人民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处死国王
路易十六，历热月政变、雾月政变、七月革命、里昂工人起义、一八四八年革命，直到
1870年巴黎人民起义推翻第二帝国，持续流血81年。近代世界史证明，不流血单靠议会
斗争，根本无法达成民主。
中国近代史也未尝不是如此。海峡两岸与香港今日基本上建成民主政制，是千百万烈士
抛头颅洒鲜血而争来的成果。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学术界、理论界有些人在回顾廿世
纪历程时，突然抨击“激进主义”，从不同的政治立场与理论角度，摭拾北洋军阀及其
同路人诬蔑孙中山的文电，东拼西凑，合奏出一台否定辛亥革命、丑化护法运动的交响
乐。他们的见解，尚远远落后于史学大师钱穆教授半个世纪前的论点：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
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
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全部
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煞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
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
时代意见来一笔抹煞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
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
篮，便认为睡摇篮是万万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时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26)。
袁伟时就是这种以时代意见抹煞历史意见的代表人物，他享受着廿一世纪的物质文明，
却讥笑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看见今人有导弹核弹，却嘲弄古人只会耍长矛大刀；他坐
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果实，却诋毁为辛亥、护法冲锋陷阵的仁人志士。他否定中山先
生“除尽假共和”的主张，认为此举“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
”，更否认军阀政客“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认为中山先生“除尽假共和”
便是“审判公民思想”。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这正合钱穆老夫子的另一段话：
“康有为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法国、日本、意
大利都有皇帝，我们不必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
得。然康以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种部族政权在撑腰
，部族政权是绝对不容许有所谓立宪的。康氏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的话，变法就成功
了，他不懂得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而非皇帝专制。后来康梁失败了
，梁启超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这句话不错，但他不知在中国
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洲的
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帝王专制，帝王专制
只是一种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光绪帝既跳不出满洲部族这一
圈，如何能改革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至于中国历史上
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都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便是整个
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腐败的制度略作修改，就仍可继续下去。
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个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
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股力
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
宋兴起不能称为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
，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
政治上的一种特权。康有为主张变法不要革命，他见到制度没见到主权；章太炎主张革
命不想变法，只见主权不见制度；孙中山先生则认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后还要变法
，来创建一个新制度”。 (27)
袁伟时的观点与立场停滞在一百年前保皇派康有为之流的水平，他要吹捧改良主义，便
必然要把正面人物孙中山丑化成反面人物，故其引用的文、电、资料往往出于官僚、政
客、封建余孽甚至狂人、汉奸之口。
袁文在诽谤中山先生人格时，大段摘引了黄大伟、章太炎、南北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喉舌
的文电。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便是粤军将领黄大伟因叛变被孙大元帅明令通缉后在上海报
纸发表的一篇致孙中山的公开信，称一年前中山先生要他枪杀陈炯明。查黄大伟原系孙
中山麾下北伐粤军第一路司令、东路讨贼(陈炯明)军第一军军长， 1924年冬，因与许
崇智争夺总司令职位而被免职，但中山先生仍对他优礼有加，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本部
军事委员会委员。
然他因泄私忿而叛变革命，于 1925年5月9日陈炯明部在东江复叛时，召集旧部林虎袭
击潮汕许崇智军，次日中山先生通缉令云黄“挟陈逆重金，潜伏香港，遣党羽散布谣言
，运动军队，希图扰乱治安，破坏大局，桀骜放纵，屡抗军令”，此后黄大伟伙同林虎
、洪兆麟屡创孙部于潮汕漳州，被陈炯明任为闽粤边区督办。 1924年，黄部下因争烟
土哗变，他被逐逃匿，同年11月趁中山先生北上，又助陈炯明作乱，任陈部第七军军长
。次年3月被党军荡平。
1938年10月，广州陷日，黄在澄海组织汉奸武装，自任司令。翌年8月出任汪记国民党
中央委员，11月任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3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
通缉卖国投敌汉奸罗君强黄大伟等25人。同年5月出任汪伪军委会委员，改任闽粤边区
绥靖军总司令。 1944年5月31日在上海被抗日志士刺杀(28)。这么一个血债累累的汉奸
，连国家民族利益都敢出卖，为了私利私忿背叛训诲培植他十有余年的中山先生，当可
理解。然以黄大伟的谤词来攀诬中山先生，则有违史德也。
章太炎又是何方神圣呢？在反满革命时，他在革命阵营同床异梦，好为事端，多次掀起
倒孙风潮；推翻满清后立即卖身投靠袁世凯，吹捧袁是 “中国的华盛顿”，力主迁都
北京，专意创立共和党为老袁助威，还竭力促成黎(元洪)袁合流。老袁为了笼络革命党
和社会知名人士，便赏了他一个“吉林筹边使”的头衔和一万大洋的开办费，他竟受宠
若惊；老袁给他一个“勋二位”时，他向王揖唐(抗战爆发后，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
员长，1948年以汉奸罪被枪决)借了一套大礼服到勤政殿受勋，对袁大骂他昔日的同志
国民党“那些暴徒就像一群恶狗，投下骨头即知摇尾，骨头尽了就要咬人”。
