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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436 | 1 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
——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袁 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话题是改革，有学者称是“重启改革”。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打出“改革开放”旗号，已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全
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会等方面积累的问题也日渐增多，许多矛盾已近临界
点，执政党自身腐败冗散等问题严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坦陈“有亡党亡国的危
险”。改革必须继续，不改革没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
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内定新总理李克强声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媒体概
括李总理讲话的核心，若用两个字那就是“改革”；用四个字无疑是“改革、改革”；
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铁还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时代最强音，也是当代政治关键词。但是，“维稳”一词在近几年似乎盖过
了改革，成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20多年前，邓小平就呼吁“稳定压倒一切！”强调稳
定是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将无从谈起。为求稳定
，邓小平说了不少狠话，也出强力干了一些狠事，声言“发展是硬道理！”要稳定20年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坚决拒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邓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核心”，都是谨慎地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前
进，经济上破除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但是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许多麻烦问题都是用强力捂着拖着，民众不满，上访者不绝于路
，群体性抗议事件每年多达十几万次，到如今，“维稳”形势已日见危艰，代价越来越
高而局面益显严峻。可以说问题相当严重。
“维稳”思维使执政党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动作，或者说其路线图就是先经济，
后政治，先脱贫把经济搞上去了再说。有人甚至说经济上去了一切都好办，这不仅使政
治体制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而且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权钱交易寻租腐败，
出现既得利益特权阶层阴奉阳违以“维稳”为借口，暗中阻碍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情状
。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对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理顺公平效率
各种关系。改革是十分繁杂的事，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掌权者自己，这一点应该是
十分清楚的。但中国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谁，却长期模糊不清，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能撼
动，自称党虽也会犯错但能自我匡正，党政体制本身没有问题，不允许怀疑，改革只是
政策调整，是执政党领导民众改造社会。那里有问题需要改革，就在那个领域加强党的
领导，强化本已很强的党政机制，而很少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于是乎改革
进程中动不动就高喊“加强党的领导”！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说：“我们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强调人大立法“必须有利于加强党
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并警告，如果政治
方向出现动搖，“国家可能陷入內乱深渊”。连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
，也要“加强党的领导”，人大立法实际上变成了党立法。
其实，强化体制加强党的领导早已达到极限，已是强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
就是要求放松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转换体制机制，给民众更多自治的空间，这或
许可称之为“开放”吧！党的领导自中共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就强得很，毛泽东主政时
已是强得不能再强，现在还要再加强，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其实就是不肯转换体制机制
，等于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都清楚，我国经济大发展就在于抛弃了苏式集权计划模
式，在于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行政管制，在经济领域转换了体制机制。那么，我们是
不是可以设想，在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也能放松放松，更加开放一些。执政党如果
对自身问题动一动刀子，对自身体制、政治行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于改革
呢？
胡、温十年执政不可谓不勤勉，但在关键问题上想改改不动，政治上因循守成，不
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最后两年推出的两项所谓“大”的“改革”----社会
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
敢对准自己，不敢在关节眼上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措乖张，进退失据。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隆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
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见地出席，政治局委员也统统到场，由
习近平主持，胡锦涛发表讲话。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新
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其基调还是加强
党的领导，以强化社会管制来“维稳”。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為中
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員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担任主任，对社会民众的管控又进
一步加强了。
10月18日，为时4天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全会没有对自身腐败等问题提出
