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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65 | 1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路宪文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
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
，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
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
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
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经过贯彻党的九中全会决议，在信阳地区开展的整
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彻底的清算了我的错误和罪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纯洁
了信阳地区党，在信阳地区重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
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保卫了三大（面）大旗，把信阳地区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
道，恢复发展了信阳地区的生产，救信阳地区人民出水火，使信阳地区人民重现真理，
再见光明，过幸福的生活。回头看我的错误和罪恶遗臭万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难以
弥补。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向前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前途
无限光明。每思至此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立功赎罪，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前途，
鼓舞和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决心从错误和失败中站起来，用流过血泪的经验和
教训把自己武装起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效犬马之力。
过去的两年，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的极大困难的两年。外有帝国主
义的破坏，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压迫，内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我的错误给党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两年也是我们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在国际上
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彻底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
，保卫了马列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组织了世
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
深入世界人心，成为世界人民的旗帜。在国内我们党的九十（原文如此，应为“中”）
全会总结了大跃进的宝贵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和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
使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国民经济建设走上更健康的发展
到了，胜利的进行了整风和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改造了党的作
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的各
方面，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巨大的。我由于犯
了错误使我长期离开党的政治生活，离开了群众队伍，我思想上落后了一个时期。我从
报纸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过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认为我错
误的曾经加以反对的事，现在都成了正确地为党所提倡的事；过去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按
在都成了坏的东西，加以反对的东西。今昔对比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对比，更深刻的认
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远
远的离开了党的原则。在大跃进的胜利的声浪中自己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的僵化了，变
质了。自己的头脑怎么能不犯严重错误呢？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了。
越想越后怕。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信阳地区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把特
大的灾年当作丰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产救灾，大搞征购，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在工
作方针上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在争购粮食工作中错误的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大搞
反瞒产运动，把灾情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逃荒、杀牛、丢小孩、破坏尸体）都归之于
两条路线斗争、或敌人破坏，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的办法加以处
理，在一系列上的政策上脱离了党的原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在反右倾斗争中
之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方针和方法，打击了坚持正义意见的同志，纵容了错误思想，打
击了正气，发展了邪气，发展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作风，特别是以错误的办法打击了用
书面或口头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更完全堵塞了党内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绪。大
刮共产风，把群众私有的一些财产也收走浪费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错误发生以后又不
敢大胆正视错误，采取彻底的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反而顾虑重重，多方面隐蔽错误，
使错误长期不能纠正，一错再错，就不能不给党的事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痛的损失。致
使大批群众死亡或身体遭受摧残，大量牲口死亡或瘦弱，失去了生产能力，极其严重地
破坏了生产力。有些严重的地方妻离子散，绝户灭村田地荒芜，房倒屋塌，十室九空，
弃尸山野，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其惨痛令人寒心的损失。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则更是无
法估计的。实在痛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使人民群众遭受如
此严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全党全民的斗争，仍然取