时隔四年，他南下为“暴徒”与“恶狗”组成的军政府当秘书长，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吗
？在致王揖唐函中有云：“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
矣……又中山本无人提絜，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去岁统一告成，
南都之说，不可抵御，弟始大声疾呼，奠都燕蓟，纵不敢自比子房，而庶几等夷娄敬”
，此信上的丑表功，已至厚颜之极。他对勋二位不满，可又汲汲北上接受勋位，这同他
南下当军政府秘书长同样出于热衷名利。敝友丁中江先生对他有以下评论：“政治主张
非常浅薄，且毕身作为他人政治工具”(29)，刻划此人入木三分。他的古怪、疯癫，可
视作文人无行，他的言行又怎能奉为神明与圭臬？
更为可笑的是袁文把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视为珍罕文献，然早在八十年前梁任公就指出
，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
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无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
”“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童约》”(30)章
太炎晚年鬻文为生，写墓文前例必秉承丧家的意旨，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为恶人佞人
涂脂抹粉隐恶扬善甚至诿过于人，当是应有之义。
袁文强调，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歧主要是“陈主张推行联省自治，而孙中山念念不忘的
是北伐”。据陈炯明亲信、粤军总司令部暨省长公署参议罗翼群回忆，孙中山就任大总
统竟由陈炯明一再延宕就职日期，且称孙“不过是一时的广东总统而已”，孙对陈笑曰
：“我是广东总统，汝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我必须于本月内就
职并速行北伐，成功自不用说，万一事败，则我出走，粤省任由汝去和人家妥协”，陈
才勉强安排就职典礼。罗认为陈炯明 “欲苟安于粤而初无远见大志也” (31)，更突现
了中山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伟大人格。
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幕僚詹秉忠直指“所谓联省自治，实质上就是地方分权便于割据称霸
，非真为护法也”(32)史学家丁中江也认为联省自治“符合各省小军阀和地方主义者保
持地盘和权位”。 (33)连陈炯明自己也对国民党宣传部长张继坦承：“孙先生走得太
快，我赶不上；孙先生轻身可以亡命，我不能再亡命。”(34)，可见从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来衡量，陈炯明只求偏安一隅，比起中山先生还是少了些气魄。论地方自治，中山
先生主张县一级的自治，这样比较有利于地方建设与人民福祉，而陈炯明力倡的联省自
治，则只是延长与巩固军阀割据的借口而已。
袁文声称陈炯明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将领”，高度评价陈的“闽南建设”，是同陈
炯明之子陈定炎在穗、港、台三地出版陈炯明文集、年谱等遥相呼应的，陈定炎断言
1922年6 ?6炮轰总统府是陈炯明部将叶举所为，乃父不知其事，倒反而是叶举“放孙一
条生路”，让麾下师长魏邦平预先通知孙中山，“给孙一个机会逃离总统府”，而叶举
仅仅是“以土炮开炮三响吓之”而已。他又宣称乃父“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晚年
贫病交迫”却又指摘中山先生“气量狭小，不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事情果真是那样吗？陈炯明粤军总部参谋长张醁村揭露“陈炯明曾派湘人谭某为代表到
吴佩孚那里联系……草拟联省自治、废除大总统名义改称执政的计划草案，征求段祺瑞
意见，并得到了他的同意”(35)据陈炯明的参谋林廷华回忆，在炮轰总统府前一日下午
，叶举在总指挥部召集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陈炯明之弟、师长陈炯光，叶举
强调“民贼不除，国无宁日”，主张炮轰总统府最力的是陈炯光、洪兆麟、钟景棠；中
山先生登上永丰舰后，叶举还命令江防司令周天禄在永丰舰旁安设五颗水雷，周自信曰
：“明(19日)晨一定使民贼去见阎罗王“，所幸水雷未击中永丰舰，安放水雷的工程师
徐直等三人被捕获。 (36)
周天禄被叶举收买谋害中山先生，获允诺事成后酬以水警厅厅长职位，他付给徐直等人
的杀人费用是十万大洋。 (37)在炮轰翌日，叛军悍然枪决了居住在广州同侨实业俱乐
部的华侨青年谢八尧等五人，原因是陈炯明对南洋华侨反对他往年在南洋组织水利公司
一事怀恨在心，然1920年陈由漳州回粤之军费，由南洋华侨输助者实居大半，陈之以怨
报德、背恩忘本一至于此。 (38)
据林廷华回忆，叛军炮击总统府时“西关一带几被枪掠一空。陈炯明纵兵在广州闹市烧
杀奸掠的暴行，可见于香港晨报报导：“广州市东南关被劫店户九街 138家总计失银24
万5千元，陈氏于谋乱之先已有与军士约，允其大抢三日，为谋杀总统之交换条件；英
德城沿江一带40岁以下妇女则无不轮奸；叛将带领挨门挨户肆行抢掠，韶州全城无一幸
免，有一家抢至数十次者；留粤国会议员并眷属数十人遭抢后被押送下香港轮船，连陈
炯明父母坟墓所在地惠州都被洗劫一空。 ”(39)
袁伟时与陈定炎讴歌陈炯明“不贪污”“卓有建树”“军纪严肃”时，绝口不谈1913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携百万大洋逃到香港，1922年又将公款500万私自汇至新加坡托
巨商林义顺保管(40)。据李龙镳编陈定炎书所写的序中所说，上世纪20年代的5万银票
相当于现在的3千万港元(41)；那么，600万大洋就相当于今日36亿港元了，一个拥有36
亿元的军阀，竟“死时一身以外无长物，全家老弱孤苦无依”，这样的谀词，会有人相
信吗？
所谓“放孙一条生路”论，又是为陈炯明脱罪之谎言，查叶举下令“共诛民贼”后，手
下军长、攻城指挥官熊略慑于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暗地里派亲信连长通知中山先生的
副官次晨三点有人炮击总统府，请中山先生迅速出走。而攻打总统府时，绝非“三响土
炮”而是千余名叛军围攻65人的公府卫队，血战一昼夜；叛军洪兆麟部从镇武楼上用机
枪向越秀楼扫射，一连冲锋30多次，炮火焚毁了粤秀楼，击断了连接总统府与粤秀楼的
天桥。副官长马湘所率65名卫队牺牲了三份之一(42)，叛乱爆发前，陈炯明悬赏十万元
购缉孙大总统……至18日钟秀南奉炯明之命来省，李云复主张攻劫公府最力，并自告奋
勇，故酬以师长一席，旋即加赏十万元以购总统，于是大总统之头颅竟值至20万金矣。
(43)
所谓“不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又是弥天大谎。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是有诚意的，1924
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时，中共党员500人全部加入了国民党，谭平山、于树德、李大
钊等三人当选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七人当选候补委员，历史事实岂容
窜改？值得注意的却是陈炯明在九?一八后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所言“目前心腹大
患尤非较轻于日寇。共产党遍布南部各省，随时皆可乘机爆发”“现闻江西警耗，红军
有窜入广东之企图，如果倾巢而来，吾三千万粤人先供其制造恐怖之牺牲，决无幸免”
“此次日人之侵我，使我顿失镇压赤化之能力。”(44)在具体行动上则是勾结军阀余孽
联合日寇颠覆本国政府，陈炯明智囊丘健军的回忆录有云：
“日本驻京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曾数次见段祺瑞，请段组织华北政府，推倒蒋介石，日
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殷切对我说：'我已年老，无能为力，最好请陈炯明速来主
持，我当全力支持他一切大计'……陈在上海虹口白俄开设的旅店对我说：'你在津报告
日本人和段秘密接洽的消息，是确有其事的。近来段的亲信王揖唐和段宏纲(段的胞侄)