议题，而是空穴来风地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知道，思想文化的繁荣靠的是百
家争鸣，应减少思想箝制，保障创作自由，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春秋战国和五四时期
，就是因为权力不进入该领域。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却是
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隨后发表题为“牢牢掌握思想文
化领域斗争主动权”的讲话，并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
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文
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
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要“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要建立健全党
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一切还都是老路数，“加强党的
领导”，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半点松绑的意思。
这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其实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维稳”之实，实际上没有多
大的意义。请问，加强党的领导，就能繁荣文化吗？这与其说是文化改革，不如说是文
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当局就加强了对网络空间的监管，要推行网络实名制，关闭了
一些敢提异议的网站，以加强“社会管理”，其实质乃是“维稳”防民。在我国，军队
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维稳经费超过军费。据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2012年
春“两会”《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开支是6293亿元，比国防费高出200亿元；2012年的
公共安全预算达7017亿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费，全都是用在维稳防
民上。梁启超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改革
对象的确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是挥向别人，还是对准自己？是改别人，还是
改自己？这个问题，30年来其实一直是摇摆不定，改革的手术刀大多是挥向了社会各色
人等，却很少挥向执政者自己。上述两项所谓重大“改革”即是典型，无论是“社会管
理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是只改别人不改自己，不敢对自身严重问题动真
刀，办法都是“加强党的领导”老一套。人们于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变，执政党
别自以为是，解剖别人之前请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闭幕的11月15日，新任总书记
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我们听到了总书记的响亮发声：“打铁还要自身硬”！对此各
界有很多解读，联系到近一个多月来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强调反腐败，我们是不是可以将
其看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明确表示：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呢？
同样的话今年广东省领导人也多次讲起，如政治局委员汪洋就坦言：“在解决利益
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并说：要有“自
我革命的勇气”。省长朱小丹也明确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并说：“政府
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
，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
”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这样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领导人说，
邓小平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后来朱镕基总理也讲改革要闯雷区。但是，真要将
改革的手术刀挥向党政干部自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谈何容易！
为什么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呢？是因为执政的党政干部自身问题
很大且非常严重，有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也有改革进程中出
现的新问题，棘手的利益格局等问题。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
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
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说明
执政党不对自身开刀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化改革，敢于对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温家宝
总理十八大前在广东所呼吁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并不先进，百年痼疾至今难以祛除
执政党自身问题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看
一看中共中央组织体系。
十八届一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另有中
央侯补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
记等，其数总计约6百多人。这些机构即是现今中国最高权力实际之所在，这6百多人无
疑也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员都是省部大军区级以上干部，他
们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首脑、书记等；候补中央委员１７１人居其次，皆为副省级以上
大官，他们大权在握，而又级别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总
书记习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以及政府各部与事业单位领辖的司局、处、
科各级网状党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层系统。政府机构实行科层制并不希奇，
这在世界各国都行用。但中国的权力体系却是以党为中心，党也科层官僚化了，且党政
不分，这一套完全是移植于苏联，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乃至
学校、医院等“单位”，都有党委党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书记挂帅当第一把
手，上上下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下级
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都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形成集权一元化领导体制。
一整套的党政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乃至政治行为方式，都完全是外来的，是“以俄