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确的分析形势，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进行分配安
排群众生活，认真的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难是可以渡过的
，这样严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我的指导
思想和实际工作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执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
方针政策，错误的工作方法，严重的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人为的扩大了灾情，制
造了紧张和混乱。我是信阳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因此，
对信阳地区的错误我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一个党员的地位越高，他所担负的责任越
大,他的错误的影响和造成的恶果就越大,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脱（托），给党
和人民造成了罪恶，万分痛心。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脑子里非
无产阶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我的头脑。
区别干部队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和群
众的关系。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真理。一个
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无条件的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
全意的为群众服务，当群众的公仆，一刻也不应该脱离群众。而我的错误正集中表现在
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娇生贯养，过着较富裕的
生活，养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主观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劳动人民。
入党以后一帆风顺，未受挫折，我的，我的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彻底改造。
大跃进以来，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
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喜欢表扬，怕受批评，愿听好
的，不愿听坏的，不敢也不愿正视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
誉，不顾客观可能，不顾群众利益，不听群众意见，根据主观愿望，站在群众之上发号
司令，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群众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使自己的思
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
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进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难于接受新鲜事物，识别方向，明察真伪，就不能虚心倾听群
众意见，关于（注：疑是“心”）群众生活，正确的领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
走上脱离党的方针路线的错误道路，犯严重的错误。尤其这种错误反映在一个担任领导
工作的党员身上，就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这些
错误思想表现在工作上：
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观
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信主观想
象，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论（应为“伦”）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
“聪明人”，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
众则看做一群庸俗无智（应为“知”）、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
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
，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
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一九五八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
，在工家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
就不变（应为“辨”）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播，完成不好的就批
评其右倾，光看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
况。一九五八年罗山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
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斤（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
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组织部长。这些错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
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
。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
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
，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
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
欺骗了自己。
一九五九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
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
争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
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
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一九五九年
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贯彻分配
政策，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
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夏季
有些地区已经透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
了粮食。夏季没有完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
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
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
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的情况是
真实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
长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
阳地区的错误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
