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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蒙勇鹏:束星北,一头雄狮的悲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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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六、炼狱中的转机
转机是在李政道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先是杨振宁开拓了破冰之旅。杨振宁是在1971年夏天第一个撬开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
往来大门的。在中国,杨振宁所到之处受到的待遇,令他始料不及。当他一下飞机,接
待人员就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办理,他便开了一个长长的要求会见的人名单,上面有他的
亲人、朋友、老师等,结果名单上的人他几乎全都见到了。他还被获准到有关科研院所
和有关大学访问。周恩来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他。作陪的有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
有训、竺可桢、周培源等中国科学家和傅作义、杜聿明、郭沫若等人。因为杨振宁的访
问,很多人跟着沾了光。两弹专家邓稼先得到“解放和自由”。
紧随其后,大批著名的华裔外籍科学家陆续不断地回来了。
李政道是在1972年10月回来的。他不但受到周恩来、江青、纪登奎、郭沫若、王洪文、
刘西尧等人会见,毛泽东也会见了他。在中南海的住所里,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同他谈到
物理学的对称性,谈到人类的活动,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李政道无法想象,他和杨振宁会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而一个教育几乎完全停滞、绝大
多数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的国家对他们的成就并不陌生,他们被当作炎黄子孙的佼佼者
,当作华裔最杰出的代表,这一切当然是由于他们在物理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尤其是他
们凿破混沌的发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守恒的。他们对宇称定律透视性的研究,
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并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三个人:束星北、王淦
昌、吴大猷。李政道是1943年秋季进入浙江大学的。这一年,由于普通物理学师资紧缺
,系里便决定由束星北来负责辅导。因大学驻地有限,竺可桢将一年级设在了贵州的永
兴。永兴离湄潭理工学院20多公里,束星北按着系里的安排,每周要去一趟永兴。湄谭
离永兴皆为山路,崎岖陡峭,可束星北准时往返,风雨无阻。每周一次现场辅导,对那
些渴望学习、惜时如金的学生来说太珍贵了,每当束星北这边的人影儿刚刚出现在学校
外面的路口上,立时就给学生们包围了。于是便一边走着一边回答问题。束星北发现,
在所有向他提问题的学生中,提得最多的也最有水平的竟是化工系的李政道。一般的学
生的问题往往是些“现象”,或者在问了“为什么”并得到了解答之后,就告结束,而
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但要问“现象”
,还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个性与思维方式,使他和别人拉
开了距离。“一念之差”可能决定着求知和求道的完全不同的层次。束星北突然有了“
发现”,而李政道很快就从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就成了知己。每周一次
的授业解惑或探讨问题,已远远不能满足狂热痴迷中的李政道,一年级结束后,李政道
与束星北越来越联系紧密。1944年,束星北获知李政道要报名参军,他硬让李政道留了
下来。李政道因车祸摔伤,束星北又用军令部给他的军车将李政道从遵义接到重庆。
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赴美留学,吴大猷
选择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在美国,李政道幸运地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费米的研究生,从
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科学人生。
这一次,李政道在会见周恩来时,李政道就顺势提到了束星北。他说,造成中国的“断
层”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才和教师造成的,中国不缺解决“断层”的人才和教
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从现实上说,解决中
国面临的科学和教育的“断层”问题,谋求国外的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是
更重要的是起用中国自己的的人才和老师,李政道说到这里,适时地提出了束星北的名