为师”的产物，没有半点“中国特色”。如总书记、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
央军委、中国侯补委员等，连名词都来自苏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过是监察委员会的
翻版，改了几个字，意思则完全是一样的。纪检监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前
苏联也是一致的。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宁首创，其特征就是层层集权，使党领袖的
命令能贯彻到基层党组织每一个人，实行分科分层的军事化管理。这个制度与马克思、
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列宁初提出来时就遭到党内反对，并引发党分裂。但列宁是在“
地下党”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国家党无法公开合法活动的情势下，才强调严密
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以对付沙皇警察统治，这在当时还是有效果的。一战中沙皇统治
崩溃，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能在乱中夺权，就证明了党的力量。按集权原则组织起来
有严密纪律的党，被称为“列宁党”，起先是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或称革命党。然而
，掌权执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国，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单位都实行集
权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也要听党的，最后是政经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
总书记手里，这又被称为“斯大林体制”。列宁党和斯大林政体，就是所谓“苏联模式
”。
苏联模式的党政体制，无论是列宁党还是斯大林政体，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广
泛质疑和批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孟什维克批评列宁党是在
党内实行“农奴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党的战士对中
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列宁的集
中制是与沙皇的专制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宁党是官僚组织
。列宁虽作了种种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辩解，并骂考茨基为“叛徒”，但苏联建
政后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现官僚制负面效应，使列宁也不得
不承认“官僚主义”问题严重。
托洛茨基则尖锐地指责党的“官僚化”，反对选举流于形式、层层任命、等级森严
的书记体制。批评“党内书记特权阶层”，“扼杀党的独立自由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
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而中央是官僚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行政命令是产生官僚主义
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对苏维埃政权很快被“党化”的政治现象提出批评。所谓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政之初其实就很落后，与其吹嘘的“先进性”实相差万里
。干部以权谋私，挥霍公款，贪污腐败，早在1921年列宁就提出贪污受贿是三大敌人之
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要和腐败作斗争。
看来，中共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诉说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并非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共产党国家的百年痼疾。百年来“
苏联模式”的国家对此作过种种修正改革，但都失败了，苏联本身也已垮台。中国要走
出新路，必须摒弃“苏联模式”，作出体制性的根本改变。
“苏联模式”不仅落后，而且虚伪、血醒！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行一党专
政、个人独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肃反机关“契卡”，实行“红色恐怖”，自
后直到灭亡也没有放松对人民的特务监控，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自始至终都没有
得到什么自由和实在的好处。列宁临死前也曾怀疑其体制，并试图加强监督，但他死后
资历较浅资质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机关”当总书记，靠做琐屑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而
掌握了苏联官僚体制机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层层集权，而拥有令人生畏的巨
大权力。不久，即将不屑坐机关而愿演说钻研理论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党员
，或驱逐或枪毙，进而扩大强化了党政官僚体制。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上世
纪30年代，就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德热拉斯（MilovanDjilas）到苏联访问时，发
现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事事处处讲“级别”，级别越高待遇越高，后来写了《新
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书，系统批判苏联体制的官僚“特权阶级”，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
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一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具
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
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后来遭到整肃，但毛泽东实际上是同意他的论述的。毛后来发动
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肃“党内资产阶级”，并说“走资派
还在走”，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毛用极左造反方式摧毁党政干部官僚体系，搞
绝对平均，连工人“八级工资制”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应取缔。但他本人
也不能严于解剖自己，在取缔所有人拿稿费的权利后，却保留了自己拿巨额稿费的特权
，并“开后门”送自己亲属和“小女友”到北大历史系上学。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头号
走资派”刘少奇，此前由其领导的“四清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农村多拿多占的
“四不清”小干部官僚，是向共产党自己开刀。刘少奇将手术刀挥向小官，毛泽东将手
术刀挥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则”，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
”，寄希望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祈望“精神原子弹”能够发威，实际上是愚弄民
众，搞个人崇拜耍权术，以“路线斗争”掩盖其权力争斗，对人不对体制，等级森严的