批判曹铭同志不积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
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
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头猪场，
普遍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
础的三级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破坏了群众私有的
一点家庭付业。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
正确的，春季在遂平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
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
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因而批判胡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
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
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
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
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就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
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
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
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
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凶（是）替富裕中农叫喊
，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我思想
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一九五九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在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
的指导下，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分析，把灾年当作丰收
年，按大丰收年安排工作。提出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强迫下边去执行。当时我
根据一些片面的虚假的材料和主观臆断，估计秋季产量五十亿斤，安排群众生产完成征
购任务没有问题。当时下边报六十亿七十亿斤，我思想上是不相信的，但没有积极去纠
正，不敢提反浮夸，怕犯错误。反右倾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自己也不敢正视实
际。有了个人主义情绪就利会（令）智昏不能尊重真理。对有些水源条件不好的地区有
百分之二十左右受灾，部分田地无收的情况自己是知道的。但认为旱灾面广，插花性大
，大队统一分配，不会形成灾区。认为有灾情无灾区。错误的认为在分配征购任务时照
顾一下即可，不敢提生产救灾，怕戴灾帽，影响下边积极性，同时认为一方面讲抗旱成
绩，一方面又讲救灾不好看。这种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思想作风，突出的反映了我不
从实际出发，不关心群众生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结果由于产量估计浮夸，征购
任务分配过多，对灾区没有查灾减免，丰收区购了过头粮，灾区购了口粮，人为的造成
了灾情，扩大了灾情。
其次，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注：原“绪”字缺，此补），表现在我
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豪（注：应为“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对食
堂停伙、逃荒要饭、丢弃婴儿、路旁死人、破坏尸体等极端惨痛情况，无动于衷，见死
不救，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国民党作风，是统治阶级对待群众的态度
。说明我已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
当年十月下旬已听到有部分地区征购底食堂停伙等现象，但我没有正视这种情况，及时
的向上级反映。当时主观臆断的认为，十月分秋尚未收完，征购任务才完成百分之七十
，就叫喊缺粮显然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错误的认为是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
的集中反映。认为反右倾精神尚未贯彻到农村，右倾思想尚未解决。当时听说其他专区
已经完成任务，信阳地区落后了，思想上更加急燥起来，连续开电话会议组织突击。强
调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僱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完成粮食征购任
务。反瞒产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起来。省委批转了湟川召开贫僱会谈搞粮食征购的经
验，更坚定了我反瞒产的思想，认为自己抓对了。十一月上旬王秉林同志两次向我反映
了鸡公山谢桥大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我不但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批评工作组
不深入，有右倾思想，叫工作组深入下去依靠贫僱实行三同，群众吃什么你们吃什么，
群众三天不吃饭，你们也三天不吃饭。较工作组顶着，坚决突开（原文如此），一定要
搞出粮食来，十七号工作组又派人向地委反映情况，我同意先给一些粮食解决当前生活
问题，继续作工作搞粮食。当时认为鸡公山是千斤社，征购仅四百多斤，按七百斤计算
安排生活也不成问题。鸡公山如果吃统销全区就成大问题了。在我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思想支配下不敢正视这种情况，十二月初又派县委书记徐国良同志到鸡公山去搞反瞒产
。徐国良向我回报鸡公山搞出七百万斤粮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认为鸡公山问题
解决了。叫王秉林在电话会议上给各县传播经验，我和王达夫同志商议在鸡公山召开现
场会组织参观。后来又人反映有虚假，但认为没有七百万斤有三百万斤也是好的。地委
又批转了鸡公山反瞒产的报告。对反瞒产可能造成的恶果毫无警惕。十一月下旬我到确
山，听邵鲁民同志回（应为“汇”）报三万人大会交心运动的经验，当时我对报出的三
千万斤粮食数字有怀疑，我向邵说搞出百分之三十就是胜利，况出百分之五十是伟大胜
利，确山问题就解决了，错误的认为用回忆对比诉苦三个十年前后对比阶级教育的办法
启发干群阶级觉悟，向党交红心说实话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参观了展览馆感觉不坏
，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的经验。现在想起来以交心逼粮食实际上是强迫命令违法乱
纪的办法。罗山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回报了五条经验，说五类分子评比搞出很多粮食，
交出很多破坏事件。当时反映三类地区地主富农造谣破坏粮食煽动群众瞒产私分，我认
为在三类地区整一下五类分子有好处，当时也提出不准让五类分子反干部的瞒产，指出
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又让潘局长到罗山召开五个落后县会议推广罗山经验。潘局长回
来向我汇报了，我还问潘没有让五类分子搞干部吗？潘说他没有讲这一点，电话会议结
束时我又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后来韩处长向我汇报说省厅不同意开五类分子大会，当即
让韩给各县打电话进行了纠正，已集中的解散，未集中的停止。潢川会议上我又问许文
波同志他说没有搞干部，实际上搞了干部。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
我不加警惕的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出粮食就能解决
