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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800 | 2 就是要共产党和平下台的所谓民主宪政。
明明是少数人的观点，何来共识一说？姓社姓资的问题目前左右派不可能谈得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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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7 | 3 GOOGLE 一下就行了，还可以看看陈永苗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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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7 | 4 《改革共识倡议书》全文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
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日趋严重，引
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
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人民自己虽然痛
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
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
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就没有改革的动力。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
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
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
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
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
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达
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
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
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
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
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在革命
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
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
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
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
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
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良知和勇
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革”使数
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
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
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
”，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
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
于三个方面。
（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
的权力得不到制度化约束。
（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
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
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
（3）党内选举程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
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
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
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
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
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
”，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
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
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
员干部廉洁守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
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
（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
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
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
（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
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
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
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
（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
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
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
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
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
主自治。按照1982年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
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
基本性质，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
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
执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
（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
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
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
受到打击迫害。
（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是兼职
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
，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
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
（1）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
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央
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
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
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
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
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
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
，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
（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
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常
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常委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
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
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
（3）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
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村
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
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禁止地方党
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
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尊重表达自由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三十
多年来，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进入网路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
媒体敢于揭露各地腐败现象，极大提高了中央和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程度。然而，不
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网路言论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民因为发帖而被删帖、销号乃至劳教、判罪的事
件频繁发生。
（2）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不仅出版机构的建立受到极为严格的事前审批
，书刊出版也在原则上受制于事前审查，而且媒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还受到诸多命令、
指示或限制。这些限令保护了那些应该受到公开揭露的腐败丑闻，严重妨碍了全体公民
的知情权。
（3）公民集会自由受到不必要限制。虽然法治国家也要求游行集会得到政府事先批准
，但是这一要求在中国却蜕变为禁止公民集会的借口，以至公民和平集会几乎不可能得
到当地政府的批准。
（4）公民结社自由也受到了不必要的限制。不仅成立民间社团受制于诸多苛刻要求以
及严格的事前与事后审查，而且农民不能成立农会，工会则并非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
不能有效代表并维护工人利益。
我们建议逐步放松对各种表达自由的不必要限制，并尽快完成从政治到法治、从实体到
程式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变。