干部官僚体制机制病害本身，并没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变本加厉，搞“一元化”领导
。
百年历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热拉斯、毛泽东等，虽然身份、立场多
有不同，但应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左
右不同方面，都向共产党本身的官僚体制开炮开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泽东最为激烈。虽
然毛发动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但毛后改革开放中，官僚主义、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
，的确是越演越烈，现在是已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习近平总
书记诉说“全党必须警醒”的那些问题，绝非一时一地个别的现象，而是体制机制本质
问题，是共产党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将苏联体制概括为“国家官僚制
”，完全移植苏联模式的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苏联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苏联建立并没有开辟历史新纪元，并没有消灭人剥削
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党政干部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
”。马克思总结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
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要求全民普选，人人平等，没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员是
“公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重申了这些原则，建政之初说了不少空话大话。
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东欧卫星国及中国，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原则落到
实处，也无法落实。为了维护虚假的“人民政权”，苏联在建政之初就推行严厉的书报
检查，1920年列宁将俄200多位顶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自后党的宣传部严密控制舆论
，箝制思想。若开放报禁允许批评揭露，虚假的苏联政权就站不住。
苏联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个欺骗性制度。列宁最初提出的是“集权
制”，并明确说党组织要象战斗“部队”，根本没有“民主”二字。只是因为党内马尔
托夫等人的质疑，列宁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语，不过是修饰一下。强调军事化“服从
－纪律”的“民主集权制”，在“地下党”时代行用情有可原，但执政后推向全国就产
生了“国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权，自相矛盾本身就说不通，但却被吹嘘为超越资产
阶级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实际上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行集权专制之实。历
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实行过民主的，苏
联垮台后在苏联东欧都重新推行议会民主。然我国执政党不但至今仍死抱苏联“地下党
”时代的组织原则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和宪法，而且入党仍保留“地下党
”时代的誓词：“严守党的机密！”都执政60多年了，几千万党员对十几亿非党群众，
还能有什么“机密”可守？“地下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成了“人大”、“政协”这
样公开的民意机关的组织原则，而且8个假党－－所谓的“民主党派”，也如此照搬，
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国却见怪不怪。其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层
层服从，是把整个国家建成等级森严听从命令的大部队，体现的是典型的“国家官僚制
”，是一个早已过时了的僵化落后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对象。
三、党政干部特权凝固化和“花钱买改革”
国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学者估计，我国官员之数是国民党统治时的10倍，是古代
王朝的100倍。为了掩盖官僚制统治，官僚称呼被改为“干部”，但无论是党的干部还
是国家干部，都是按“级别”拿工资的，由国家财政供养，实际上是由人民供养。“级
别”越高收入越高，且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也越多，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也拉得越
大。按照共产党革命理论，劳动者打倒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当家作主再也不受剥
削了。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农民都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工人虽比农民好
，却难以和干部阶层攀比，工农权益实际上一直被剥夺。
苏联体制说穿了乃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党来收租税，以养活几千万党
员干部，建立起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新
阶级，劳动者是被统治被剥夺者的地位，并无实际改观，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因革命而扭
转。早在列宁时期，苏联党政干部特权就已十分严重，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发布《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苏维埃高干“普遍地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
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的家属长期住疗养院，化国家的钱，图自己的
享受；干部“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甚至
有官员“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等等。这
种寄生虫生活，与刚被他们打倒的地主资本家相比，又能有什么区别？到勃烈日湼夫统
治时期，高干特权更是公开化普遍化。体制机制的全面僵化和党政干部特权的凝固化，
使苏联病入膏肓，勃氏死后虽几经改革也不见起色，最后是亡党亡国。
苏联不行了，中国怎么办？“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而一路走来的中国共
产党，该怎么办呢？应该说毛泽东、邓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须摆脱苏联模式，探索
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文革极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马列口号喊得震天响，实质上是把专制老
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请了回来。毛不加掩饰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
无发（法）无天”，搞赤裸裸的极权专制，党政军合一的“革命委员会”，较之苏联体
制还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没饭吃，却封阿尔巴尼亚为“社会主义明灯”，而不