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
十一月下旬在平舆、潢川两地召开了县委书记碰头会议，会议上回报了许多私分瞒产的
情况，粮食（食堂）停伙，丢小孩等情况，以及基层干部不敢见领导干部等情况。当时
感到有问题。当时怀疑有灾情，但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没有认真组织查实情。根据
一些虚假汇报，认为私分瞒产是普遍的。落后地区甚至是社社队队有。错误的认为，当
前紧张现象主要是前段工作没有区别对待，私分瞒产企图搞夸（注：应为“垮”）是两
条道路斗争，有些私分一点粮食想多吃一点是本位主义，应当说服教育。提出核实产量
，在搞好分配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六好运动。宁书记同意了我的方针。潢川会
议虽然提出分配安排群众生活，但没有查实落实产量，没有解决粮食问题，仍是用反瞒
产办法安排群众生活，只强调了方法上区别对待问题。更错误的是由于我思想上认为人
民内部矛盾突出，敌人必然乘机破坏，敌我毛段也必然紧张。因而根据当时汇报的一些
片面的虚假的典型材料，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说成是富裕中农进攻和敌人破坏。如有的同
志说有的富裕中农煽动说成立托儿所所收的小孩管吃管穿，有的人偷引别人的小孩往城
里丢，就错误地认为是富裕中农煽动制造紧张空气。有的同志说，有些地方要公安局破
案。实际上这些都是明显的灾情造成的，群众被迫求生的手段，而我却把这一切现象归
之于富裕中农和敌人破坏，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完全混淆，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
法用专政的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置农民于死地。真正荒谬绝伦，罪大恶极，危险
万分。
在平舆开会路过息县包信，到街上散步发现街后一个死人，当时一个群众在旁说是饿死
的。我叫秘书叫这个人到公社谈一谈，半路逃跑了，我当即找公社（住）队人工作组的
书记问死人情况，他说这个人生痨病好几个月，公社给他治病花了六十元，医院说他是
慢性病，把他送在她亲戚家里，昨日病重他亲家迷信害怕死在自己家里把他抬到街后去
了。并说那个队生活暂时没有问题。我说那个群众吃的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
群关系。路过寨河在公社上看到一个青年妇女抱一个小孩坐在一个大车上，看见汽车过
去了跪下叫喊要钱，我未停车就过去了。路过明港在街外修理汽车，一个妇女引一个孩
子找我要粮票，我问了他（原文如此，应为 “她”）那社那队（原文如此，应为“哪
社哪队”）姓名，他（“应为她”）说粮食少她引孩子来拾菜，丈夫在家犁地，省些粮
食叫他吃饱好劳动，我没给他（应为她）粮票叫她回家去。不要在外乱跑，把情况告诉
公社党委书记叫去查。路过湟川付店见公路上两个人拉一死人，我未停车走了。路过罗
山竹点桿店有几个外流群众拦车要坐车到信阳去，司机把曲种哄（原文如此，应为“轰
”）开开走了。不多远又看见稻田有两个尸体，未停车过去了。当时我感到问题严重了
。到罗山慌忙下车告诉罗山县委，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⑴派人掩埋路旁尸体。⑵
信湟公路二旁（原文如此，应为“两旁”）有灾情，派人把生活安排好。⑶把外流人员
收留起来，每人每日半斤粮食，实报实销。我看到群众挤买点心,我叫停卖点心，在街
后设摊卖稀饭，在大街上挤着不好看，也容易发生车祸。回地委后向地委常委做（原文
如此，应为“作”）了汇报，晚上又开了电话会。第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宣布征购结
束，全面安排生活，地委开电话会提出收容外流、治病、安排生活等八大措施，拨了五
百万斤粮食给各县安排生活。当时认为停止征购紧张情绪即可缓和。除少数灾区外（估
计百分之十）多数地区可安排好生活仍大搞反瞒产。
当时情况已经万分严重，到处发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丢小孩、破坏尸体等严重情
况，我为什么不停止反瞒产，反而把这些现象都归之于敌人破坏富裕中农进攻，用专政
办法处理呢？回忆起来主要是：主观主义不承认灾情那样严重，认为下边有粮食。思想
上有粮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我矛盾必然紧张的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观点。反瞒产搞出的一些粮食迷惑了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反
右倾后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粮食征购未完成任务，感到不好看丢人，怕省委批评，冬
季就要粮食搞统销怕批评右倾。对一些弃小孩、食堂停伙严重情况，不敢正视，怕犯右
倾错误。由宁左勿右的情绪。当时看到这些问题，思想上急躁，害怕，顾虑崇崇（重重
），慌手慌足，束手无策，本来开锁钥匙只有一个，拿粮食安排生活，但自己又不敢向
省反映情况要粮食，总怕犯右倾错误。我思想上这种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已发展到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地位，不顾人
民死活的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程度。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在我脑子里的反应，根
本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我向省委汇报了信阳地区的情况，估计灾情百分之二十，透底百
分之二十向省委要了三亿五千万斤粮食。省委给了二亿八千斤。杨书记讲了在粮食工作
上不能搞反瞒产，不能搞两条路线斗争，我思想上才明确了。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和二次
潢川会议上我检讨了三条教训。但由于思想上有怕犯错误右倾错误的个人主义情绪，总
是强调成绩，对问题不敢深挖，不敢严肃批判。因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时看到省委
粮食已不多，省委又表示不向中央要粮，因而自己仍主张作工作，搞一部分粮食安排生
活。反瞒产变为做工作实际上仍未停止。
其三、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风上是：简单粗暴，强
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曹铭同志时，曾发生过推拉等违法乱纪行为，由于我没有采取
坚决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纠正，对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普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
起到了开导作用。在斗争曹铭同志最初两天，采取摆材料讲道理的方法，一个人发表一
套道理，互不交锋，在小组长会上研究改进斗争方法，我错误地认为会议开的不严肃，
不紧张，不像斗争会样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项追根相结合。在闲谈中我又讲了斗争
潘复生时的一些情况，使大家思想上发生了错觉。在最后几次斗争会上曾发生推拉等现
象，我当时让大家坐下来一个一个的讲，叫曹铭坐下纪录。在小组会上我提出不要指手
动脚，没有严肃批评这是一种错误。在会议结束安排工作时，我又讲了回去要注意防止
违法乱纪，你们都是县级干部还老想动手动足，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更难避免。同时告
诉大家既不要给基层干部泼冷水，又要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发生的指导方法。在斗争形成
相持顶牛局面时，就主动停止会议帮助干部研究方法等。由于我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的
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当作一个大问题严肃地纠正，结果使大家思想产生错觉，在各县
扩干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一级比一级严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在反瞒产斗争中，我强调两条道路战争，逼着下边搞粮食，三天一个电话会议，五天一
总结，对搞得好的，成绩大的，不辨真假，不问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扬推广，对搞不出成
绩的就批评右倾，推广了许多错误的反瞒产经验，领导上强迫命令，逼着下边违法乱纪