频来访问，知道我决心倒蒋，是和段一致的，颇为欣喜，但他们特别注意问我，如果日
本人大力帮助我们倒蒋，应否接纳呢？我答须慎重考虑'。嗣陈又转问我：'你对日本帮
助我们倒蒋的意见怎样？'我答：'德无定体，止于至善。吴三桂借清兵而明亡，肃宗用
回纥而中兴。如果以收复东北为号召，组织华北政府，进行倒蒋，则不妨为之。'当时
陈默不作声。过了数天，陈即北上，和段祺瑞合作，把'抗日倒蒋'一变为' 联日倒蒋'
了……1931年12月，马育航(陈炯明异父弟，马思聪之父)亲自由港来省，交陈给我的电
报，要我立即北上。马说：'津方和日本联合事已定局，大致条件是保留二十一条、借
三千万元给我们组织政府，进行倒蒋，先交600万为活动费。这次老总(指陈炯明)要你
北上，谅系为接收借款事务”(45)。
天不佑陈的是，蒋介石闻悉日本外务省次官吉田茂到天津见段，即把段诱到南京好言慰
勉，遂安置段到上海寓居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豪宅，月致用费2万元 (46)。先前蒋
介石送10万元给段的部属王揖唐，嘱破坏段陈合作建立伪华北政府的企图，且许以事成
让王揖唐、段宏纲二人分任上海、淮海两关监督为酬报，王段二人串通段左右有力人员
声称土肥原已准备把对待溥仪的手段来对付段，段信以为真，急不思虑，就和王揖唐走
避南下，结果陷入蒋介石圈套。 (47)这才瓦解了段陈勾结联日叛国的阴谋。
陈炯明投靠日寇未成，但也绝不能认为勾结外敌颠覆本国政府就是“抗日救国”“超越
党派共同救国”吧！ (48)陈定炎为乃父隐恶扬善、涂脂抹粉，洗涮罪恶，他在省港台
三地推出一百多万言翻案论著，绝口不提黄花冈起义陈炯明临阵脱逃及“民国二年投降
袁世凯梁士诒”(49)等丑事，份属孝子贤孙，那也无可非议，奇就奇在忝任孙文学院院
长的袁伟时，在陈定炎的“孙中山炮轰广州，损失不下500万”“西关屠城，二千余商
户损失五千万以上(50) (按：以中国之大，当时中央政府每月政费仅二千万元，陈定炎
吹牛不用脑)”叫嚣声中，不忘歌颂“商人武装?商团在推动政权转移和稳定社会秩序中
发挥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先生使用有限武力对叛军展开还击，这本无可非议，且“海军之炮虽系还击叛军
，直向白云山燕塘一带叛军之驻在地击射，仍虑偶或不中，不免殃及无辜，故所发均为
实弹，况海军早料叛军必将袭击，则至不得已时或须还炮抵御，不免殃及市民，故先期
首由北洋海军司令温树德、广东海防司令陈策宣言拥护孙大总统，而通告住近叛军地点
之商民刻日退出以免玉石俱焚，其保民之心，尤如见矣！而叛军则否，所发均系开花炮
，且漫无标准，四向击射，故商店多毁于叛军之炮弹，诚不知其居心何似，必欲歼居民
而后快也。”(51)事后楚豫舰航海二副胡文溶追记：“各主炮一致向白云山、瘦狗岭轰
击，各小炮扫射长堤各据点……有不少叛军军官正在长堤探花楼下开会，海军曾有数弹
正轰在该楼上，一时惊惶逃散”(52)可见所谓轰击市区民房纯系造谣。
商团事件真相如何呢？据陈炯明亲信、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朗如及商团成员黄艺博等七人
承认：“1922年英帝国主义看中了广州商团，认为发展商团是捣乱的最好机会，于是利
用已入英籍的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充当广州总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他向加拿
大购买步枪等七千余支(按：商团仅一千成员)，由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窃据大权下的北
京陆军部发给进口护照，海关又为英人把持，沆瀣一气。商团筹谋倾覆孙大元帅领导的
政府，以陈廉伯为广东省长，陈炯明为总司令。1924年枪械由外轮运到黄埔，因护照日
期、枪支数字与运到货物不符，被大元帅府派员没收。陈廉伯主使其爪牙假扮商人向大
元帅府请愿发还，以罢市要挟。政府答应按护照上所载数字分批发还枪械，其余顶包偷
运者一律没收。陈廉伯以为政府无能，便煽动商团叛变。商团本由司理、店员充任，少
东以穿军装为荣，佩枪出入，高视阔步，视为时尚，到事机急迫，纷纷雇人自代。陈廉
伯预先招收了二、三千无赖土匪，佩带政府发还的枪支举行武装示威，公然打死举报武
器走私的理发工人数十人，占踞西关一带，架设天桥炮台，厚建竹木栅，内修街闸，撬
起街石筑街头垒堡，实行叛变。其时孙大元帅已往韶头练兵，由滇军杨希闵交涉几日无
果，乃下令烧毁木闸。10月14 日，陈廉伯占踞西关高大巍峨的当铺，居高临下，向政
府机关开枪扫射，一直到天明。政府屡次派人劝止均无效果，遂下令清剿。商团不堪一
击，纷纷溃散。商团败走时，陈廉伯命令副团长陈恭受进行屠杀，见了理发工人不问情
由当堂枪毙，西关一带不到几小时就杀了19人”。 (53)
商团的残忍行径还可见于何香凝的回忆录：“商团猖獗到公然发动武装骚乱，袭击工团
军，并将一些工会和工团军干部当场屠杀，开肠破肚”(54)指挥这次血腥屠杀的商团魁
首陈恭受于1952年在佛山被公审枪毙，袁伟时为商团招魂，言下之意共产党冤枉了陈恭
受等杀人魔王。
袁陈李(敖) 还引用了胡适的文章来贬低中山先生。胡适不是圣人，民国成立后多年仍
进宫觐见废帝口称“皇上”，表明胡适也有败笔。然我且引录胡适在他所办的北京努力
周报 1922年8月14日上对陈炯明的揶揄：“陈炯明至今(兵变后两个月)不敢发出一个负
责任的宣言”，(55)这句话绝非歌颂。
袁文最恶毒之处就是诬蔑中山先生“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炮轰莫荣新督军府”“
行刺程璧光”“暗杀方声涛”“图谋枪杀陈炯明”，毫无实据地把凶手供认不讳、早已
定谳八十多年的旧案都颠倒来讲。
在反满革命时期，有些革命同志因为急于推翻满清，采取了暗杀行动。除温生才刺孚琦
之外，还有李沛基炸凤山。但汪精卫的炸摄政王，却是在当时革命困难日增的情况下由
于失望因而铤而走险的拼命行动。 “当时这些行动孙先生都不赞同。汪精卫行刺摄政
王不果被囚之后，孙先生就说过：'我们革命党人做革命工作，应该光明磊落，不用暗
杀。”(56)中山先生仁慈宽大，对人过失，每冀其能悔过自新。
“民十二年间，湖北同志田桐报告大元帅，云有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侦探杨玉山秘密来广
州，此人在沪为虎作伥，曾逮捕许多党中同志(居正告知：前在上海法租界同益里时一
度被捕即为此人引捕)，应加逮捕惩办。我即将杨逮捕(其时我任广州公安局长)。凡在
沪为杨陷害的人都出来作证。审讯结果，判决枪毙。我呈报总理核批，总理未予批示。
他夙主废死刑，从不批示杀人，虽乱世不能不用重典，但于其仁慈悯恻之心为不忍。又
有一次，一个以前反对总理的北方小官僚潦倒不堪，竟来广州想见总理找点小差事。同
志中有主张将其拘禁者。总理说，他已景况堪怜，不接见他就是了，何必将之治罪？其
不念旧恶如此。”(57)
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倘海军全力支持，局势尚可挽救，奈何中山先生拔擢的海军总司
令温树德被陈炯明策反，中山先生遂被迫离粤。翌年一月滇桂讨贼军驱陈成功，温树德
派人携书欢迎国父回粤，业经电覆，继又恐温以往事心中难安，2月13日复致书慰勉云
：“文常以为天下事当与天下豪杰共之，苟忠于文之主义，虽仇可友，如杨坤如、李云
复之流，皆尝困攻公府，谋贼吾命，文近犹许其自新，任之不疑；况兄与文并无如杨李
之深仇，而往年岑、莫秉政，兄为文炮击观音山之义举，文至今固未尝一日忘也。务望
勉励前修，勿为敌所间。”(58)
曾任中山先生大元帅府法律顾问的美国人包尔?林白克(1901-1907年在新加坡任巡回法
官)与中山先生结识二十多年后所作的结论是：“西方来的人，都以为中国政治舞台上
的运动黑幕里，总是些贿赂、欺诈和杀害。照此看来，结党阴谋是不以为奇的，而暗杀
也常常发现的。可是这种断语，用于武人是确当的，用于中山先生却就不然了。他在南
京总统任内的时候，手下有盛大的兵力，但是他并不置他的敌人于死地。他饶恕他们，
并且以高位授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以流血处理国事，并不是中山先生政策的一部份，虽
然如此，他的敌人却用极端无理的手段对待他，来破坏他的声誉。”(59)桂系军阀陆荣
廷、莫荣新就是这种极端无理、极端残忍的政客。
袁文用五百字篇幅形容中山先生对桂系军阀莫荣新“莽撞”，赞誉莫的“镇静”，其偏
颇表现在只谈孙用武力对待莫，绝口不提莫如何先下手肆虐，显然颠倒因果。导致中山
先生忿而下令炮轰莫荣新，岂止“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意见分歧”，莫氏先用
港币五百元与以团长任用为饵，引诱大元帅府卫兵连长胡新，使其行刺中山先生，事为
帅府副官长马湘发觉，通知胡新原属福军之司令李福林，从胡宅搜出莫荣新收买胡充当
刺客的证据。
查桂系首领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均土匪出身，素昧大义，一旦握权，把两广当做私
