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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2 | 1 【史海钩沉】中日历史上的两种“闭关锁国”
当前位置：主页 > 文史大观 > 陈忠海 · 2017-11-18 · 来源：中国智库 · 浏览数
：58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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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忠海
近代以前，中国和日本先后实行了一套“闭关锁国”政策，原因和具体内容有相似之处
也有所不同，执行情况则有更多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版本的“闭关锁国”，也
为中日两国带来了不同的国运。
清朝闭关
明清时期，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总体呈保守姿态，从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闭关锁
国”，保守倾向越来越严重，政策越收越紧。
明初朝廷即规定“片板不得下海”，这道命令是朱元璋亲自下达的，主要出于经济和军
事上的考虑。在经济上，朱元璋执政后强调“重本轻末”，大力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
，不鼓励海外贸易；在军事上，当时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袭扰，为加强海防，朝廷试图通
过“海禁”来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维护沿海一带的安宁。
到了清初，由于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朝廷仍实施“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
）应闽浙总督屯泰的请求，朝廷在沿海省份实施海禁，规定“无许片帆入海”，违者严
惩。郑氏降清后康熙曾下令解除海禁，各国商人一时间大量涌向中国，海外贸易得到空
前发展，带动了中外交流的增加，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
政府“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后来又规定广州是唯一贸易口岸，在此
实行商行制度，所有对外贸易必须通过由朝廷认可和管理的“十三行”进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经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清政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
规定了“防夷五事”：不许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到广州以后只能寓居在洋行
，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不许中国人借用外商资本，不许受雇于外商；不许外商雇中国
人传递信息；外国商船进泊黄埔港后，由水师负责弹压稽查。这些规定更加具体和细致
，“闭关锁国”政策完成了制度化。
幕府锁国
与中国清朝一样，同时期日本德川幕府也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德川幕府创立于
德川家康，是推翻丰臣秀吉势力后建立的。
自1543年一只葡萄牙商船登陆日本种子岛开始，西方人和西方宗教、文化便来到了日本
，天主教在日本得到了迅猛发展。那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掌握各地权力的大名们为
扩充势力都希望开展对外贸易，同时也希望得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强国的支
持，所以对西方的传教活动给予了默许或支持。到1583年日本各地的教堂达到了200所
，信徒近20万人，长崎开港并成为重要贸易中心就与教会有关，教会在长崎等地拥有很
大的势力，甚至取得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来往船只收取停泊费。教会
还与各地大名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1585年丰臣秀吉就任日本关白，之后逐步统一了日本，他对天主教会势力迅速膨胀感到
了警惕。1587年丰臣秀吉突然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外国传教士。之前丰臣
秀吉与天主教的关系较为友好，所以这道命令来得十分突然，关于它颁布的原因至今仍
有许多不同说法。但从根本上看，日本传统文化与欧洲天主教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
最根本的原因，比如天主教独尊天主，要求信徒绝对信奉天主而不得崇拜其他偶像，这
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以及有着深厚基础的佛教、儒教都形成了信仰上的对立，日本战国
时代各地大名把天主教作为吸引人民、扩充势力的工具，但现在战乱结束了，国家实现
了统一，丰臣秀吉更关注如何稳固政权，教会势力的崛起在他看来是一个威胁和隐患。
1603年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开始统治日本，他对天主教的态度跟丰臣秀吉是一致的，继
续实施禁教政策，到第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时又强化了禁教措施，颁布了新的禁教令
，1622年在长崎处死了55名传教士和信徒。到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时，制造了“江
户大殉教”“平户大殉教”“东北大殉教”等教案，禁教措施进一步升级，为了禁教，
幕府规定一切外国船只均不得在大名的领地内通商，只能在长崎、平户等几个地方从事
贸易活动。
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共颁布了5道“锁国令”，大致内容是：禁止天主教在日本
传播，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除荷兰、中国外其它国家的人和
商船一律不准来日本，荷兰、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也仅限长崎一地。
在此期间，日本先后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断绝了来往，但对荷兰却“网开一面”，这
是因为荷兰人向幕府做出了保证，绝不在日本传教，也不支持任何传教活动，为取得幕
府的信任，荷兰商人还对幕府镇压教徒起义的行动提供支持。尽管如此，幕府对荷兰人
也不完全放心，除规定其只能在长崎一地经商外，还把他们居住的地点限定在长崎港外
的一个小岛上，规定他们不得与日本百姓接触，进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荷兰人与日本
女子私下来往，其所生子女一经发现将立即处死。
似与不似
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都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形式上看，二者有许多相
似之处。
比如，两国都禁止天主教，在清朝雍正年间的1722年也曾颁布过“禁教令”，包括5位