（1）应全面取消网路言论管制，严禁各地政府因网路言论而对公民定罪或施行劳教。
（2）新闻出版领域的管理应从事前政治干预转变为事后法律监督，对违法出版的资讯
追究事后法律责任。对于出版机构和刊物的建立，则应从实体审查转变为程式审查，建
立报刊备案管理制度，以便事后法律监督。鉴于现行宪法尚未得到有效的实施，宪法第
35条规定的基本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护，有必要制定《新闻法》，以切实加强言论与出
版自由的法律保障，并明确界定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边界。对于在宪法和法律允许范
围内发表的言论，党政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欺世盗名、为害深重的“重庆模式”之所
以能够愈演愈烈，正是因为地方党政压制舆论、一手遮天造成的。
（3）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应从内容审查走向程式性审查；审查的目的不是限制公民
的表达自由，而是防止暴力冲突、交通堵塞等扰乱秩序的现象。各级官员应树立一个基
本宪政观念，即集会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只要没有证据表明集会带有暴力倾向，
就应当推定集会是和平的，地方政府不得以“妨碍社会治安”等理由不予批准。
（4）对公民结社申请的审批也同样应从内容审查转变为程式性审查，并建立社团备案
登记制度，以便对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对于从事违法活动的社团，可以依据《刑法》
进行打击并取消社团登记资格。2011年，广州市颁布的新规定放宽了结社限制，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种有益的地方试验应该在全国大力推广。
四、深化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即已确立的基本国策，对于成就中国社会近三
十年来的繁荣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修宪后，“市场经济”获得了宪法地
位。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时推进等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已经
出现了严重偏差，经济改革的深化正面临严峻挑战。在“GDP至上”的政绩思维指导下
，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造就贪官、侵占民利、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贬义词。尤其
是近二十年来，“国进民退”现象十分严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剧，民营企事业发展受到排挤，尤其在准入、贷款
、融资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明显损害了公平竞争环境，严重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
展活力。
（2）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连年增长。
（3）国家财政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维稳”、军备等目的，民生、教育、社会保险与环
境保护等公益投入却严重不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百姓面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买不起房等多重生存压力。
（4）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比例显著提高，许多地方靠正常
税收不足以支持地方公共事业，加上“GDP至上”的政绩考核需要和官员个人寻租动力
，各地纷纷诉诸“土地财政”，利用宪法第10条存在的漏洞将土地征收和城市化绑架在
一起，通过压低补偿剥夺农民土地，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
要从根本上遏制“国进民退”、实现还富于民，让市场经济改革真正惠及多数平民百姓
而非少数特权利益，必须尽快实施以下措施。
（1）国家必须保障民营企业（包括民办教育）的法律平等地位，放松对民营资本与民
办教育的管制。
（2）国家财政增长必须保持克制。鉴于中国国民实际税负已经相当沉重，应立即明确
规定各级财政收入增长不得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
（3）合理分配财政开支，显著增加教育、医疗、低保、环保等民生投入，取消城乡制
度性歧视，尽早实现义务教育、公立大学和一般公共服务的地域平等，建立覆盖全民、
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儿童、老人、病人、低收入者等弱势人群提供体面生活的
底线保障。
（4）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财政，实现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同时从根本上扭转“GDP至上
”的发展思路，让地方政府专心投入治安、教育、民生、环保等地方公益事业，而不是
借“发展”的名义侵吞人民的利益并为腐败创造机会。
（5）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落实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公正补偿原则，将征地严格限制在宪
法规定的“公共利益”范围内，同时放松农地用途管制，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并将
城市化和征地脱钩。
五、实现司法独立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法治秩序，而法治秩序的建构则离不
开公正独立、不受政治干预的法官与律师队伍。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
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宪法确定的
改革方向，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中共中央1979年第64号档即已明确
指出：“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