物，不让护法政府有所发展。大元帅府编练新军，实行北伐，派往各地招兵委员不幸多
被桂系驱逐逮捕。段祺瑞嗾使莫擎宇盘踞潮梅作乱，企图进军东江。潮梅军司令金国治
奉命讨伐莫擎宇，莫军败于铁场、盐国、五华等地，潮梅本可不日底定。
桂军沈鸿英奉莫荣新命，诬金曾为土匪杀之。大元帅府卫戍部队排长数人赴广九铁路之
石龙招募新兵50余人，甫抵广州，莫令桂军游击营统领邓文辉尽拘捕之，诬以为匪，军
政府派员保释无效，于1917年12月31日大除夕悉枪毙之以贺新岁。中山先生闻报赫然震
怒，严责莫荣新，命惩治所部向军政府请罪，莫竟置之不理，中山先生忍无可忍才下令
薄惩。 (60)惟经此役后，莫氏慑于中山先生之声威，乃挽人调停，并亲至帅府卑辞谢
罪。
莫荣新任广东督军时，开烟开赌，滥收捐税，弄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怨声载道。广
东总商会，慈善团休、各界知名人士召集秘密会议选出十五名代表向中山先生请愿惩办
莫荣新，救广东同胞于水火，中山先生循民众之请才教训莫荣新。炮击督府后六日，中
山先生召集工商团体代表60余人到帅府茶会，国会议长吴景濂、海军总长程璧光相继发
言支持大元帅惩罚莫氏(61)，可见当时民意对惩莫一事并无异见。同年5月4日中山先生
被迫辞去大元帅一职后，莫荣新于11日擅自囚禁反对中山先生辞职的军府陆军总长张开
儒，次日悍然枪杀陆军部代理次长崔文藻。此种贪戾嗜杀横暴凶残行径，足证中山先生
对莫荣新一伙并无“莽撞”，反而待之太过宽恕。
袁文称中山先生“行刺程璧光”，唯一依据是陈炯明死党罗翼群自认受朱执信委托物色
凶手的“回忆”，仅据一面之词就断定“杀海军总长这样的大事，没有孙中山的首肯，
朱执信是不敢干的。”固然，朱执信是中山先生“左右手”“最好的同志”，设若这种
大胆假设能够成立，1971年发生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
彪，企图用火箭炮、用火焰喷射器暗杀毛泽东的叛逆案，袁伟时是否有胆讲：“杀党中
央主席这样的大事，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林彪是不敢干的”呢？
在国民党方面，正统的史学家郭庭钰教授指出：“忠于孙中山而握有实力之海军总司令
程璧光有兼粤督说，岑春于2月26日遣人刺杀于广州海珠码头”。 (62)事实上，1918
年2月8日，广东将领魏邦平、李福林等谋推程璧光继莫荣新为广东都督，莫改任讨龙军
总司令，18天后程璧光就被暗杀了。据当时众议院议员汪建刚所述：“莫荣新表面虽较
和善，骨子里则(比陈炳焜)更阴险……暗中竭力拆中山先生的台，对中山先生的北伐计
划阳奉阴违，后来竟不顾一切暗杀海军总长程璧光，公开捕杀大元帅府卫队官兵，勾通
非常国会议员，通过改组军政府案，迫使中山先生辞职离粤赴沪。”(63)
温树德(后倒戈投陈炯明)的山东同乡、海军司令部秘书长高子厚承认：“岑春陆荣廷
莫荣新等，名虽拥护护法，实则与北洋军阀勾结，处处作梗。莫荣新尤为骄悍，未久，
即暗杀海军总长兼舰队司令程璧光，以剪除护法的羽翼。程死，海军即倒向桂系方面，
不听中山先生调动指挥。”(64)据1919年出版的《程璧光殉国记》所载：
“事发前之四日， (程)接匿名函二封，以水雷局局长更换事，归怨公，限廿四小时答
复，否则有相当对待等语。后又得署名地雷队长岑寿樟和自称陈祖寿各一函，措词亦怪
诞，俱用广东水雷局用笺，造语糊涂，意存谩骂。初，舰队人员以水雷局长周淦，时患
神经病，恐与泊黄埔诸舰或生误会，常以为虑。黄埔各校(反护法舰队驻泊)风潮，亦与
周氏有关。公乃商于莫督撤周氏差，陈某等来函，似为该局局长而发。然来函真伪，莫
能辨也。事发前二日，公复接一匿名刊印传单，诬诋公十余款，语皆不堪入目……”(
65)
案发后，水雷局局长周淦被拘留于督军署数十天，终因证据不足开释。从事后所获旁证
知，凶手系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布置周详的有势力集团，虽缉凶悬赏加至五万银元，
凶手仍踪迹渺茫。近年大陆学者王翔对此案却有独到分析：
“在黎元洪与北洋军阀的一系列冲突中，程璧光是旗帜鲜明地率领海军站在黎大总统一
边。1917年5月，段祺瑞指使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海军总长程璧光立即和其他阁
员集体辞职，使段祺瑞成为一个空头总理；黎罢免段的总理职，北洋督军蠢蠢欲动，海
军即派舰前往安庆江面镇慑首先倡乱的安徽督军倪嗣冲。这些都表明，海军掌握在程璧
光手里，北洋军阀就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海军南下后，曾支援护法军队攻占长沙、
征讨福建、平定两广军阀与北洋军阀勾结的叛乱。故程虽与西南军阀有所拉扯，但他与
北洋军阀则是势不两立的。由于程率海军主力舰队南下，增强了护法阵营的军事实力，
使得北洋军不敢放胆进攻南方，北方武人当然是必欲除程而后快的。除去程璧光，既可
彻底剥夺黎元洪的武力基础，又可拆孙中山护法军队的台，还可以策反南下舰队为己所
用，真所谓一石三鸟！程被刺后，段祺瑞主要助手徐树铮立即致电北洋政府新任海军总
长刘冠雄，认为南下海军失主，势必群龙无首，可能北归，要刘'务趁此机切实注意'，
早日下手。由此可见，刺杀程璧光，正是北洋军阀迫不及待要做的事”。 (66)
此说深中肯綮，然真凶未获，鸿飞冥冥。人们可以怀疑桂系与北洋军阀有作案动机，却
绝无理由去怀疑孙中山要刺程——海军的向背在护法阵营内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
山先生断不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自毁长城。他下令严缉凶徒归案，又在广州海珠
公园树立铜像供后人瞻仰，还为之举行国葬，讣文赞陈“护法救亡，功在天下”由中山
先生领衔。袁伟时夹硬要往中山先生身上栽赃，本系食陈定炎之余唾，他一口咬定是罗
翼群供称朱执信布置刺程，然而朱执信本身却在南征讨桂之役被人暗杀。
1920年9月21日粤军回粤驱桂，中山先生命朱执信任讨贼军总指挥，朱应已宣布脱离桂
系的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之邀，前往调停邱部与攻入虎门的东江民军邓钧部之纷争，不
幸在前线中冷枪身亡。大元帅府下令通缉邱渭南，一年后，陈炯明受贿黑钱三万元，将
邱渭南通缉案取销，更委以军职，当时舆论咸认邱之杀朱，实系陈炯明主使。 (67)朱
执信被害不到两年，就发生了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之事，发难前二日“陈为缓和外间
空气，特由惠州电中山先生表示愿意追随北伐，但要求中山先生交出胡汉民作为条件”
。 (68)胡汉民是朱执信的接班人，既然“清君侧”的矛头针对胡汉民，那么朱执信之
死似亦应作如是观。
朱执信被奸人暗杀后80年，犹有人诬蔑他“组织暗杀滇军师长方声涛”，其唯一依据是
所谓罗翼群的回忆，称“时间是1918年1月中旬。方中弹重伤，但抢救过来了”。查
1918年1月中旬方声涛在广州护法阵营活动很频繁，1月18日下午中山先生在帅府宴请滇
军将领，出席者有李烈钧、方声涛等五、六十人，方声涛还起立讲了话(69)；1月26日
方声涛奉命率部移防潮州。 (70)
设若方声涛真的如袁伟时所讲的“中弹重伤”，怎能出席元帅府1月18日盛宴？又怎能
戎马倥偬率部移防？按袁文的说法，中山先生曾面斥张继和方声涛，所以要暗杀方声涛
，那为什么五年后又拔擢方任福建民军总司令，旋又升方为广州大本营参谋长呢？同是
被斥的张继，怎又被中山先生重用出任国民党广州办事处干事长、□□部长，至国民党
“一大”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呢？
如果说“孙中山暗杀方声涛”是袁伟时难得糊涂，那么“孙中山暗杀邓铿”说则纯粹是
无中生有——刺邓的凶手早已认罪伏法了！郭庭钰教授说：“陈炯明于民国11年3月21
日遣刺客杀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于广州车站”(71)可能有人说“国民党捏造革
命史”，且看共产党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又怎么说吧！广东省政协委员李洁之
说：
“在陈炯明出发援桂期间，仲元(邓铿)先生留守广东，实际上代行了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的职权。他雷厉风行执行禁烟禁赌的法令，派专员到各县去督促禁赌，派官兵到鹤山、
新兴、五华、揭阳各县去铲除烟苗，经常派宪兵去广州、三水、肇庆、都城等地查缉鸦
片。零零星星不胜枚举，其中最大的一批是1921年5月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的二百多担，
都悉数押赴燕塘烧了。听说这批鸦片的后台老板是粤军将领陈炯光、洪兆麟、李云复、
钟景堂、杨坤如、陈小岳、关国雄、陈觉民等。他们丧失了数十万元资本和财路，对仲