，形成了反瞒产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听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我在电话会议上讲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
不能允许的，但不要简单的批评处分基层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
，主要帮助继承干部总结经验，告诉基层干部方法。同时我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
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死个别人是难免的。在我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支配下，对违法乱纪现象
没有认真检查处理，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必斗打，
打人合法的极其严重的现象。阶级敌对分子乘机实行阶级报复，残害群众。各种手段千
奇百出，残酷毒辣。马龙山打死了张福洪向地委报告，危（畏）罪自杀，地委虽然派人
检查了，但没有查出问题来，没有认真的继续追查，使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在第一次平舆会议上发现西洋店群众大量外流，我和宋书记专门召集五个外流严重的大
队干部和公社书记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上除了统计外流情况外还反映了许多地富伪军
官富裕中农破坏抗旱斗争，带头煽动群众抢秋，煽动群众等外流现象，以及一些贫农积
极分子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保护耕牛，坚持生产，维护食堂的模范行为。当时有些群众
回来感到上了当，当时强调安排生活，对坏分子破坏等情况稳定后再处理。回地委后召
开电话会议。曾指出有些群众外流是灾情生活问题，有些是富裕中农瞒产私分逃避斗争
，有些是五类分子破坏，有些是投机商贩。当时指出不论什么地方外流来的一律收容管
饭吃，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实报实销，集中送回原地。每个收容所要拍三种干部，公安
干部负责审查坏分子，民政干部管生活，卫生干部管治病，当时公安局长正在专区开会
，我又给公安局长讲了一次。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有些农民外逃是富裕中农煽动的
，有些是少数富裕农民干部瞒产私分不叫群众吃饭农民群众外逃，有些是富裕农民瞒产
私分怕斗争外流，有些是敌人破坏等。因为当时苏联专家到信阳查矿，空军等部队开现
场会，怕影响不好，要求各县在二三天内消灭外流，要深入各社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
裕中农外流情况，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不准外逃，有犯罪行为的
要法办。要组织民兵巡逻等。我曾经说过：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的话，我这种对待
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
，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杀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
的办法。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信阳五里店公社社员罗付业，贫农成分，十五岁，父母饿死。杀吃了四岁的妹子，我批
准了法办，错误的认为杀人犯法行为。而不（问）①犯法原因。实际上这种残暴行为应
当由我负责，因为我反瞒产饿死了他父母，使他无饭吃，逼他杀人。在光山马畈公社时
听了该县委书记刘文才（彩）②的汇报还当场批准逮扑了三个破坏尸体的贫农。后来两
人均死于狱中，我对这一冤狱应负直接的责任。
我的错误思想作风，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我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
混淆，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提出的许多办法政策都是违法乱纪的。我对违
法乱纪行为又熟视无睹，强调保护违法乱纪的积极性，怕给违法乱纪泼冷水，实际上就
是支持纵容了违法乱纪，使之残害人民，打击了坚持正确工作作风的同志。完全违背了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我这种对待群
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生死无动于衷，对许多政策问题采取信口开河，轻率了③（潦
）草的态度，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已经变成了
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的土皇帝。对群众的呼声利益倾④（听）而不闻，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顺我者昌，还⑤（逆）我者亡。我的错误实在严重极了，危险极了。
其四，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是不忠诚的，
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信阳地区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没有及时向省委汇报，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既没有向省委请
示，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进行了处理。我有严重的个人主
义情绪，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讲好典型多，讲坏典型少，怕说看消极面多受批评。死人
问题一直到省委指示时才向省委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
我对待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想方设法掩盖错误。一九六零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舆开
会，路过新蔡时见路旁村庄有群众扒树皮，我当时就认为那里的生活有问题，当即告诉
县委书记叫他亲自派人去查明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剥了皮的树留着不好看，叫
群众砍了。路过万金店见村庄有五棵没皮的树，我将同样的话告诉了平兴县委宫书记。
我在火车上看到信阳长台附近有一个村有几棵剥了皮的树，我又告诉余书记派人去查，
看生活是否问题把树砍掉，我说火车上来往的各种人都有不好看。一九五九年春我和杨
书记路过光山泼河南一个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里已无人。我见了马龙山说，你那破
房不扒了，放在那里展览吗？我的各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助长了下边封
锁消息。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春生为告诉我毛主席要到嵖岈山，延炳玉、韩仁秉同志为此
事省里开了会。延炳玉回来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准备死人浮肿病等材料向毛
主席汇报。我交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检查一下生活的问题安排的怎样，把原来的展览馆再
收拾一下，食堂土蒸汽恢复起来，没有集中的浮肿病集中起来。我去了以后，听说韩仁
秉同志把中央下放的干部都调离了，把群众也准备调到远地生产，只留少数干部积极分
子接见主席，我和老延都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叫群众见主席不好。研究结果，叫中
央下放干部的组长审查一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类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富裕中
农调离以外，多数政治上可靠的群众留在公路两旁和村庄附近接见主席。现在听说把浮
肿病人调走了，把托儿所小孩调走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
吃了几天大米饭。实际上形成了布置假现场，蒙蔽主席，对群众影响很坏。我的思想可
能对延炳玉同志有影响，我应负一定责任。
我对死人数字的统计存在少比多好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每次都强调叫下边划清正常和