字,他说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以后,在很多场合,李政道都提到束星北的名
字,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次,还真管用,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反应。
几天以后,国务院有关官员到了青岛,专程了解束星北的情况并安排师生会面。青岛医
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感到了空前的政治压力,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认定以“推掉”
为上策。为什么呢?他们是这样考虑的:首先是束星北不能进京,因为上面早有规定,
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被严加管制的坏分子,是不能进京的,不但不能进京,就是本市也
不能出,只能待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活动。最好的办法是让李政道来青岛,可是细细想
来,这条路也走不通,首先谁也不能保证束星北在同他见面时会说什么话,再就是李政
道会不会去看束星北的家,要是真要看可就麻烦了,束星北的家破破烂烂的,经不得看
哪!束星北的卧室不过是个两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那么大,常年“卡”在里头能
舒服吗?被子破破烂烂的,用电工胶布粘着。这样的家让李政道看了,会作何感想?那
还不等于往我们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吗?后来又想到将束星北的家设在宾馆,可这个方
案也让领导给否定了,最后只好决定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将这事推掉了。
实际上,这一年的5月初,束星北的改造生涯就有了转机。也许是因为随着文革政治狂
潮的渐渐式微,人们发现,单靠空喊政治口号管不了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单位找
上门来了。这个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来到青岛医
学院,他们是慕名而来,指名道姓找束星北帮助他们所解决最新科研难题:冲击对两金
属粘合剂的破坏。金属粘合剂是一种高强度粘合剂,20世纪70年代属于国际先进科研技
术,它在机械化工和航天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和作用,它的粘合强度和可靠性远远超过
电焊和铆钉。中科院石油化工研究所为了这个活儿,跑遍了全国包括中科院数学所在内
的著名的大院大所,竟无人能够“揭榜”。当他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向他
们推荐了束星北。鉴于束星北的改造表现,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经研究决定,让
束星北来承担兄弟单位的这项科研课题。
接到任务后,束星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提出要到山东大学去演算,因为山东大
学的资料和有关书籍比较齐备,可是院核心小组没有同意。核心小组只同意他回到青岛
医学院做这项研究。去不成山东大学,束星北只好开出一个所需资料清单,那是一张密
密麻麻的外语书单,有50多本。有关人满青岛去找,结果只在海洋学院图书馆找到一本
,经过领导审查以后,决定给束星北使用。书交给他的时候,已经撕去了前言和后记。
对于束星北来说,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破坏试验研究本不算什么大的项目,可是没有参
考书和有关资料,使得他的“旅途”变得复杂而又迷茫起来。他一个人一枝笔在一个空
荡荡的大楼里开始了他难得的“旅行”。由于缺乏参考文献,只能凭记忆及其他一切可
利用的资料进行演算,这样使得时间拖长。“计算”即将收尾的时候,束星北得到了李
政道要来青岛的消息,以后又说不来了。他甚至连李政道给他的信也不能轻易打开,而
是先交给组织,由组织接收拆阅后,再决定给不给他。
两金属粘合剂的物理试验大获成功,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领导和技术员专程登
门致谢,青岛医学院的领导也感到脸上很有光彩。紧接着,青岛某部队的雷达坏了,上
门来找束星北。按说,以束星北的身份,这么重要的军事设施是不能碰的。可是这一次
,院领导竟很痛快地答应了。载着束星北的军车驶出医学院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束星北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旧毛巾,递到陪同的参谋干事面前。他们不知何
意,正疑惑着,只见束星北用那个毛巾扎住了自己的眼睛。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陪
同的军人觉得没必要,其中一个便将毛巾给他扯下来。可是束星北很固执,,又重新扎
住自己的眼睛。修好雷达,拿上人家写好的鉴定书。回来的时候,束星北上车第一件事
仍是先用毛巾蒙上眼睛,院里的领导听到这事后很是感慨,他们认为束星北“摘帽”的
时机成熟了。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终于摘掉了“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他真正搬