元先生也就难免心怀怨恨了。由于仲元先生在漳州时斥责过粤军内部鱼肉人民的贪污份
子和沉迷烟赌的腐败份子，他们怀恨在心，主使粤军总司令部顾问、陈炯明的亲信金章
去行刺仲元先生。金章不愿干此卑鄙无耻的勾当，但又害怕受主使人暗算，便辞职去了
上海。1921年9、10月间，仲元先生到粤军总司令部去，陈炯明正在饭厅进午餐，办公
桌上留下一部密码本和一份亲译的电报，已译出八九成了。仲元先生取来一看，原来是
吴佩孚打给陈炯明的，说要搞联省自治，互相支持。待陈炯明吃完午餐回来，发觉自己
的疏忽，表现出很尴尬的面孔。谁料仲元先生竟遭毒手。陈炯明常派省长公署咨议邓伯
伟往洛阳与吴佩孚、往长沙与赵恒惕勾结搞联省自治，目的在独霸广东、搞垮中山先生
革命建国出师北伐的大计。陈炯明搞垮了中山先生的非常大总统后，便任命邓为两广盐
运使潮桥运副，作为报酬。仲元先生逝世后，广州传说粤军营长陈少鹏既无战功也不是
扩编，而在邓死后不到廿天突然提升为统领(团职)，这是因为他行刺邓铿有功；又传说
，曾受过邓铿多次斥责的粤军司令部侦缉处长黄福芝是参与行刺邓铿的重要角色；又传
说：省议会秘书长陈觉民原任粤军第七路司令，邓铿以他不是军人，该部又是桂军改编
过来的，质素很坏，便把它解散了，陈想取得两广盐运使潮桥运副的肥缺，又被邓铿所
阻，故对邓恨入骨髓。1923年冬，陈少鹏升任旅长，驻扎梅属地方，一次他去汕头某酒
楼饮花酒，吃醉了与同席的某军官因小事口角，他拍桌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和
我比高低，邓铿我还一枪打过去！难道你不怕死吗？’大家认为是酒后吐真言。1928年
冬末，我由肇庆第十一师来广州，去广大路广州卫戍司令部探望邓世增(时任李济深的
第八路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广州市公安局长)，他告诉我，陈觉民最近由香港潜
往汕尾去煽动惠阳、海丰、陆丰等县的地方团队叛变，被驻防军拿获审讯。他直认不讳
自己是行刺仲元先生的主谋，主使陈少鹏、黄福芝行刺。他在军法处承认，与陈小岳策
划了近半年才找到陈少鹏、黄福芝愿任刺客。供词说‘民国11年3月21日上，我在总司
令部打听得邓铿就在本日搭广九路晚车回来，我马上通知陈黄二人化装去大沙头车站行
事。我曾几次在陈炯明面前发牢骚，说非要把邓铿杀了不可，陈炯明都没有作声，我就
认为他默许了，敢于大胆去干。’[大陆出版的《名人之死全鉴》也认为：陈觉民、陈
达生等人策划刺邓时，陈炯明故作不知，实际上是对部下的行动加以默许。(72)]陈炯
明对邓铿心存戒惧，那是真的。黄福芝一直怕邓铿撤他的差，只求事成后保持他的侦缉
处长职务，陈少鹏我们许他事成之后提升他为统领。这证明了以前的种种传说并非毫无
根据。我曾据此托友人写信去询问陈的家属，复信说：陈是在广州被国民政府枪决的”
。 (73)
另一位粤军老将陈樵揭露，1939年，陈觉民投靠日本特务机关长矢崎，出任广东治安维
持会委员兼民政处长。 (74)这么看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惩治汉奸条例》将陈
觉民处死，是他罪有应得，邓铿在天之灵也会有所宽慰。
袁文唯一所恃怙的罗翼群，洎其晚年天良发现，承认1921年5月5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
总统时“举行阅兵典礼，仅有粤军第一师邓铿所部参加，师长邓铿随同大总统检阅。炯
明借故未到。余当时在场目击，心窃讶之。不图次年三月乃有邓铿被刺之恸”(75)，比
较隐晦地将陈炯明与邓被刺合为一谈。陈炯明的参谋长张醁村承认，邓铿留守广州时“
总司令部忽接汕头尹骥旅长电报说，潮汕方面有一部不稳，抓到几个为首煽动人员，于
是派出宪兵按址搜查，抓到总司令部参谋罗某、总统府差遣一名和几个驻在北校场的士
兵。邓遂将为首人犯枪决……只知在汕头为首煽动的人犯，是洪兆麟部队的人”。 (76)
时任大总统府总参议兼文官长的胡汉民说，攻克南宁后，蒋介石接了陈炯明的电约去南
宁，不料介石一见了他，他就表示反对北伐，并且说： “民国二年，展堂一定要出兵
反对袁世凯，实在害了我，如果那时不反袁，广东由我干到现在，岂不什么都好吗？”
可见陈炯明反对北伐，只是恋栈官位贪生怕死。胡汉民又说：“陈炯明因为他(邓)曾挑
选第一师劲卒600人充当总统府卫士，对他非常不快，后来许崇智请发子弹百万，邓又
批准八十万，于是陈炯明更恨邓入骨，邓之死机，也就埋伏在这里了。在邓未遇刺之先
，有一个姓林的台湾人来找许崇智，告诉他说'陈炯明的兄弟陈觉民来问我(林某)有没
有暗杀手段对付邓铿，我不敢答，我现在可不可以告诉仲元(邓)，我话已说过，以后如
出什么乱子，概不与我相干'，许崇智拿这话告诉仲元，他却不以为意，不久仲元就遇
害了。邓既遇害后方更无人信赖，所以汝为同志主张回兵，介石却主张讨伐陈炯明，我
建议总理回兵。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逃往惠州。他从惠州来电曰：“我是服从
总理的，不过要总理把左右文武佞人(按：指胡汉民、蒋介石)清除。 ”(77)这就是陈
炯明想“清君侧”的缘由。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邓泽如回忆道：“陈之族人，恒恃势以沽权，辄为邓所呵斥
，因是陈族恨之切齿，曾以资贿邓之仆役下毒害邓，其仆为闽籍，举以告闽中民党陈民
钟，事遂发觉，此援闽时事也。及粤军回粤，陈觉民、马育航、陈炯光、金章、钟景棠
、陈达生诸人，日欲攫得盐运使、琼崖民政长、广三铁路、省立银行等缺，进行甚力，
辄为邓所抑制。时适有粤军总司令部侦探部黄福芝串结陈氏兄弟私运鸦片，所值不下百
万，在伶仃洋为盐务缉私舰截缉一事，后邓主张严办。黄畏罪逃往香港，陈炯明以禁烟
自任，至是亦不便为之庇护。及邓遇害之事发生，政务厅长古应芬疑凶徒必匿居香港，
乃派夏重民赴港密缉；陈炯明谓此事非黄福芝不办，乃起复黄职，使驻港缉拿凶手，并
派黄强助之。夏居港多日探得主谋暗杀者为陈族弟某，使黄贿买凶人，为之许以复还原
职，黄遂以买凶徒，任此职务，皆惠州人云。又某日，邓偕谢持赴港接友，除总司令部
数要人外，殆无人知；邓出发时，陈炯明亲送至楼梯，异常客气，为从来所无；及由港
返省，竟在车站被刺。此皆可注意之点。夏探得凶徒行踪，即密报香港政府设法逮捕，
港官初允递解凶徒交粤，后以黄强赴港，猝然中止。此中内幕如何，殊令解人难索也。
以前陈炯明虽未助北伐军以一饷一械，唯因有邓为双方之连锁，故后来仍有供给不断之
希望；及邓死，则并此希望而无之。”(78)
中山先生在桂林得邓铿死讯，如失屏障，与蒋介石、胡汉民、许崇智皆恸哭，遂追赠邓
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侧，并亲书墓碣，还在邓遇刺的广州大沙头火车
站建立铜像，在观音山上建立“仲元图书馆”。
袁伟时原稿甚冗长，明报月刊登此稿原为哗众取宠，满足一般小市民之逆反心理，借以
增加销量，然此文断言孙中山暗杀邓铿一节，潘主编虽非史学长才，亦认语多乖谬离谱
，恐弄巧成拙激起众怒，故已将此段全部删除。据该刊编辑部同人提供之袁文原稿，可
确定此一节全部抄袭陈定炎为乃父翻案之书。查陈定炎说孙暗杀邓铿，唯一依据是封建
余孽周善培(清末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四川提法使，民国成立后投靠北洋军阀，是个策
士型人物)的回忆录，即使周善培也“没有指明谁有杀邓铿的嫌疑，对孙中山表示尊敬
”。 (79)袁原文无可奈何承认“邓铿死于谁手尚有争议”(80)，这个争议的“反方”
所持的理据本系“乌有”，那又谈何“争议”呢？其无理取闹一至于此！
袁伟时诬中山先生“动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主要是抄袭陈炯明儿子的作品，然陈定
炎称“效忠陈炯明的四个重要部属，均遭到孙中山的毒手” 时，还提到关国雄之死，
此文以“他死后，其部属即受贿倒戈背陈(炯明)”作为“遭孙毒手”的依据，又说“其
死时真相，目前没有可信的纪录”(81)。
殊不知，当时广州民营报纸即有报导：“盖陈逆生平阴险奸诈，对于同党，无论有若何
绝大勋劳，苟非受其利用，或主张稍有不同，必置之死地而后已。一朱执信、二邓铿、
三关国雄，是其诛锄异己之铁证，无可为讳者”(82)，陈定炎似乎系“夫子自道”！
较为可信的是关国雄部下粤军第四师中校营长莫雄的话，他说陈炯明叛变后个多月，中
山先生派林直勉等到梧州会晤关国雄，关以梧州陆海军总指挥名义宴请驻梧陆海军少校
以上军官，原拟在宴会上宣布独立东下讨陈，不料宴前传来北伐军撤退、中山先生离永
丰舰赴沪的消息，关国雄遂抱骑墙态度，要从长计议，才未发难，而关国雄是1922年8
月中旬赴白云山出席陈炯明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后暴饮醉死的。 (83)陈定炎说“关国
雄之死当在1922年10月与23年1月之间”，(84)连日期都没搞清楚便想嫁祸于人，事实
上关国雄早在7月就想倒戈了，并不是他被陈毒死或自己醉死后才由部属受贿倒戈的！
袁伟时的长文信口开河、言不及义，是因为他不加考证核实，大量摘抄李敖、陈定炎的