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这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一九六零年元月十号左右
到湟川见了宋书记，他告诉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并说老梁思想有顾虑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省委工作来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党团员，到处统计死人数字
，以后没有县委通知不准给他。湟川会议上我问老梁和老杨，他们都不承认有那么多。
当时我批评梁德柱同志不改在县委会上批评省委工作组，因该和他们组长商量一下统计
死的办法。我同意老梁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说工作组的组员有许多不是党团员，团
员，给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告诉他们对上级领导同志有什么说什么，对下要
保密，不要乱发通报文件，叫敌人知道了不好。当前应集中抓好生活安排，不要忙于统
计死人数字，以免发生消极情绪，结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
委写报告，张甫同志对老梁意见很大，当时我批评老梁不该和张甫顶嘴，固始死人多，
对张甫招呼很好，张没啥意见，你死人少，你对张甫态度不好张甫对你意见很大。这是
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我的这些话促进了老梁对张甫同志不满，影响很坏。元月底我回
地委，王达夫同志向我说，公安处年终统计全区死人二十三万，浮肿病死人八万，已叫
各县委审核一下再报省。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的意见，弄清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
委写检查报告。在我错误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时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开会，杨守
迹（绩）同志和我说死人二万多，我说有那么多么，再审核一下，划一下界限。我也没
有即时向省委写报告。只到三月初固始开始向省委报告死人四万多，赵书记电话会议上
点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对固始死人问题向省委写了检查报告。三月下旬省委吴书记和我
谈了话，我才把全区的死人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这样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长期没
有主动向省委写书面的正式的检查报告，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党对人民
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毫无党性的表现。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中央、省委派来的同志不够尊重。李坚（中央监委）同志
在省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把信阳地区的死人情况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从固始
、光山回来我找李坚同志谈了一次。决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坚同志汇报，下午正开常委会
，邱进敏同志说李坚同志叫你谈话，本来因该停止常委会去见李坚同志，但当时我即借
口开会未去见李坚同志。晚上地常委集体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对问题认真负
责，态度严肃，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怕李
坚同志批评，对李坚同志有些意见，说了一些不满意李坚同志的话。现在检查起来我对
李坚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消极抗拒检查的态度，是党所不允许的。
一九六零年五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结束我把马龙山梁德柱留下，我问他们死人数字为
什么一下由九千增到五万多。当时我思想上对这个数有怀疑。梁德柱说省委检查组逐户
登记的，按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加现有人口比选举时统计的人口多一万七千多，死人没
有那么多。我和梁德柱、马龙山说，你们再派县委同志亲自摸两个大队，核对一下看是
出入，不要和工作组讲。到底多少心中也有个底。我对省委检查组统计的数字有些怀疑
，怕统计得不准确，这是一种对工作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错误态度，严格说来也是一
种抗拒检查的态度，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对梁德柱的抗拒检查起了支持作用。是党纪所
不允许的。
我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采取了违法乱纪的态度。光山白雀园公社民校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
反映群众生活问题，当时我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可能有扩大，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我不准
备再去检查了，王达夫同志说还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就派陈正卿同志去
检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见了马龙山和黄文儒，问他们查的怎样，他们说没弄清，我
说还是查清楚好一些。结果黄文儒回去就追查起来，并把来信人扣起来了，陈正卿同志
回来回报才知道扣起人来了，我和王达夫叫他立即放出来，我虽未叫扣人，但我叫黄文
儒查来信人是错误的我应负责。专署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用地委信纸和名义给信阳县
委写了一封信批评县委，我听说后认为借地委名义批评县委是违法行为。叫公安局破案
，并进行批判斗争，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鸡公山会议后纠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
月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同志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转信阳地委处理
，我同意王达夫同志意见叫公安处侦察破案，进行斗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
看。现在看来这些同志都是对党负责的，关心群众生活，同党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
但是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对这些同志的来信采取了压制民主，打击向党
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是一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和
人民群众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照（造）
极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愿接受党任何
严厉处分。我希望党给我留一个自我改造、立功赎罪的机会。
由于我长期脱离党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后了。再加我的错误对我自己精神上的压力
很大，思想很混乱，因此我的检查写的仍不系统不深刻，有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我熟
（热）诚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给我以帮助，挽救我。
路宪文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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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65 | 2 文章摘自《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页 作者：章重 原题为《信阳事件揭密》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
