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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73 | 1 电影《极端恶魔》里的镜头
电影《极端恶魔》的导演、奥地利人鲁措维斯基（Stefan Ruzowitzky）敢于在解释和
控告之间寻求平衡。他希望为当今社会总结教训。这行得通吗？行得通。他把散文白描
记录手法同电影方式加以配合，创作了一部提出问题的电影，即：那些平时表现并不失
常的男孩，怎么变成了杀人犯？
凶手是法西斯军队的成员，听从党卫军的指挥。他们于1941至1944年间在占领的苏联各
地杀害了200万 犹太人 。影片采访了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人们的讲述、日记以
及法庭记录寻找对以上问题的答案。电影没有再现当年的情景，而是使用一些不知名演
员脸部的大幅特写镜头。
电影《极端恶魔》里的镜头
用电影方式表现民族屠杀，并试图回答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这种做法可取吗？ 历史
学家安德里克（Andrej Angrick）说，“可以。将记录资料同演员表演混合为一体的电
影并不少见。这种做法没有违反风格，也非打破禁区，但过程中必须将引语清楚地划分
出来。”
人的压抑机制怎样表现？团队的集体强迫以及同制度保持一致的压力又怎样在电影中体
现？影片告诉观众，大部分士兵为完成上级命令把刑讯执行到最极限。
被压抑的事实
电影清晰地指出了一个常被人们压抑的事实，即这些男子应该是有其他选择的：他们原
是有可能拒绝执行杀人命令，而且这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人身伤害。他们最多会被调动或
不被升迁。历史学家安德里克说，“可以用出征动机来限制杀人，这是唯一说理方式，
即我到前方征战，不是为了杀死妇女儿童，而是为国家战斗。这种论证在当时是可行的
。但出自意识形态的考量会造成很大问题。” 安德里克证实说，拒绝参加杀人行动小
组的，可以得到其他任务，而不必担心被开除军队，更不会受到惩罚。
但为什么要杀平民？
那么，平时表现并不异常的正常男子，怎样变成了极端罪犯？影片表现出，这些士兵在
经历第一次屠杀时受到心灵曾受到强烈震荡，但后来集体行动开始产生能量，跟制度保
持一致的要求也开始产生压力。宣传鼓动机器行动起来。
最后，杀人对这些男子来说就像是完成一个肮脏的职业，不得不做，为的是达到高远的
目标。安德里克说，“在纳粹国家，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实现日耳曼式的理想，建设
一个完美的社会。”“杀害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他们同那些纳粹迫害
的对象一样，在法西斯的精神世界里阻碍了一个'雅利安人的伊甸园'的建立。 那场毁
灭性战争是为这一理念而发起的战争，因为最终幸福只属于他们那个精神世界里的人。”
魔鬼在我们当中
鲁措维斯基导演在影片中引用了康德写于18世纪末的一段文字。这位哲学家论证道：抗
拒基本道德标准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在本性。著名心理医生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在电影中使用了“人类的潜能”一词，他认为，做坏事是人类的潜能。但潜在
的能力什么时候爆发，超越“基本道德标准"的界线？利弗敦说，这取决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为个人行动划定最重要的界限。
电影《极端恶魔》里的镜头
安德里克却认为，利弗敦的理论过于肤浅并强调社会框架条件的重要性：“在我看来，
当年95%的纳粹士兵如果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不会变成重型罪犯。光有政治文化还
不够。不可缺少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他说，如果精英阶层，如政治家、法
学人士、演员、医生等，具有免疫力，那便是稳定社会的因素。
安德里克尤其强调了执行司法的重要角色:“国家不仅可以用惩罚手段加以威胁，必要
时也须绳之以法。”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社会不该推崇一个"过于理解的对话文化”
，他这里指的是不该对待有过于宽容的态度。
导演鲁措维斯基的影片《极端恶魔》没有宣判纳粹士兵无罪，也不认可他们的做法。影
片的结尾再清楚不过了：杀人犯无法以“别无选择"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责任，或者将罪
责推委给一个抽象的纳粹国家。他们个人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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