“作”品。例如，骂中山先生“无法无天”，是抄袭李敖的《孙中山研究》第 26页；
说中山先生“令舰队发炮”抄第230页；说蒋介石反对孙做总统，抄第172、174、 181
页；说国会议员在广州只有200来人，抄第177页；诬中山先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抄第98、201页；揶揄国父见李鸿章，抄第13页；说国父 “用秘密结社来办党”，抄第
194、196页；抨击“知难行易”学说，抄第186页；骂国父“以华侨名义组织锄奸团”
抄袭陈定炎“作”品第282页；诬国父“贿选用去二三十万元”抄陈第283页；赞卢永祥
的省宪主张，抄陈第287页；诬国父“手枪授黄大伟刺陈”抄陈第296页；由上述第三、
四手资料得出的研究心得，把国父描绘成“专制主义”“践踏法律”“使用极端手段”
“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以革命或其他冠冕堂皇的名义把法律置诸脑
后”的魔鬼。
但当我读到“动辄舞刀弄枪”“有枪便有权”“挑动内战攻占别省土地”“念念不忘用
武力统一中国”时，方悟到袁大教授是指桑骂槐，有所影射的；说什么 “听惯了伟大
、英明的颂声”“只有一长生不老孤峰突出之总统”委实同国父对不上号——伟大英明
不是上世纪20年代的常用词汇，而长生不老则是指八、九十岁的政治老人，可是国父59
岁便鞠躬尽瘁了。
凡是有良知的知识份子而又曾经历过这几十年大时代风云者，都不难猜出袁文的影射目
标。国家养“仕”半个世纪，居然栽培出这样一个“教授”，竟引用帝国主义情报机关
的谍报资料、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加上80年前军阀、封建余孽、汉奸卖国贼的旧调重
弹，来诽谤国父的人格，这早已超逾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必须指出的是，袁文、陈定炎
“作”品和李敖“作”品大量引用了香港《华字日报》、北京《顺天时报》以及英美驻
华使领馆的内部报告，而未引用当年广州、香港民营报纸的片言只字。
查华字日报本系英文《德臣西报》的附刊，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85)。
而德臣西报则是当时香港唯一刊登港英殖民政府法令的报纸，以半官方喉舌的姿态出现
(86)；《顺天时报》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兼北洋军阀的支柱，我们能指望那些失去
昔日“天堂”的人以及妄想瓜分中国的人，对中国革命心悦诚服吗？
说起外国使领馆的秘密报告，历来都是外国情报人员收买政客流氓拼凑道听途说流言蜚
语的大杂烩，本系职业情报贩子骗吃骗喝的“作”品，美国人西格雷夫据特务情报旧档
编写的《宋家王朝》就是这类小道消息的代表作，满纸荒唐言，令人不忍卒睹。有人喜
欢吹嘘英美情报机关的神通，但九?一一事件美国两座摩天楼被恐怖份子劫机撞毁后，
世人当可体会到假情报之害人不浅！
袁文抄袭了不少李敖语录和陈定炎语录，但他固然知道广州中山大学编印的《陈炯明集
》两巨册同陈定炎在香港印行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在台北印行的《陈兢存先生
年谱》以及李敖所作《孙中山研究》，虽然文电原件如出一辙，然而后三者独多两三篇
序言，袁大教授委实无胆抄袭以下段落：“孙氏是一个不择手段，不惜卖国祸国，以冀
求达到个人做大总统之梦的政治大野心家。他于1924年接纳了苏俄在金钱上与军事上的
援助，进而苏化了国民党；他在广东建立一个比帝制时代更要凶暴的政府！”(87)“仿
效苏俄的革命手段，改组国民党，导引中国走入歧途，其遗患至今，以革命手段来改造
人类思想，建立一党专政的暴政，借口所谓革命良知，实际以法律来做非法事，给全世
界人类带来一个空前的浩劫。”(88)
在台北出版的《陈竞存先生年谱》比广州中山大学的《陈炯明集》(89)多加了一些体现
语言暴力的小标题，诸如〈黄埔学生之毒化宣传〉〈孙文祸国祸粤之罪状〉〈孙文与秦
始皇之比较〉〈孙文屠城〉等等；在香港出版的《大翻案》一书，则把污蔑国父的所谓
“西关屠城”同污蔑中共的所谓“天安门屠城”相提并论(90)，统称为“党政府摧害自
己人民的暴行”。
然而，人们从袁文把“民主在中国进入这样的歧途”归咎于孙中山，而且说中山先生“
这些反自由的思想且为其继承者变本加厉地推行，确立了全能政治体系，始作俑者的责
任是无法推卸的”，似乎听到了一些弦外之音。一个半月前，江泽民主席在纪念辛亥革
命9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
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五年前，江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百卅周年诞辰时也说过同样的话，联想到陈定炎在序言中所咀咒的“犹在涂炭糜烂中
的国土”，(91)袁文的指桑骂槐对象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李敖致陈定炎函件捧之为“40年来为真理为真相为死去的父亲……独立而默默成此奇功
……为人间存了第一天理”陈定炎则谀李敖为“当今之世唯一挺身为陈炯明公开说公道
话的中国人”，由此可知陈定炎的多本翻案厚书是受了李敖的启发而出版的，如今这两
人在大陆也找到了知音。大陆的同行，可能只知道李敖在北京中央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
，更有书商为之印行《李敖全集》。容或李敖对戒严时期台湾的民主发展有些贡献，但
他在台湾坐牢两次多半是由于侵吞友人财产之刑事罪，他因入狱而衔恨蒋氏父子，进而
迁怒孙中山先生，以他本人的话来讲，就是“使他们一干人等，生前死后皆不得安宁”
(92)，然人们万万不能以为李敖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李敖的话“句句是真理”
，更不可以为“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
今姑且转摘李敖1975年9月在狱中秘密写信给他的台大历史系老师、国民党中央文工会
主任吴俊才的一封乞求宽恕函件以飨大陆同行：“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
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目为敌人……26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块伤心之地，同样
的爱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
况我们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结……”还要求其业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点”放他出
国，协助解决彭明敏(台独)问题，以挚友身份引诱彭回台。
据说，吴俊才读了此信很感动，遂出面帮李敖减刑、取消原判的褫夺公权六年、解决生
活问题与财产纠缠案件，还安排他入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任副研究员，研究“匪情”
。 (93)善良的人们知道了这些，当不会让这种“不得安宁”扩散到大陆学术界。
我非常欣赏福建师大齐裕昆教授在今年八月香港举行的《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他与
同时代人相比，他是否比别人高明，作出哪些贡献。”(94)中山先生为了捐输革命，毅
然毁家纾难?变卖了他和哥哥孙眉在夏威夷的家产；(95 )革命成功后，孙眉想做广东都
督，他坚决拒绝，且复电推荐人蔡元培陈述用人“唯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籍”，且
面谕孙眉“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以娱暮景”。 (96)
他为了推翻满清，被清廷通缉，港府、日本、越南政府都不准他入境，自乙未广州起义
失利后颠沛流离海外16年，虽经手筹款数达千百万元却一尘不染，平生不沾烟酒不好花
卉不畜宠物不嗜古玩字画(97)，为了节省革命经费，他在南洋经常搭“猪仔船”(98)；
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他从欧洲搭船回国，途经新加坡，华侨赠款五万元，但他坐的仍是
二等仓(99)；他一生奔波革命，从不计较个人享受，莫荣新要赶他离开广东，把大元帅
府的经费限止到每人只发伙食费四角(100)。他都默默忍受，坚持不屈服于军阀武人的
威逼利诱。
讨袁之役，中山先生住在上海，家中平日有多人用膳，但每日菜金不逾二元，以致伍廷