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紧裤带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类”。可怜兮兮在专制禁锢下的亿
万民众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干子弟簿希来、习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辈簿一波、习仲勋被
关押。十年折腾，虽一片肃杀，但体制机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没有任何突破。
邓小平改革所谓“拨乱返正”，并不是将毛泽东极左“法家路线”复传统“秦政”
的船头，拨回正统的苏联路线，而是拨向“右”，驶向西方！这一点十分重要，十分十
分重要！别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向西方学习”就
被官方重新公开提倡，虽然向西方学习当时主要指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但在文革时谁
敢说一句学美日英法？不管学什么，谁说谁准被打成反革命。
为什么要转而学西方呢？是因为其时东西方“和平竞赛”已初见分晓，中美日破冰
后，邓小平等大员首次出国就被所见震惊，有隨员说在日本看到的是“车水马龙”，在
美国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车“象蝗虫一样”，这就是现代化，连最保守的军头王震在
英国也感叹，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他们象毛泽东一样，早已看不起落后
的“老大哥”苏联，对僵化的苏联体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极左革命高潮时，就连台湾等
“四小龙”都发达了，邓清醒地看到，中国已走进死胡同，故多次讲：“不改革开放只
能是死路一条”，改革之初把船头拨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邓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
要在经济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学西方搞市场经济，成就极为巨大。政治上邓持
重以维稳为要，但也说过50年后中国可以搞“普选”，改革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
总体上是要与国际接轨，最终抛弃苏联模式。
但改革一开始就遇到强大阻力，以后阻力越来越大。阻力在哪？就在于根深蒂固的
官僚特权阶层，即依照苏联模式在建国之初就遍布于党政军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干部“新
阶级”。这些人在文革中虽吃尽了苦，刚提改革时他们并不反对，但一触及体制机制，
就本能地抵制。这些人或亲身经历苏式红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义灌输自信是
红色接班人，对苏联模式感情深厚，一听说取消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浑头火起，更不用说
政治改革。邓小平要搞“棹头西”的改革，其实是很艰难的。据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
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
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
，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
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
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这段话说得非常实在，也寓意深刻。分析这段话
，我们可以还原改革之初的内幕盘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启动之艰难。
我们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出现全民经商，干部下海，军队走私的热潮，中
国人民解放军办的药厂“三九胃泰”，竟公开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做广告。对越南作
战回国的部队，公然在马路上倒卖军用品做起了生意，时为营职干部现任上将的刘亚洲
看见后，即给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信谏止。又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回忆，他当年任
青岛市委书记，严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烟台、威海军队走私汽车他却管不了。江泽民
被问及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时，爽快地回答说是禁止军队走私，给军队“
吃皇粮”。朱镕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先前我们难以
理解“官倒”及军队走私，这种很难想象也难以启齿明显地危害国家的怪事，竟敢光天
化日下公开干！通过纪坡民的点破，使我们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开放启动是多么多么
的艰难！“新阶级”打不破绕不开，连邓小平也不敢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采取的是宋太
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给党政军官僚好处，“拉下水，一块搞”，让他们搞
“官倒”当“富家翁”，才冲破阻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
花钱买改革”。
怎样评价邓小平这一招呢？象历史上正面评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我们也
应正面评价邓小平的作为。面对体制机制难题，邓敢作敢当，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绕
过凝固化的官僚特权利益，成功启动了改革。改革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
成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坚强后盾，就连林彪嫡系老部下原“四野”四纵参加过“塔山阻
击战”的张万年，也高呼：“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严重，宋
朝出现的“三冗”在中国现今也出现，所谓冗官、冗兵、冗费，邓小平虽对军队“消肿
”，让军转干部到地方照样当官吃粮，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赘外，冗官冗费顽症始终
革除不了。这其实也是“国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开放“花钱买改革”的形势下，
干部官僚冗散腐败更是泛滥成灾。
花钱买改革，干部特权不敢碰，反而要着力维护，于是乎有了“顾问委员会”、“
老干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谓“特供”，高干病房更遍地开花。《当代中国研究》2003
年第4期刊文披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
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
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
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全国党政部门有200
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而且，
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
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301医院高干病房一个老干部的医疗费用，
可以超过一个乡一个镇几万人所费，对已近植物人的高干的护理，可以不计成本。怵目
惊心的数据说明，党政机构那是在为人民服务，全是在为干部官僚们自己服务。最近披