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
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然而，近十余年来，虽然司法改革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距离司法公正的目标依然相当遥远，司法腐败和行政干预现象
十分普遍。尤其自2008年以来，司法改革步伐基本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发生了倒退，以
至司法改革走到了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
当前，中国司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1）法院严重缺乏独
立性，法官判案极易受到政治与行政干预。虽然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项规定在司
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落实。在法院人事、财政、职权都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审判无法抵
制当地党政部门干预，各级政法委干预个案的现象十分常见。法院内部实行的院长负责
制、审判委员会制度、等级管理及各种考核体制虽然可能有助于监督法官判案，却抑制
了法官独立人格的成长。（2）司法腐败十分严重，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现象仍然
普遍存在，尤其是审判不透明、判决不公开、判决书不注重说理的现状为司法腐败创造
了便利空间。（3）各级党政违法干预司法过程的行为十分普遍，律师正常办案的权利
得不到保障，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频繁发生。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打黑”运
动就是一个典型恶例。
要提高中国司法素质和威信，只有重启实质性的司法改革，让法院职能回归司法定位，
为司法公正、依法判案提供制度保障。
（1）执政党应有意识地维护司法独立，主动避免干预个案。按照党政分离的基本要求
，执政党的职能在于推荐、监督干部并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非干预司法并在个案判
决中直接体现自己的意志，否则很容易造成人治盛行，违背执政党自己主持制定的法律
、政策和依法治国原则。目前，各级政法委干预司法的现象十分严重，应从基层开始逐
步撤销各级政法委机构。
（2）宪法设计应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减少法院在人事与财政上的地方依附，遏制地方
保护主义，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法院内部应弱化政治与行政控制，最大程度地赋予法官依法独立判案的权利。行
政控制并不是遏制司法腐败的良方，反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遏制腐败和司法独立化改
革是并行不悖的，坚持审判公开、判决公开并强调判决书的说理品质等改革措施将最大
程度地压缩法官腐败的空间，同时有助于提升法官职业素质和司法的社会公信力。
（4）法院职能定位应回归依法审判。法官必须对法律负责，司法审判必须坚持法律至
上原则。至于审判结果是否让人民满意，往往取决于立法合理性等多种因素，不应作为
评判司法工作的标准。法院可以在案情需要和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从事部分调解工作，
但是不应刻意强调并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大部分调解或仲裁工作应分流于法庭之外，由
司法行政部门解决。对于某些小额诉讼，可以设计简易司法程式，以提高审判效率、降
低诉讼成本，但是所有变通措施都不得使法院偏离其依法审判的职能本位。
六、保障宪法效力
以上各项主张其实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创新”，而是1982年宪法的题中之义；只要认真
对待宪法，依宪执政、选举民主、表达自由、市场经济、司法独立本来自然会得到落实
。然而，由于宪法实施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现行宪法规定长期得不到有效落实，以至宪
法从“国家的根本法”蜕变为不管用的“门面”，未能发挥宪法序言所期许的“最高的
法律效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完善宪法实施机制，让宪法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对
保障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发挥有效作用。事实上，体制改革的根本正在于落实现行
宪法的各项规定。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
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现行宪法第61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1982
年宪法颁布长达三十年来，人大常委会却从未行使第61条赋予的这项权力，而在此期间
却出现大量的重大宪法性问题，足以表明现行宪法实施机制并非行之有效。中国宪法审
查之所以长期维持“零记录”，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制度设计不完善造成的。人大常
委会释宪不仅存在僭越全国人大职权、自行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等有违民主与法治原则
的嫌疑，而且也不符合职能合理分工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本质上是一个立法机构，
宪法与法律解释则是一项司法工作。常委会的立法工作本身已十分繁重，根本无暇顾及
宪法的个案适用。
要让现行宪法从无用变为有用，只有在国家日常政治生活中不断适用宪法。法治国家适
用宪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美国模式由普通法院适用宪法，德奥专门成立宪政法院适用宪
法，法国模式则由宪法委员会适用宪法。即便美国模式或德奥模式当前不适合中国，仍
有必要改革宪法实施机制，尽早建立负责解释和适用宪法的专门委员会。在现阶段，宪
法委员会可以设在全国人大内部，向全国人大负责，但是其人员构成与运作程式必须保
持相对独立，否则无法彰显中国宪法的法律效力。
最后，宪法审查的重点并不是控制人大立法的合宪性，而在于控制法规、条例、规章及