芳上门拜访不肯留膳(101)；他一生奔波革命，从无余钱置产，在上海的莫利爱路住宅
是四位旅美华侨眼见中山先生的上海环龙路寓所太过破旧，而从他们回国开办化妆品工
厂的股本中拨款购置捐赠的。后来为了北伐军需，把这座房产都押了钱。 (102)为了中
国的独立、富强，他仆仆风尘冒着严寒忍着癌症的痛苦，北上同段祺瑞谈判，战斗到生
命的最后一息，弥留时犹反复呼叫“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在建国大纲中规划的玉门油田、钱塘江大桥在他去世十年后得以落成，东方大港即宁
波北仑港在90年代建成；他的倡议的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在20世纪末也以“世界贸易组织
”的形式达成；他所揭橥的“打倒帝国主义”战略目标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而为他
的继承人所奉行——从1927年无条件收回汉口、九江、镇江英租界、1929年收回威海卫
英租界、天津比利时租界、1930年收回厦门英租界，直至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1999年
收回澳门主权，无一不是秉承他所揭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所以，凡是不存偏
见的人都不会不钦佩他的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
且看他的同时代政坛闻人又如何 ——袁世凯荒淫无道娶十个老婆，用六千万公帑筹备
登基(光是龙袍二袭就耗费八十万大洋)，为了做皇帝公然与日本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
保皇党魁首康有为以一纸子虚乌有的所谓光绪帝御书衣带诏在南洋华侨中招摇撞骗数百
万元，买拿破仑帽、路易十四御椅以及大量西洋古董文物，供自己挥霍享受。相比之下
，实为霄壤之别。
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在思想领域却呈现倒退，民族虚无主
义盛行。这正如上海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所说，学术界理论界有相当一批有影响的头面人
物，无形而有力地在号召人们去放弃理想信仰的追求，放弃群体利益的忧患，而沉溺于
追逐个人的关怀和世俗的利益。 (103)为陈炯明顶礼膜拜歌功颂德的时代背景大致如是。
因而，此时此际，我们大家在这里满怀着崇高的敬意去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先生的
丰功伟迹，是大有必要的，这是纪念一种革命精神。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虽有
朝代之更替，却无民族之流徙与国家之覆亡(如古罗马、巴比伦等)，就是因为中国人有
光荣的民族特质与传统，读书人信奉这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
革命精神。
我今日在此发表这篇三万字论文，也是希望在思想领域、历史范畴起一个拨乱反正的作
用。为写这篇论文，我这个个体户、民间的历史爱好者耗费了20天光阴，查阅了三千多
万字(相当于30部《红楼梦》或《三国演义》的篇幅)一百多个近代史名人的回忆录，其
中多数是在大陆出版的。我不相信这三千多万字的第一手资料都是“捏造历史”“党化
教育”“愚民主义”(104)，而全世界仅袁伟时陈定炎李敖三人“天纵英明”、能遮天
下人之耳目！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其传世之作《史通》中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清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史传作者还要具备“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近代史学
巨擘梁启超认为这四种长处的排列应该是“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
”。 (105)
纵览袁伟才的两篇共三万字史学论著，充斥了夸大、附会、武断，为了维护一小撮叛徒
、汉奸、军阀的利益，不惜厚诬历史伟人，是谓心术不端，史德付阙；欲做“惊天动地
”之举、颠倒历史定论，却懒于阅读，连118辑的《政协文史资料选辑》都未浏览过，
是谓史学贫乏；“识少少，扮代表， ”一叶蔽目，见树不见林，刻意隐藏事实，窜改
历史、假造事件，一分事实讲十分话，是谓史识全无；唯一长处是擅于剪贴拼凑反孙人
物如汉奸黄大伟、毒品贩洪兆麟、洪宪罪魁章太炎、军阀赵恒惕卢永祥莫荣新以及帝国
主义喉舌华字日报、顺天时报的造谣污蔑文字，将片辞孤证勉强凑合起来，将80年前的
断烂朝报奉为鲜花视若神明，虽写出洋洋数万字文采斐然，然尽皆齐东野语不经之谈。
这样的史学论著，光有史才而无史德、史学、史识，乃是不合格的“作”品也。
一般来讲，念哲学的人多数偏激，好钻牛角；写诗的多数狂妄，目无余子；唯学历史的
博览群书，气度比较恢宏，言出一定有据。鉴于袁伟时是念哲学的(记得北大哲学系有
个聂元梓35年前搞得天下大乱)，对历史鲜少涉猎，我们不可以苛求于他。然袁文在香
港一家著名文史刊物发表，该刊发行全球一百多国，有王蒙、马悦然、田长霖、查良镛
、杨振宁、张信刚、白先勇、余英时、夏志清、张灏、饶宗颐、葛浩文、唐德刚、柏阳
、聂华苓等33位文化名人担任顾问，它在港台海外是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
香港是个国际金融都会，偏激的政治势力历来在香港都成不了气候，但由于殖民主义统
治了156年，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史多数不甚了了，在广州的朋友可以从“百万富翁”竞
猜中见到有不少浅显的近代史选择题，硕士、博士级的精英都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所以
邪说谬论往往“先入为主”，经一再重复之后，使善良的人们信以为真。
譬如7月17日香港信报副刊《乘游录》专栏就说：“近人对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劣评或苛
评，倒也不免使人觉得三史(国史、野史、家史)中的孙先生，却难免'蔽真''溢真''失
真'之处……倘以这种诬妄之史书世界为凭，评说孙先生极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此文作者戴天是香港信报月刊总编、香港文学艺术协会会长，以他的博学、明智，尚
且被袁文误导而认为“国史蔽真”，等而下之的芸芸众生被谬说误导如坐云雾，便可想
而知了；与袁文遥相呼应的，另有扬衢云的后裔凭借在传播媒介任职的“近水楼台”便
利，频频为乙未之役中杨氏之失误叫屈，大有把整部历史翻个颠倒之概。
袁文发表近半年来，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迄未表态，中山先生的后代也无意卷入是非之
争，我们在香港几位业余的历史爱好者颇有忿忿不平之意，欲仗义执言为中山先生辨诬
，但明报月刊只爱登反面文章，对正面文章限止多多，故我乘出席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
讨论会之良机，为不能开口的中山先生说几句公道话，冀扬清激浊、荡去滓秽，还历史
以真实面貌。
2001年11月18日于香港不忮不求斋
注釋：
(1) 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台北羅剛基金會1988年7月版，頁4246。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頁312。
(3) 潘耀明主編《明報月刊》，2001年7月號，頁21-33。
(4) 廣宇主編《東方巨人——孫中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頁1645-1646。
(5) 同(4)，頁1647。
(6) 同(4)，頁1706。
(7) 同(4)，頁899〈我所見聞的孫中山先生生平二三事〉。
(8) 同(4)，頁1648。
(9) 吳江雄主編《毛澤東談古論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頁933。
(10) 見汪明武主編《周恩來的歷程》(下)，解放軍文藝1996年版，頁277。周說：
“我當年在北京讀書時，是你的臣民呢！你出來時，我們還要看看你這個皇帝呢！”
(11) 同(1)，頁3025。
(12) 同(1)，頁3027。
(13) 同(1)，頁3031。