露国家地震局经费仅千分之一用于预报业务，其余绝大部分用于养人盖楼房补福利等以
及“三公消费”。各级政府有不少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安插冗员吃皇粮，如平原地区
没有林木的县有林业局，从无地震的县也设地震局，且广设副职，有的干脆不上班“吃
空饷”，当寄生虫，享受特权吃冤枉的干部无可计数。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
，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4千多万，“吃皇粮”的达7千多万人，18个老百
姓要供养一个官员。改革中有几千万工人下岗，但干部却几经“精简机构”也不见下岗
者，无岗也得养着护着。中国的国家财政一半以上是用于养官，行政开支“超英赶美”
，“三公消费”是天文数字。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说：“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
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公车私用也耗费了无数国脂民膏，其情形与王朝时代
当官做老爷，出行要人抬轿，没有什么两样，反映的是体制性腐败。
出生延安的“高干子弟”陆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会上，痛心疾首地发言：“我们党
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
、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
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
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
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
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陆德是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他出生
时瘦弱难养，在艰苦环境下，是朱德总司令将自己那份牛奶省给他吃，才活了下来，为
感谢朱老总其父给他取名陆德。这样的“官二代”，发言竟如此尖锐，是忧党忧国忧民
！陆德把腐败性“三公消费”归结为“严重的封建残余”，是当年他的父辈奋力革命要
铲除的东西，现在竟“愈演愈烈”，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陆德把官僚特权腐败归结到子虚乌有的“封建残余”头上，仍是在为体制开脱。
我前面说过，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自建立伊始就没有“先进性”可言，无论是苏
联还是中国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国家官僚制”病症，后来愈演愈烈是本身体制问题。“
旧社会残余说”则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发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进的苏联不是官僚体
制，诸多官场恶习乃旧社会遗留，其表现为官僚主义而非体制，以后会加以克服并越来
越好；多数共产党人本质也是好的，个别党员腐败是受资产阶级侵蚀，经教育可以恢复
“纯洁性”。据此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弹说”，重复布哈林的论调，说共
产党人是“特殊材料织成的人”，个别人腐败是被阶级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所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吃懒做等都是旧社会的遗留，属于剥削阶级。这类自欺其人的
说教现今是不值一驳，既然是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那么建国都60多年了，隨着时
间的推移，“遗留”本当越来越少，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了呢？可见绝非什么“遗留”
。习近平说得好，“物必腐之，而后虫生”。问题的根本不在别人，而在于执政党本身
，是自身腐烂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别人，改革的手术刀应该挥向自己。
四、不挥重刀革除“苏联模式”病体，中国就不会有出路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委实也不容易，但攻坚战还在后头。有人说前30年改革，
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敢
不敢改自己，必须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刮骨疗毒，除蛆祛病，改变政治行为方式
，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疴的“苏联模式”党政官僚病体不可小歔，在中国，蚁附于体制吃饭
的人太多，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干部特权利益凝固化，因而积重难返，自我改革的难
度极大。就拿8200万共产党员来说，其数早已起过英、法全国总人口，而与德国总人口
相当，不出几年可能达到1亿党员，成为世界奇观。这样庞大臃肿的党，又如何能称之
为“先锋队”？上下都“与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个性只有党性，内部没有派别，只能
是虚假现象，一致都听从中央领导，简直是装聋卖傻，荒唐可笑。入党可以做官，其中
又有多少蝇营狗苟之徒，是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营私，以求晋身享受特权呢！8千多万
党员中，有一半以上与权力沾边，是各级各类干部，他们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进性”
、“纯洁性”，中国的事都会好办得多。可惜“先进性”、“纯洁性”这些客观上并不
存在的东西，无法落到实处，再宣传教育也无用。
庞大的党政干部既得利益集团，表面上做一套，骨子里是另一套，他们最怕打破现
状丧失特权，竭力“维稳”维护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设法阻碍实质性改革。中国的腐败
问题实际上就出在党员干部身上，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是世界公认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国
喊了20多年，就是难以推行。为什么呢？所谓技术上有难题是借口，老试点不推行是有
意拖延。据说尉健行、吴官正任中纪委书记时还真抓了一下，官员们向中纪委报的身家
几乎个个是百万千万，虽不贪污不受贿，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与马克思
所谓干部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的标准差距太大，于是乎不敢公示了。因为一
公示，马上就“坐实”了德热拉斯所谓普遍享有特权的“新阶级”的存在，是“走资派
还在走”，党长期欺骗灌输的阶级“先进性”、“纯洁性”、“公仆说”等，都会马上
露馅，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颠覆性的，其势等于自杀！为此，中共高层也很伤脑筋，
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终难以见公婆（人民），其执政合法性由此受到严词拷问和严酷挑战
！连台湾马英九、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国领袖都公示家产，为何唯独中共不敢公示呢
，自称“先进性”的中共党政官员，又有什么脸面面对治下的百姓？
然而，问题的根子其实还不在中共，“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各苏式社会主义国家
，还没有一个敢于公示干部财产的。因为苏联体制的本质就是对大众的管制和欺骗，庞
大的党员干部阶层是党国统治的基础，若不好好供着养着给点特权，金字塔型的庞大等
级官僚体制马上就会轰然而垮。苏联垮台后，新生的俄罗斯马上就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
制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得以和奥巴马一样，从容地公示自己的财产，而唯独中国不能