一般规范性档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建立有效的法律规范审查机制，进而理顺中央与地方
的立法关系，保证中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同时兼顾中国辽阔版图下的地方差异、多
元性与自主创新的需要。在符合宪法与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充分允许地方自由试
验不同模式，形成良性地方竞争格局。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1978年安徽小岗村引
领的地方试验、中央推广的成果，今后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在党内民主、基层选举、司法
实践、合宪性审查等诸多领域引入新的地方试验、竞争与融合机制。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不可阻挡
的世界潮流。中国百年血与火的历程__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__表明，一旦背
离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世界潮流，人民就要遭殃，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国家政权
也不可能稳固。我们衷心希望新一届领导人把握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不为
陈旧意识所困，不为短期利益所惑，为了国家和执政党的长远利益坚定不移、励志改革
。我们更希望人民能够看清世界大势、民族大利，不为周边纠纷所扰，不为激进言论所
动，立足理性、渐进的国内制度改良，对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
、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改革方向形成基本共识，并用自己的
行动宣传之、推进之、促成之。
让我们超越左右之分、朝野之别，为建造一个民主、法治、尊重人权、民富国强的宪政
中国而共同努力！ |
m**e
发帖数: 857 | 5 陈永苗:给联署《改革共识倡议》72学者一记警世钟
最近 72学者联署《改革共识倡议》 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
等六项主张。联署的知名学者多是曾经熟知或者现在熟知的师友。2006年我发表《给改
革一个死刑判决》之前，我的政治立场与这一些师友大同小异。我近年来坚持“改革已
死，民国当归”的立场，而且观察到这种对改革绝望，而另开途径，是改革派的必然归
宿，几乎都是从报有希望，走向时而希望时而绝望，最后彻底绝望，回归民国或者1949
年之外的秩序。如果拒绝承认自己在这山坡上下滑的，那是一个名为改革派实际上是保
皇党人，忠诚的专政主义者。
我基于自己立场，拒绝参与倡议改革共识，或者废除劳教，或者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但
是我仍愿意给予正面的评价，这一些言论性行动注定是“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
可是可以做一次很好的模拟政治参与，让更多的人出现在公共领域，可以作为维权运动
的广告形式。也就是可以作为“改革已死”政治形势之下的一次行为艺术，一次吸引眼
球的事。
我警惕和批评这类的“公车上书”，来启迪和贩卖一种可以推动改革，抵达政改目标的
倾向。我认为这类的事情，好坏参半，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发
表这记“警世钟”，用来纠正。也提醒各位师友是不是一味沉湎于这种政治效果上的暧
昧性，沉湎于一种意图伦理，而浪费了时间和机会，致使走向相反的结果，不愿意看到
革命，却以一种放任和不作为的方式，给革命添油加火。
由于党国专制不给予政治参与的空间，让我们获得政治训练，获得健全的政治意识的空
间，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过程，一波一波地，永远停留在刚起步的状态，很少
自我反思和超越自我，克服我们所处在困境的政治能力，而被我们的困境所制约内化，
成为固定模式和惯性。打个比喻来说，都如进法院的复转军人，把当下需要审判的案件
，当作其学习的实验，实习生就成了主宰者。我们的政治参与永远停留在实习生阶段，
不断重复并不一定能找出出口，也许是在迷宫中长久迷失。该《改革共识倡议》亦如是。
舆论已死
英国卫报网络版曾发表英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文章，表
示最近薄熙来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显示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纽约时报》曾评
论中国近两年的微博热说：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个社会热点
时，就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足以推动变革。福山对法新社说，中国互联网发
展迅猛，官方管制已不像过去有效。
槛外人看房内，注定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一些人士都是基于反对文革来推进文革
的范式，是一种刻舟求剑，不知道轻舟已过万重山，还在两岸怨声啼不住。陷在从无中
生有渐渐有了的喜悦和感恩戴德之中，自下而上，丝毫不考量已有的和目标之间根本性
的断裂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一个人，攒了两瓶子硬币，写上买房专用，还为买房继
续攒下去。依靠移情和投射，以渴望的幻想来平息政改的焦虑。没有自我反思，没有自
我怀疑，自我超越的渴望，境界的提升，如何从专制的魔井中挣脱出来。
而我们必须与之不同，自上而下，从目标和未来宪政的高标准出发，来苛求当下的贫瘠
。一言以蔽之，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得势的可
能。舆论，思潮甚至党章决议，政策对现实的推动力等于零或负数。 苛求的目的在于
更高处。并不是赞扬一定导致进步，相反是批判可能性更大。
薄王事件这个事情证明，舆论仅仅是政局的装饰品，不可能改变或者主宰政局。致力于
扶持汪洋上台，觉得自己会起作用的党内民主派可以洗洗睡了。有天中午吃饭时，我看
到电视里面在播放《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怒未被邀请参加蟠桃会一节。纵然在体制外做
到“齐天大圣”尊位，且获体制认可，也在权贵官僚体系中毫无位置。
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发展的归零。这是埃及帝国，罗马帝国等