(14) 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頁131，周震麟〈北洋軍閥
時期國會概述〉。
(15) 同(1)，頁4351。
(16) 同(1)，頁4348。
(17) 同(1)，頁4324。
(18) 同(1)，頁4342。
(19) 同(14)，第48輯，頁164。
(20) 同(14)，第15輯，頁100。
(21) 同(1)，頁4499。
(22) 同(1)，頁4748-4749。
(23) 同(1)，頁4930。
(24) 丁中江著《北洋軍閥史話》，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版，第4輯，頁436。
(25) 同(24)，頁437。
(26) 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龍人生出版社，頁2-3。
(27) 同(26)，頁136-138。
(28) 黃大偉履歷根据〈大本營公報〉第11號、蔡德金〈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紀事〉、
劉國銘〈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北京中華書局〈民國職官年表〉、〈民
國人物大辭典〉、〈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甘肅版〈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陳
錫璋〈細說護法〉等典籍綜合。
(29) 同(24)，第1輯，頁538。
(30)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重印版，頁58。
(31) 羅翼群著〈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紀略〉，同注(14)，第24輯，頁52。
(32) 詹秉忠〈護法期間唐繼堯与孫中山的矛盾及其演變〉，同注(14)，第30輯，頁
113。
(33) 同(24)，第3輯，頁29。
(34) 張繼〈陳炯明叛國史序〉，《陳炯明叛國史》，新福建報1922年經售，台北文
海出版社1984年重印，頁23。
(35) 同(14)，張醁村〈陳炯明与孫中山的矛盾及分裂〉，第24輯，頁65。
(36) 同(14)，林廷華〈陳炯明炮擊總統府的前后〉，第24輯，頁79、83。
(37) 鄧澤如〈陳炯明叛變經過〉，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1970年9月版，第52
輯，頁187。
(38) 同(37)，頁186。
(39) 同(34)，頁144，153，154，158，167。
(40) 同(34)，頁92。
(41) 陳定炎高宗魯《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与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
香港敗林投資公司1997年11月版，頁21，第5行。
(42) 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憶〉，同注(4)，頁927。
(43) 同(34)，頁140。
(44) 段云章著《陳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頁274，典出《陳
炯明文集》。
(45) 丘健軍〈九?一八后陳炯明勾結段祺瑞聯日倒蔣的秘密〉，同(14)，第99輯，
頁120-121。
(46) 曹汝霖著《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志社1966年版，頁297。
(47) 同(45)，頁122。
(48) 同(41)，頁513。
(49) 同(34)，頁21：“3月29日之役，臨陣脫逃，黃克強先生曾于報告海外同志書
內主張要殺了他”，黃興報告引自《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中國國民党中央党史會編
，1956年版。
(50) 同(41)，頁320，385。
(51) 同(34)，頁139。
(52) 同(14)，胡文溶〈舊海軍南下護法及北歸紀略〉第48輯，頁163。
(53) 同(14)，第15輯，頁96-101。
(54) 何香凝〈對中山先生的片斷回憶〉，同(4)，頁911。
(55) 同(41)，頁346。
(56) 同(54)，頁906。
(57) 吳鐵城〈憶述總理言行二三事〉，同(4)，頁944。
(58) 《國父全集》第三冊，頁902。
(59) 包爾?林百克《孫逸仙傳記》、《中山全書》第一冊，頁144-145，全記書店
1927年5月出版。
(60) 桂林《掃蕩報》，1944年6月11日。
(61) 邵元沖《玄圃遺書》下冊，頁638-639。
(62) 郭庭鈺《中國現代史》，台北正中書局1980年版，頁122。
(63) 汪建剛《國會生活的片斷回憶》，同(14)，第82輯，頁189。
(64) 高子厚《護法軍政府海軍始末》，同(14)，第24輯，頁46。
(65) 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1919年程慎修堂版，后收入沈云龍主編之《近代中
國史料叢刊》第5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版，頁100-101。
(66) 王翔〈海軍總長程璧光被刺之謎〉，宇文編著《民國三軍秘錄》，北京團結出
版社1995年版，頁145-146。
(67) 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中國國民党中央党史編纂委員會1970年台北版，第
52輯，頁262。
(68) 同(36)，頁79。亦同(42)，頁926馬湘回憶，孫中山与陳少白都見到這份逼孫
交出胡漢民的電報。
(69) 同(1)，頁3135。
(70) 同(1)，頁3142。
(71) 同(62)，頁132。
(72) 余百戰主編《名人之死全鑒》，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4月版，頁429。
(73) 同(14)，李洁之〈鄧鏗之死〉，第24輯，頁54-60。
(74) 同(14)，陳樵〈關于陳覺民作漢奸的經過〉，第34輯，頁268。
(75) 同(31)，頁53。
(76) 同(35)，頁66-67。
(77) 同(67)，胡漢民〈在東路前敵總指揮部舉行總理蒙難5周年紀念大會演講詞〉
，頁164-167。
(78) 同(67)，〈總理廣州蒙難記別錄〉，頁175-176。
(79) 同(41)，頁374。
(80) 容若〈評袁偉時關于護法的翻案文章〉，香港明報月刊2001年10月號，頁60。
(81) 同(41)，頁376。
(82) 同(67)，第52輯，頁262。
(83) 同(14)，莫雄〈白馬會盟与滇桂粵聯軍討伐陳炯明戰爭〉，第24輯，頁86。
(84) 同(81)。
(85) 袁昶超著《中國報業小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年版，頁25。
(86) 林友蘭著《香港報業發展史》，香港世界書局1977年版，頁7。
(87) 陳定炎著《陳競存先生年譜》，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陳序，頁4。
(88) 同(41)，〈陳定炎序〉，頁2-3。
(89) 段云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兩冊共1072
頁。
(90) 同(41)，頁264-265。
(91) 同(87)，陳定炎序，頁5。
(92) 李敖《孫中山研究》，李敖出版社1987年版，頁2。
(93) 《李敖回憶錄》，台北商業周刊，1997年版，頁313-314。
(94) 齊裕焜〈黃世仲在晚清小說史上的地位〉，紀念黃世仲基金會編印《辛亥革命
90周年紀念暨黃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2001年8月版，
頁139。
(95) 同(4)，〈孫中山与孫眉〉，頁383。
(96) 同(95)，頁387-388。
(97) 同(4)，頁885，張永福〈孫先生起居注〉。
(98) (99)同(4)，陳妙英〈孫中山在南洋〉，頁877。
(100)同(4)，頁922。
(101)同(4)，頁918。
(102)，同(4)，頁917。
(103)黃霖〈追求崇高——紀念革命小說家黃世仲的現實意義〉，同(94)，頁73。
(104)同(41)，頁401。
(105)同(30)，頁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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