掉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是在1979年底。屈指算来,他被压在山下的时间是22年。
七、雄狮的悲鸣
1978年4月6日,束星北来到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他是被所长曾荣的吉普车接到所里
来的。这天上午,所长曾荣率领着全所人马在所大门口夹道欢迎,鞭炮、锣鼓、彩旗和
热烈的欢呼声让束星北喜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历史划了个圆圈,好象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开始讲他最拿手的
牛顿力学。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修日晨后来回忆说:1978年8月,他刚刚结束了历时
半年的科技英语中级班学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实际流场预报方法研究”这一课题
中去。一天,室领导告诉他,曾所长要他参加“进修班”学习。由于他们这个项目当时
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修日晨并不想参加这个“进修班”的学习。可是,所长曾荣
对他说,成果晚一两年出来没关系,你一定要参加这个进修班,这是向束教授学习的好
机会。修日晨带着他写的论文研究报告去见束星北,可束星北连看都不看,就把它放在
一边,并对修日晨说,到了进修班,没有我的同意,不得擅自发表文章。你脑子现在糊
里糊涂,讲了也没用,等你在进修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脑子清楚了,讲了才有用。修
日晨当时很不服气。没过多久,修日晨服气了。他听了束星北的牛顿力学专题讲座之后
,才感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精彩的一次高水平讲座,使他真正体会到“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束老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正
式开班后,束星北对学员们说,你们动脑筋不够,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想到的问题,你
们也没有想到,你们应该比我想得多才对,要变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样教起来才有劲
头。当某一个问题求得解答时,一定要尽可能地去思考其物理意义,不能满足于公式,
李政道就有个脾气,他从不满足于公式,而是想透,因为公式是死的。在这一阶段中,
修日晨学得很累,但收获很大。束老师能把数学、物理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教学中的一
绝。能有机会听束老师如此精彩的讲课,真是万幸。
此时的束星北,已是70岁的老人,他已垂垂老矣,他很像刚从急诊室里跑出来的急症病
人:氧气袋、肾上腺素气雾剂和各种各样的小药袋装备在身上。长年得不到医治的肺气
肿越来越严重。发作起来,他就像突然给扔到岸边的鱼,瞪凸了眼睛,干张着嘴,于是
马上就得喷药、吸氧。
复出后的束星北马上就“原形毕露”了。熟知他的人们好像又看到了过去那个束星北,
那个直言快语、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
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的束星北。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第一批学
员们大都领略了老师的个性,他常常对那些在他看来脑子就跟“猪脑子”一样笨的学员
大叫大嚷,当众用粗话来羞辱他们,如果那个学员上交的作业屡次出现问题时,他们的
作业本上就留下先生独特的批语:“狗屁不通”、“什么玩意儿”、“你的脑袋是用来
干什么的”。这还算客气的,也有一些常常被叫到黑板前,当众用粉笔“枪毙”。
他复出后,很快就被冠上一些头衔: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山东省物理学会名
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
理事长,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等等。挂上这些头衔后有关学术会
议便多了起来,幸好,很多会议他都不参加,只要参加,学术讨论会或项目鉴定会议都
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他的眼睛如同精密的卡尺,再严谨再完善的学术文章或成
果也得打上点折扣,更不要说有错误有漏洞或不成熟的文章了。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是
如此,严得令他们生畏,严得让他们心存它虑。有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竟被他退回了
七次。
对于科学名家,他也一样毫不客气,有一个著名的海洋学家出了一本潮汐图,他发现了
了一些毛病,就大加批驳,电视台来拍电视,用一些书作背景,他发现了这本书,马上
就扔到了地上,他说这样不严肃的书只配垫脚,他甚至专门拿出一节课来让学生给这本
书挑错。
干部任免,按说与他无关,可是在他眼里,领导干部一定要品学兼优,如果不是这样,
他一定要“横加干涉”的。弄得一些雄心勃勃的骨干对他恨得不行。
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不愿入党,他说他这个人一向不听话,不守纪律,怕开会,因而
不能入党,这样两清着,对谁都好!