世界历史证明的，凡是权贵官僚集团的主宰，下场就是崩溃，都死在官僚集团强大的自
杀能力，绝无自我调整的可能性。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发展的
归零。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癌症，这在历史中是常态，能够克服掉的极少。官僚集团就意
味着文明的窒息，就是身体的癌症。罗伯特.奈斯比特曾经揭示，现代行政国家是西方
社会衰败的原因。
想什么都没用，左想右想都是白想。路线和舆论对体制性结构的作用力，等于零蛋
。体制按照其官僚利益的逻辑在无限扩张，这样的过程，是不断将自己过去所承载的政
治理想，剔除干净的过程，尤其体现为去毛化。官僚权贵体制的运转，与任何主义都无
关。去毛化，去政治领袖之后的官僚体系自给自足，砍掉脑袋，还是能够大闹人民的“
刑天”。任何时代再有能力的上头，都无法改变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自身运转逻辑，例
如汶川地震的官员，舟曲地震的官员会贪污发国难财。
什么派都没用。脑筋有问题，官僚体制之外，哪有得势的可能性。不外乎城堡之外的杂
音，能影响城堡分毫么。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
得势的可能。思想革命带不来政治革命总之还是一个摇摆过渡的时期，决定性的时刻尚
未显现。这是舆论所需要，可是中国的舆论对体制和体制性问题，其推动作用已经等于
零蛋或者负数。“改革已死”击中了庞然大物的罩门：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告诉
博讯记者，这次上台竞争如此激烈，可在中国民间与海外竟然很少 人关注，他认为，
民众对谁上台已经不关心了，或者说是心死了，海外也差不多，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继
续改革，所谓内斗只不过是争夺权力而已。
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有了实力，其他的都好办。在中国，舆论算个蛋。只要他们商量
好了，舆论力量就不存在了。改革已死，现有的体制，与所期待的是南辕北辙。希望硫
酸中长出树来，并且把这个方向当做批判现实的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修养性治疗了？
民众的最后生命防线，已经不在农村土地，而在于死亡本身。当经济危机一来，回老家
也不是出路。中国穷人的出路，是濒临死亡，中国富人的出路是美国，总之在中国都没
有出路。在当下，党国的最后防线，已经在美国和瑞士银行，你只有打下美国和瑞士银
行，他才会和你共和。
将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在舆论之外如同地火运行。在今天中国，凡是重要的，对未
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现在传统媒体杂志上。有着网络还好，可以让这种
力量展露一点头角。一如魯迅所說，在地下，那裏寄托著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和希望。舞
台之下的观众，即将涌上历史舞台。舞台之上的演员，即将无足轻重。一到了台上面的
，就意味着淡去。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都是背叛自己阶级和舞台的人。
从历史来看，台上的注定要隐入黑暗与死亡当中，只有在台下的才是出路。不要去
关注已经在台上，和我们没关系，也不要幻想自己能挤上台，已经没有位置，我们的身
体在于台下，就不要说“好像在台上的话”。
我们经常看到，总有人是把广场当作剧场，又把剧场当作广场？也就是把舆论微博上发
言，就等同于在政治局发言，同时把政治局的权力分赃运作，等同于公共舆论的流派分
野。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乱？那是因为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影响民意，觉得民意掌
握杀生大权。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唯一的舞台。把自己的脑袋，又当做广场，又当做剧场
。整个就是精神病！
体制内良心推政改没作用
看问题的尺度问题，决定如何看体制内良心的作用。当今中国凡是至关重要的，都上不
了媒体。能上媒体的都是滞后的，不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不说体制内的人没良心或者不
努力，而是说其真的没用。体制内媒体如说还有用，那就是作维权。有让我们发挥更大
作用的地方，干嘛要学上一代人，把自己塞入黑洞，泥牛入海泥菩萨过河呢。
应该说，体制内良心是毫无空间的。或者说体制内的人，如果想介入政治，超越行政和
官僚体制，获得公共性，那是不可能的。除了遗臭万年，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大。共党体
制有浓厚的革命军事色彩，不能叛逃，不能后撤。做土匪都这样，上船容易下船难。当
逃兵，不能脱离，不然就枪毙，后退就是死路一条，除非和他一起为恶，否则就好惨。
可长可久的东西，已经于中国无用了。现在能上媒体的东西，都是被阉割过滤过，很次
要的东西。而野生野长的，一部分人可以在网络上存在的，才是最为重要的。
不跳出自己的屁股，就是短视。在大学的拉锯战，不是重点，在半官方媒体上的拉锯战
，越不是重点，凡是被重点控制的地方，都不是重点，不值得做水磨工夫， 这一些地
方都味同鸡肋。需要在这一些之外开辟敌后根据地，如黄巢与毛泽东，也就是维权运动。
这一些地方当然不能放弃，需要据守，但是仅仅需要据守。这一些地方是灰色地带，专
制因素与自由因素混杂的地方，采取据守或者守护，或者辩护性的姿态，而不是沿袭过
去的扩张性唤起启蒙，就会消除自己的毒素。
能公共的，那就党国缝隙里面能存在的，也就专制容忍的，或者压根就是专制的组成部
分，专制是一个具有特殊弹性的东西，连反对他都会被他利用，成为专制在伪自由海面
下的大陆架。也就是公知是专制有机组成部分。 异梦但同床，对于专制来说就ok，想
超出床沿就被剪掉，不可能再是公知，如微博上大V就销号。
无边无尽的苦难，都只能转化为新闻事件。 成为新闻事件是靠不住的。就像坐在手电
筒的光柱之上。就像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奖，把希望当作了已有的成就。报纸是灰色的，
而生命之树长青。困难太多，救济途径太少。苦难只有成为新闻，才是重要的，变为了
异化，这样中国的进步，久而久之为了报纸而牺牲，是间接的暧昧的无意义。
每一具鲜活的生命，牺牲唯一的意义就是成为报纸的铅字么？小伊伊成长不希望被媒体
干扰，让我想起邓玉娇的“清零”。有两种人，一个为自己活着，一种不惜代价活在别
人心理。我们卑微得只想为自己活，我们只要平凡的活着，生老病死，不要被革命、改
革以及各种实验当做试验品或者小白鼠。
国家人民不幸报纸幸，说成吃人血馒头并不为过。报纸幸，我喜且忧。专制之下抵抗力