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报毛泽东。毛泽东读后沉思了2天。26日，把调查报告批给刘
少奇、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河南信阳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要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二、三把手来“谈一下处
理办法”？单从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的情况，信阳
地区发生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
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
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
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碴呀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百余人，现在揭发死
人近4千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
，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
、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
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
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读完这段文字，人们真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已解放1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信阳地区。人
们把在信阳发生的这一切，称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休目惊心的材料，震动了毛泽东，震动了党中央！毛泽东断言：这是阶级敌
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
了领导权。说明农村问题之严重性，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随后中央派出了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根据中央指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
二书记王任重也匆匆赶到河南，参加河南省委扩大会议和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配合李
先念帮助河南省搞好整风，转变工作局面。
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
河南省的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各公社办社依据的，被毛泽东称为《公社宪法》的
《碴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
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使原来几百户农业生产社的生产资料和其
他财产，成为数万户的人民公社所有了。社员转入公社后，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
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没让留。提出“一草一木归公社，一碗一筷归社员”。
人民公社推行了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
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社员)、伙食供给制(吃饭、蔬菜、油不要钱)、基本生
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还包理发
、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这种分配制度是建立在脆弱的经济基础上的，即使是低水平，也维持不了两、三个月。
到1958年底，除食堂尚勉强维持，但也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实亡。过了几个月的
“共产主义”，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
更可怕是，河南与全国一样，刮起一股高估产的浮夸风。1958年全年粮食仅281亿斤，
却吹成了702亿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灾，全年粮食271.6亿斤，却估成
450亿斤，高估107%。按此实行征购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批斗，农民交不
出粮食，就捆绑吊打、关押拘留、毁房拆梁、刑讯逼供。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
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
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
667人。全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
，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
，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
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炎黄春秋》2004.2期47页)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
，参加过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目睹此情此景，与爱人孟松涛
抱头痛哭。这是为受难人民痛哭。
为了求生，人们成群结队外出讨饭逃荒，可地委书记路宪文，看到饿死人无动于衷，对
路旁弃婴置若周闻，还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民兵持枪封锁村庄。城镇工厂
、企业、机关不准收留农村来人，各县街头不能有一个流浪汉，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权也
被剥夺，只有死路一条。
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无一粒粮，浮肿病大面积蔓
延，成百成千的农民饿死、病死，这就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
二
毛泽东、党中央对“信阳事件”定了性，表了态。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
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村村断炊，处处有
新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个村只
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数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诉地
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活活将人打死的罪恶。
路宪文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
打党员，打贫下中农，“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
斤公粮”就要表扬。反瞒产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
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不开伙，活活将人饿死，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
，被人撞死在墙上。槐树店的公社党委书记纠集一群人，打农民，打一下，喝一口酒，
以人的惨叫声为乐趣。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生产队长独占上面下