。为什么中国不能，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上仍然坚守苏联模式，官员财产公开等于自找死
路。不但官员个人财产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门行政开支、三公消费等，也不敢透明公开
。在当今中国连改革也要花钱来买，入党当官多是为了捞好处，在广大农村有众多的党
支部书记，他们并没有什么国家干部编制，但每月也是要领钱的，国家转移支付给农村
的扶贫款，也大多转入了员外干部的腰包。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具其所
吹嘘的“先进性”，甚至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如现今法
学界与民众广泛诟病的“劳教”制度，也是移植于苏联。党政官僚腐败是体制性的，其
所有问题在前苏联东欧都早就频频发生，且根治不了。因而，并非揭发审判百十个贪官
，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体制机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苏联模式。
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
表”全民党说法，制度上取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总书记任期现在确定为两届
，掌政仅10年，老干部虽养尊处优，但确立了其放权离休退休制度。能做到这些，也确
实不容易。中共十八大对干部腐败等问题，也提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习近平表示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将改革的手术刀对准党
自身，“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新任中纪委书
记王岐山，11月19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提出要下决心改进“
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官僚主义风气，强调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中共
新领导层一上任就着力部署反腐工作，号召讲真话干实事，不搞官场繁文缛节形式主义
，不讲空话套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表现出重启改革的新锐之气，一时备受各
界关注。但我认为，要做的事还多，重任重压挑战考验还在后头。
改革不能只限于反腐做表面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产生腐败的体制机制，既要治标
，更要治本。当今中国的改革实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国家官僚制
”已积重难返，已经成为当今改革的主要对象。党政不分金字塔型的党国体制浑身长满
了毒瘤，贪污腐败是毒瘤，高额“三公消费”是毒瘤，高干病房是毒瘤，干部特供是毒
瘤，老干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挥刀将其割除之。另外，苏联模式的政治行为方式，所
谓民主集中制、政治局、书记处等一套集权方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要逐渐革除变
换，代之以民主宪政。执政党要在宪法框架下执政，允许人民监督，允许反对者说话，
政务公开，阳光执政，改革体制机制，彻底剔除腐朽苏联那一套。
但我国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大
框架上仍然坚持苏联政治模式，其中一条即是坚持列宁主义，对已自取灭亡的苏联模式
不敢彻底否定，依赖既定路径，仍坚守封闭落后的苏式党政官僚体制机制，甚至不服输
摆出反帝反资姿态，变换花样搞意识形态斗争。前文提到的红二代陆德忧党忧国心肺俱
焚，他在提到解决危局的办法时，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
集中制乃地下党时的组织原则，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欺骗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
，靠强化组织纪律，强化旧体制机制，根本就不会有出路。
本来，苏联垮台自己也已彻底否定了自己，哪为什么我国还在坚守呢？答曰：怕体
制崩溃会乱，所以要“维稳”，要竭力维护既有利益格局。于是有人公开说：不要把老
干部逼到墙角！老干部局千万要把离退休老人照顾好，高干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
学者提出所谓“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说，在路径锁定不触犯权贵“存量”利益的基础
上，只对“增量”蛋糕进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党政干部官僚集团，连邓小平都动
弹不得，谁还能动？只有在承认和优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国推行改革。如此
这样的“增量民主”，实际上是花钱买民主。还有人提出花钱买宪政的“党主宪政”说
，试图在承认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乞求党能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执政党能在宪法框架
下行使权力。又有人提出：“对一些高层贪污官员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他
们对官员财产公示制的支持，“以减轻那些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减
轻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对此，学界还有过一番讨论，仍然是“花钱买改革”
、“花钱买稳定”的思路。
花钱买改革、花钱买稳定、花钱买民主、花钱买宪政、花钱买官员财产公示等，乍
听起来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并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用赎买来减少改革阻力，
以妥协换取既得利益者让步，若真能推动改革，也是可圈可点。天价维稳也确实买到了
几年稳定，当然，花费的天价都是纳税人老百姓埋单。中国百姓乃是最坚忍最驯服的百
姓，为此广大民众忍气吞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执政当局似乎并不买账服软，
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就曾盛气凌人地“郑重”宣告所谓“五不搞”，其执拗与清末
新政改革关键时刻朝廷宣布“五不议”，有得一比，对松动体制放权让利没有半点商量
的余地，对宪政民主没有半点妥协的空间，仍然坚持列宁党斯大林政体不动摇。明知苏
联垮台其制其路错了，为保特权也要坚守列宁斯大林创立的政治行为方式，仍然是枪杆
子笔杆子“二杆子”干革命，一手拿枪维稳镇压，一手握笔欺瞒蒙骗，为固守既得利益
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苏式“二杆子”革命政权其实相当脆弱，苏联70年主要是靠强力镇压和谎言维持，
对思想管制更尤为坚决，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书报检查，在列宁那里根本就不加理睬，其
建政之初就严厉推行党禁报禁。这一点在中国也贯彻得相当彻底，至今也未见松动迹象
，为掩饰遮羞花钱养了8个假党，“肝胆相照”充当花瓶，“多党合作”尤如演戏，虽
演技极其拙劣，却至今仍在假戏真做；中宣部对报刊媒体的强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
“党管舆论”，为什么要管制舆论呢？就是因为自身太虚假，生怕有人揭穿影响其“维
稳”大业。苏联政体的欺骗本质，苏联人自己也有很好的总结，苏联垮台前夕的苏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总理雷日科夫总结得最明白清楚：“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
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方面沉溺于自己