主教在内的50多名西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西方传教士被清朝
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有人说，在康熙诸子夺嫡斗争中传教士们支持皇八子胤禩，结果
站错了队，所以雍正继位后要驱逐他们，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与德川幕府的出发点一
样，不同的信仰和主张决定了天主教也不会被清朝的上层接纳。
但是，与德川幕府对天主教严厉禁绝、对天主教徒残酷迫害不同，清朝的禁教手段相对
温和，对传教士也仅是驱逐出境而已，乾隆时对天主教虽然仍有入境的限制，但在有些
地方执行得并不严格，许多传教士偷偷入境，在中国境内以半公开的方式传教。据统计
，到1810年有30多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16个省秘密开展传教活动，信徒超过20万
人。可以看出，与日本因禁教而引发“锁国令”不同，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主要针
对目标不是天主教，这项政策一部分是明朝“海禁”的延续，同时也有不希望中外人民
交往增多的原因，以及防范东南沿海一带海盗的考虑。
在经贸方面，尽管中日两国都采取了“一口通商”政策，清朝对外唯一开放的口岸是广
州，日本开放的唯一口岸是长崎，但双方对海外贸易的认识有明显不同。清朝处处以“
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地大物博、出产丰富，不需要与洋人做生意，之所以开放广
州是出于对洋人的“照顾”，是“天朝圣恩”的体现，而日本则对海外贸易更渴望，希
望与中国以及欧洲的商人做生意，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技。
东方自古就有一个儒教文化圈，日本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其中。与中国不同，日本的
儒教文化不是原生的，对日本人来说崇信儒教是因为它具有先进性，是出于学习吸取才
去接受的。与中国保守、封闭的文化观不同，同样在儒教文化主导下的日本其实具有很
强的开放性。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兰德斯在《国富与国贫》中说：“学习从来没有使
他们感到其渺小，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天生优于中国人。”
所以，同样“闭关锁国”，中日两国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清政府不仅排
斥天主教，更排斥一切西方科技文化，严格限制它们在中国的传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在《中国札记》中说：“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当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
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
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当时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文化其
实都持这样的态度，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了解都十分有限。
“同途异归”
日本在锁国之初，除禁止天主教外也曾严格限制外来书籍，但出于文化开放性的基因，
以后慢慢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科技、文化图书，天文、地理、历史、船舶、武器、
医学、动植物学等西方书籍大量进入日本。据统计，从1771年至1825年日本翻译的欧洲
科技文化著作多达500多部，译书者超过110人，他们成为向日本介绍近代西方科技文化
的先驱，以他们为中心在日本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兰学”。
“兰学”从字面上看是指“荷兰的学术”，其实泛指整个西洋学术，又称为“洋学”，
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就酷好“兰学”，曾派人去欧洲学习荷兰语及自然科学
。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从事“兰学”的人不断增多，研究范围也日趋广泛，他们还建立
了一个名为“尚齿会”的组织大力传播“兰学”。据日本学者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日本
各地建有30多所专门教授“兰学”的学塾，先后培养出近万名了解西方科学的学生，一
些人醉心“兰学”，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兰癖家”，其中包括一些掌握地方实权的大名
，人们称他们为“兰癖大名”，这种景象与越来越封闭保守的中国截然不同。
德川幕府还通过“风说书”及时了解外部信息，它由设立在长崎的“风说役”负责，该
机构下设大通事、小通事、稽古通事等职，所谓通事指的是翻译，人数最多时有数百人
，外国商船从进入长崎港开始他们就制作各种“风说书”，标题一般为“进港顺序+出
发港名+船人口述”，主要内容来自外国商人的讲述。
“风说书”分为“唐风说书”“东印度风说书”“兰风说书”等，分别记述中国、东印
度以及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情报信息。被日本人称为“阿片”的鸦片在亚洲泛滥后，幕府
又下令编制“阿片风说书”，通过“风说书”，发生在外面的事日本国内很快便能知道
。比如，1840年由一个叫周蔼亭的中国商人提供信息编写的“阿片风说书”提到：“皇
上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命令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交出鸦片，酌价给大黄、茶叶为
补偿。如果隐匿不交，不但行家正法，异国之人亦当坐罪，决不宽假……英国商人共交
出二万零三十六箱。1839年9月，中英两国军舰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
些信息，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刚刚发生在中国的情况。
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看，都是严格的“闭关
”、真正的“锁国”，而日本除在严格禁止天主教传播方面比中国更严厉之外，在其他
方面均相对宽松，是一种有选择的“闭关锁国”。
正因为如此，后来日本在美国“黑船”的胁迫下被迫开国后，他们对外部的形势才看得
更加清楚和全面，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才更加深刻和清醒，这才使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的
道路。中国虽然也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但由于“闭关锁国”的时间太久又执行得太
彻底，结果没能与日本“殊途同归”，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7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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