那一年,是在1980年4月,王淦昌来了,他俩是生死之交。1937年秋天,日本军队在上
海乍浦登陆,浙江大学还在沿浙赣铁路内地西迁的途中,王淦昌带着束星北的儿子束越
新经温州、丽水到金华,再由长沙抵湘潭。途经丽水时,遇到日寇飞机轰炸。王淦昌竟
扑到只有8岁的束越新身上。40年代初,浙江大学有传言说王淦昌同化学系的一个女助
教要好,束星北得知后,也不找王淦昌证实,甚至连招呼也没打,带上两个学生直奔王
淦昌的老家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当时,正在打仗,交通吃紧,束星北冒着敌机
轰炸,辗转多日,将王淦昌的妻子吴月琴和儿女接到遵义湄潭。吴月琴说,那时候,大
学里那么多事情,也只有束星北做得出。从1954年束星北去京算起,两人已26年没有见
面了。王淦昌在束星北家中住了一个晚上。
束星北不服气。他最自信的是他的精力与记忆力都不亚于当年。1979年航天部试验的中
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
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钱学森拍板定案此事交给束星
北。结果,束星北仅以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枝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
。这一年,束星北73岁。独自一人,出色地完成了重大而复杂的计算任务,这在航天学
界轰动一时。
他毕竟老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将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老人击倒了,躺在
医院病床上的束星北心有不甘,显然他不愿如此告别人间,他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还
没做,弥留之际,他要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材料之用
。束星北的儿女们专门写了父亲的遗体捐献书和移交书。他特别叮嘱医学院搞解剖的张
大夫,一定要解剖他的大脑,会有发现,也会有一定价值的。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病情恶化撒手尘寰,终年77岁。
他死后,他的遗体移交形式隆重异常,报社、电台、电视台专门作了报道。之后,束星
北的遗体被送进了太平间。这期间,正赶上机构改革大换血,显然是各级领导的头等大
事。束星北的遗体就在青岛医学院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繁忙与骚乱中,被遗忘了。
遗体重新被人记起是在半年之后,这个时候,“大换血”的“运动”已告结束,该下去
的都下去了,该上来的上来了,各路诸侯都得了“分封”,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派人
去看时发现遗体已经腐烂不堪。
医学院院后是一片荒寂的林子,当初甚是偏僻,附近有人死了孩子,常常就近埋到那里
,人们称其为“舍林子”。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派
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子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
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打了折扣
,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工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藏在学校篮球场的双杠下
面。
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遗愿也落空了。
一个向爱因斯坦一类的大师冲刺的天下第一才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一段悲怆的
人生。
束星北是我们这个时代沉甸甸的悲剧。
在他身上,有一种学界罕见的“骑士”作派与英雄豪侠的气质。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
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贫瘠的地方。
当滚滚红色潮流席卷中国大地,他是理智而清醒和智者;愚昧和狂热弥漫开来,知识分
子集体失声,他是独步草原的雄狮,用孤独的吼叫,歌唱真理,捍卫尊严。
当阵地的坚守、尊严的捍卫演变成死去还是活着的选择,当灵魂在一次次阉割中不断地
被肢解扭曲,当明亮的眼睛和嘹亮的歌喉被蒙蔽系死,他仍用累累伤口发出一个人、一
个悲剧英雄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绝唱。
人究竟能不能被改造,灵魂究竟能不能被阉割,一部东方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
如一柄尖利无比的探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身体的根部。
翻开“束星北”这部大书,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这样的悲剧,我们还会演多久?
原载《共识网》
附记:
本文刊出后,收到读者“新田府”留言,指出文中有一些错漏,现转录如下:
【“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
组人,谱名束传保,字星北,中国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业内有“天下第一才子
”美誉。生前出任世界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唯一华裔研究助手,曾参与过举世闻名的“狄
拉克方程”研究工作。抗战期间为抗击日军侵华,愤然主持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战
后被民国元首蒋介石亲自授予“抗战英雄”称号。曾应邀为国内专家作“原子弹理论”
学术报告,系当时国内少数精通原子弹理论的中国人。毕生致力于科教事业,培养出李
政道、程开甲、吴健雄、胡济民等一批响誉全球的优秀学子,解放后参加我国首枚洲际
弹道导弹试验,并撰写出版我国首部《狭义相对论》,被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高度盛
赞:“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其逝世30周年纪念时,李
政道亲笔题词“浙大人,民族魂”以赞誉其高风亮节。束星北故居位于扬州市广陵区头
桥镇安帖村四圩组13号,现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2014年11月,束
星北之女国家海洋局高工束美新一行回故乡头桥寻根,并在头桥束星北故居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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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向爱因斯坦一类的大师冲刺的天下第一才子”,一看就是民科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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