的谎言，一方面为彼此佩戴勋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一个
政体，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若马克思在世未必会认同，“中国特色”也很难说就
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以俄为师”搞“二杆子”革命，移植苏联模式，可以说是吃了大
亏上了大当，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辙而死不回头，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而要将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
政治统治或管理体制形成以后，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形成现存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
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们吃体制饭，力求巩固既有制度，阻碍一切改
变现状的变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种改革，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变换手法使变革有
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权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苏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
命60年红色江山，从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几千万人，他们死也不肯承认苏联垮台
红色革命破产的铁的事实，对苏联体制情有独钟，死抱意识形态“唱红”企盼“革命高
潮”的到来，实际上是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顾自己特权不失。当今改革最大阻力就
是特权凝固化的干部“新阶级”，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横亘在改革之路上要买路钱，
谁也得罪他们不起，中国要改革必须正视他们，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同意。
干部官僚“新阶级”是百年苏式革命的产物和获利者，是共产政治的百年难题，百年前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嫡传弟子考茨基、卢森堡就对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
中国改革的“老大难”。
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必须改变现存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苏联模式旧体制，
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体制动手术！在经济上抛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后，政治上、意识形态
上也要抛弃苏联那一套，否则，就难有作为。如今改革是不进则退，前程充满荆棘，成
败难以预料，搞得好，可以走向民主宪政均富的光明大道，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动乱，
轮回到毛式不断革命的陷阱，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可能万劫不复。这就要求改革者能放
下身段，不再固步自封，多倾听人民的声音，少计较自身得失，首先是要在思想上冲破
一切禁区，敢于反思自身革命历史，盘算新的出路。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人们对新任总
书记及其执政团队寄予了无限希望，希望改革有新的思维，能开创新的局面。旧式高压
和天价维稳难以持久，花钱摆平各种复杂矛盾实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今的改革，必
须向体制开刀，解决集权专制而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问题，实行民主宪政。所谓宪政，
就是限政，宪法是限定政府的权力，界定人民的权利，对此共产党表面上并不反对，实
际上却不遵循。凡事总是高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而要加强领导，必然是强
化旧体制旧机制，用的是效用递减的老把式，不但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可能走向反面。
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又必然要扩大强化组织，要增加费用，这又为寻租腐败陡然增加了
空间，冗官冗费于是恶性循环。
党的领导还有没有限度，党一定就要凌驾于国会宪法之上吗，加强党的领导到底还
能强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方式，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放松放松党的领导呢？
对此，海峡对岸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老同学蒋经国，在台湾政改转型关键时刻的两句
话，很有启发意义。其第一句话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其第二句话是：“使
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侯不去用它”。经国先生也是高干子弟“官二代”，
也移植苏联模式列宁党“民主集权制”，搞过高压统治，但在宪政转型紧要关头，却能
以大无畏的勇气，告别苏式一党专政。他下这个决心一定也很难，也要顾及百年老店的
国民党党政军特宪干部既得利益集团，然一旦冲破了思想禁区，想清楚了下了决心，就
义无返顾地与旧体制告别，踏上了宪政新坦途，而天也并没有塌下来。其上述两句话，
也成了政治名言，成为中华民族政改的经典。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推行宪政，就会马上天
下大乱，但我看是不会的，相反，不改革长期高压天价维稳，反而有崩解的危险。
当然，政改牵涉面多很复杂，并非易事，还是要有序进行。首先，是要转变观念，
要下大决心，敢于冲破思想牢笼。这就要求执政党要有新思维、新的政治观念，要继续
解放思想，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己的前途，探索新的出路，不再依赖既定路径，死抱
已经灭亡的苏联模式不放，不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新领导层要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
敢于放松控制，告别旧体制旧机制，探索新体制新机制，大刀阔斧地割除自身毒瘤，破
除改革阻力。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隨即“南巡”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发话说：“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对下一步改革，表示了很大决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也让大家读托克
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体制内党员干部亦可谓是意味深长。改
革将决定中国命运，改良和革命从来就是世界各国政治变革的两个关口，未来5年至10
年对中国十分关键，不会再有更多的时间任由当政者以高压和天价维稳了！稳与不稳在
于改革，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改革者须抓紧时机，勇闯禁忌，主动告别政治垄断，
化被动为主动。在新一轮改革中，直面亿万民众，多一些让步妥协，开诚心，布公道，
公开性，讲真话，干实事，勇开拓，彻底放弃令人作呕的苏联欺骗性政体和政治行为方
式，切切实实地推进宪政民主，避免革命动荡，力争改革的最好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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