发的80斤救命粮，还狂言要70人饿死50人才开伙。全县百多个村庄的贫农大都都活活饿
死。
面对如此局面，此情此景，性格刚烈而又爱民如子的李先念哭了。他说：“西路军失败
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到光山看到这个情况，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旁的陶铸，王
任重也黯然神伤，神色凝重。
在实地调查后，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和中央、中南局工作组还阅读了不少典型材料、
会议简报，听了汇报。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处理信阳事件的指示，帮助河南省委揭
开盖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绩，纠正错误。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
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
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
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12月初，王任重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唤起阶级感情，提高阶级觉悟，领导
阶级兄弟向反革命分子伸冤报仇。对敌斗争要强调狠，狠是立场问题，首先要强调狠，
在狠的前提下要强调准和稳。
1961年1月18日，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
糊涂人，把坏事做尽。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
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这个
省就是河南省。又说：“对地主复辟，我们也缺乏调查研究。”
20日，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信阳事件是反革
命复辟，地主复辟。他说：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榻、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
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同时，王任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妨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一
些错误观点。什么所谓“左”比右好，指标越高越好，王任重说：我们必须正确执行党
的政策。“左”和右，其危害是一样的。不能说哪个危害更大些，哪个危害小点。“难
道河南这几年犯了‘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还不能认识这个问题吗？”所
以，“不能说‘左’比右好。”
王任重说：“什么指标越高越好，什么征购越多越好，……这是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
义”，“指标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按照现实可能订指标，才是正确的。”
王任重要求在纠正错误时，“要充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泼冷水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要永远记住保护好多数干部、多数群众的积极性，不能
泼他们的冷水”。“不要在基层干部中去反右倾、反‘左’倾，应当有什么错误，纠正
什么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1961年11月3日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河南省委在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的指导下，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特别是信阳地区进
行整风整社。其主要作法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根据毛泽东关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
命不彻底的定性，因此，信阳地区的整风整社，首先采取夺取领导权、进行民主革命补
课。提出要象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露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
局面彻底扭过来。县、市、公社、大队召开整风会议，由上面派去的干部在县成立县领
导小组，层层揭盖子，揭发出罪大恶极分子，进行特别集训；罪恶较轻的进行集训；有
严重错误的进行整风。工作组干部进行扎根串连，组织队伍，向阶级敌人、蜕化变质分
子开展斗争，大张旗鼓地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坏人，让群众伸冤出气、倒苦水。土改不
彻底的队，重新划分阶级，查漏网的地主、富农分子。
二、发动广大群众揭露“五风”表现，查“五风”危害，以革命精神反“五风”。
三、清理退赔，经济兑现。对自1958年以来，无偿调拨群众的财产(如房屋、家具、农
具、木料、家畜、家禽等等)，无理扣压汇款的进行赔偿。有原物的退原物，原物不在
的折款赔偿。农民非常满意，不少农民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第二次解
放了他们！”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我国5亿农民不
满意，政权就不能巩固。”毛泽东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不是什么地方
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也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
必有小信阳事件。毛泽东由此认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有必要开展全国
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信阳事件使毛泽东得出了“左”的结论
，使“左”风越刮越猛，以至爆发了全国上下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文革”。这是人
们没有预料到的。
信阳事件是一个悲剧，十年“文革”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这里有不少历史经验教训，是
值得深思的。
(责任编辑：郭雪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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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65 | 3 路宪文被一些人称为极左，实际上是极右。这版上的老将们入党当官后，就是路宪文这
样。 |
l****h
发帖数: 1189 | 4 你转进的真漂亮。
没法子啊，承认了就败了。 所以老毛庐山会议不仅不对冒进，死人进行纠正，反而把
主题改为反右。自己最重要，管他洪水滔天。
【在 t***o 的大作中提到】
: 路宪文被一些人称为极左，实际上是极右。这版上的老将们入党当官后，就是路宪文这
: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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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发帖数: 4265 | 5 我往哪里转进哦？
老毛没有承认饿死人，他会抓路宪文？路宪文就是混进党里的老将。老毛搞文革就是要
给人民权利，监督人民政府，防止类似的老将再度祸害人民。
【在 l****h 的大作中提到】
: 你转进的真漂亮。
: 没法子啊，承认了就败了。 所以老毛庐山会议不仅不对冒进，死人进行纠正，反而把
: 主题改为反右。自己最重要，管他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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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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