量，是灰色的，有着原罪的病菌。让社会承受无尽代价推动制度建构或者新闻自由？同
样是高唱“纵做鬼也幸福”，切莫切割出油与水的两层来。这一点统治者的伪装，都更
亲民。
历史不会记住的，因为文字震撼不了人心，在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和文字铺天盖地的网络
时代，希腊式文字征服时间的古老范式已经over，将来让人记住的，只有森林般的拳头
和淋漓的鲜血。
不要总是无关紧要的当做重要的。微博上说的话，还少么？说话对一些问题一点用，那
是因为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势力均衡。现政体和知识分子话语霸权把民众驱除出政治，
说话有个什么用。不让你说话，并不是害怕你说话，而仅仅是不让你说话。也就是虽然
说知识分子讲话没屁用，但是放屁还是不允许的。
如果考虑到民心向背，民众对官方或者准官方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怀着一个相反解
读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前提，那么环球时报对民主事业的推进，要比南方周末大多了。
中国有着几百万的记者，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一个层面的原因是，他们的主流观
念已经彻底过时，没有接的地气，但地气本身还没有足够理论化体系化，可以支撑改变
他们的主流观念，南方系的破落已成事实，但新的路尚未足够强大。
不可能绝大部分媒体人被官方吸纳，能被吸纳参与分赃的尽可能是少数人。这一些
少数人，无法产生吸引力，让大多数人模仿。因此就会在媒体人内部产生价值冲突与分
化。长期与来，媒体人坐在自己屁股上产生的改革立场，已经严重滞后。冲突与分化，
就会对屁股所决定的立场，进行摧毁。
通过要求新闻人提高道德，也是不可能改善政治环境。逆水行舟的事情，精神可嘉，效
率可耻。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单从道德上要求继承大勇气者的理念和衣钵，未免是苛求
。先改善政治环境，而不是先要求道德。
并不是那一些单位有一些爱好自由的媒体人士，就和自由宪政扯上关系。人也许扯上，
单位绝对不会。单位就是自由化的，这样预设了通过可以通过启蒙改变权贵官僚集团，
改变体制。意淫中的夺权行动，或者是精神领导权的宣示。把道统从政统中分离出来。
媒体言论已经推动不了什么，而说出真相除了引起愤怒之外，再也没有效果，此时放下
路径依赖。深究起来，其是改革派都是革命派，他们隐藏的权力欲望，迫使他们都在暗
中希望中国乱，也就是革命。毫无疑问，他们的启蒙是不会发生效果的，只会为革命做
好预备，积累怒火添材加火。因为不断增长期待的革命，目标越高，革命越强。君不见
农民革命领袖大多科考落第。
民间维权用来推动政改，没啥意义，用来重建公民社会，形成新人心秩序，意义大。用
来推动政改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浪费和挥发。在这方面努力的人，注定两手空空。他们
八十年代的好日子过惯了或者闻过好日子的味道，总是会怀念。在怀念中时光流逝，老
大徒伤悲。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还陷在与专制笔杆子，如《人民日报》进行意识形态搏斗时
，反对五不搞的，公车上书的，都是异议花瓶的调情和撒娇。九鼎在野，人心向背已经
清晰，专制已经放弃笔杆子，甚至去年政治局决议“去毛化”，抓紧了钱袋子和枪杆子
。与时俱进，钱袋子和枪杆子才是民间需要关注的重点。
民间推动宪政的任何努力，在于重建公民社会，护着底盘，放弃政治上的改革，体制内
发生不发生垮塌，并不是我们努力地方向或者政治立场的预设条件。将来的几十年，只
有混乱，没有秩序，所以要求的是死得不那么惨。
武器的批判
所有困惑，希望和条件性限制，都是在站在改良之下思考的。只有期待改良的，
那一些理由才成为重要制约条件。我们压根不要改良。追求革命，哪一些理由就无关紧
要了。如废除劳教这样喊着呼吁要修补的呼声，不会发生作用，而且会看起来产生反效
果，好像这个体制还能修补一样。 除了是一次失败的政治参与，好歹“练练兵”，制
造希望以好变得绝望之外，我几乎不给与其他正面评价。
统治者越来越不耐烦使用胡萝卜解决问题了，改用刀枪和镣铐了，“国力”越强
大，越肆无忌惮。受众的思想不需要启蒙，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手段，凝聚人。网络算其
中一种。不需要启蒙，而是凝聚。
重大利益格局调整没有可能，权贵官僚集团只会按照自己掠夺或者抛人弃船的逻辑
运行下去，向左也可不能，向右也不可能。维稳本来就是权贵官僚集团的本能，就像杀
毒软件会自动运行，不是左转也不是右转。左转右转或者左右之争是放狗屁。维稳不是
向左，也不是向右。与左右没有半毛关系。
权贵集团并不在乎意识形态，在乎的是维持现有利益格局。这你就想错了，政府要
的是你不关心政治，不参与，你关心参与政治，不管你以任何名义，包括拥护党的领导
，政府都想抓你。不信你到政府大院去打一个横幅：拥护党的领导，看他们抓不抓你。
他们需要的是，你别参与政治，而不是你是否支持党的领导。官僚权贵体制的形成
，是统治本身私有化和腐烂的内在必然性，之前发动奠基掌权的任何主义的政治性或者
革命都无关，都是必然发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其统治方式强化了后者。社会主义是
无罪的，而且是方式和组织是有罪的。统治有着自己的逻辑运转，所谓宪政，不关乎社
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而是关乎如何限制统治。
改变不了根本格局，除非大规模死亡降临于权贵身上，那就需要武器的批判。有枪
才有话筒。有民众暴力才有势力均衡。说话为革命预备有用，用来政改一丝丝用处都没
有。民众被迫是沉默的大众，起来说话那已经是拳头或者隐藏的枪支了，当权者并不是
怕广场上人的话语，而是怕众多人的力量，说话之后隐藏着群众暴力。 |
g*******1
发帖数: 6009 | 6 唯一的要求是共产党遵守自己的宪法.
【在 m*****t 的大作中提到】
: 就是要共产党和平下台的所谓民主宪政。
: 明明是少数人的观点，何来共识一说？姓社姓资的问题目前左右派不可能谈得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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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发帖数: 11893 | 7 看实验资料看得头晕眼花，
这帮右派，闲得蛋疼，简直是话痨，和本派某些童鞋一样的话痨
都是社会蛀虫，干不了正经事的 |
i*****g
发帖数: 11893 | 8 尼玛你们说说 tnc wokblack 这些人 平时靠什么维持生计？
难道就是靠转发这些灌水？？？？？？？？？ |
s*******1
发帖数: 382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