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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在一连串的不幸消息之外，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或许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兴：经
过多年的国产化替代努力，大清国自行种植、自行生产、自行消费的鸦片，正在加速夺
回被进口鸦片占领的市场。
罂粟
在一连串的不幸消息之外，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或许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兴
：经过多年的国产化替代努力，大清国自行种植、自行生产、自行消费的鸦片，正在加
速夺回被进口鸦片占领的市场。
作为北方最大的鸦片集散中心，天津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1875年的鸦片进口量，
仅占天津口岸所有进口商品总量的21.5%，与1870年李鸿章刚刚上任的30.4%相比，下降
了三成左右。这意味着，国产鸦片夺回了近三成的市场。
尽管华北在1876-1879年遭遇了百年难遇的“丁戊奇荒”，并对全国经济造成巨大
的影响，但鸦片市场的国产化进程逆风起飞。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竟达到
80.12%(“台北中央研究院”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三年后(1882年)
，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成为第一个实现国产替代的行业，并且开始出
口创汇。
吞云吐雾的大清烟民们，用他们那羸弱的臂膀，扛起了大清国“鸦片财政”的重担
，不惜以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拉动了大清国GDP的迅速增长。
林则徐种鸦片
作为清廷的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有关道义的清谈都是无力的……
在大清国的舞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如同鸦片那样，成为“爱国主义”的最好道具。
第一个赢得满堂喝彩的，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汩汩石灰水——没有硝烟，因为点
火焚烟无异于聚众吸毒——奠定了他自此之后高、大、全的爱国者形象。在他那光辉形
象的阴影里，蜷缩着一个猥琐的“卖国贼”，他的名字叫许乃济。
许贼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是因为他竟敢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
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对抗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权。在他提交给道光皇
帝的报告中，抱怨政府的禁令导致“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
矣。”如果“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这种反动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等人义正词严的斥责，许乃济
也受到了严厉的纪律处分，并在次年(1839年)郁郁而终。成了过街老鼠的许乃济，却在
遥远的英国得到了一个知音。一位西方思想家竟然在《鸦片贸易史》一书中称赞他是“
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并嘲讽禁烟派们为“天朝的野人”。
出人意料的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向许乃济的想法靠拢。1847年，
江西抚州的代理市长(署知府)文海致信当时担任陕西省省长(“巡抚”)的林则徐，请教
如何提升GDP、发展地方经济，并防止白银外流。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让人看到了鸦片的“威力猛于大炮”。各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
中，都纷纷看中了最为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将鸦片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林则徐
在其回信令文市长时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
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
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
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林则徐甚至称赞文海：“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
心”。他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显然，此时的林则徐，所反对的并非是吸食鸦片，而是进口鸦片。作为地方官，承
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有关道义的清谈都是无力的。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
贸易史》一书也说:“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
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在林则徐当政期间，陕西是否已经将鸦片的种植列入支柱产
业之一，但从林则徐这样的人物都敢于公开鼓吹鸦片种植，可以确认当时鸦片至少已经
成为地方官员们的新宠。尽管中央要到1874年才明确放开，但大清国的传统历来是“看
见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地方官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看在
白花花的税收银子面上，中央也乐得装聋作哑。何况，种植鸦片毕竟是地方官们的把柄
，抓在手上，需要的时候就能轻易地收拾他们。
清朝地方政府喜爱鸦片，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
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这对于地方财政是极大的诱惑，也极大地
支撑着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随着国产鸦片的产量提升，鸦片吸食者的队伍也日益庞
大，鸦片馆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城乡涌现，极大地带动了各地第三产业的发展。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
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
。“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
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
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
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选择，还有什么产业能如同鸦片那样，令地方政府和农民们同
步地达到和谐兴奋呢?
在官心所向、民心所向之下，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口鸦片被明确合法化，
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尽管种植鸦片依然妾身不明，但作
为已被广泛接受的财政“二奶”，美丽动人的罂粟花在全国到处开放。
待到罂粟烂漫时
大清国18行省，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
贵州鸦片质优价廉，成为抵抗洋货的先锋，畅销两广，开州(今开阳)、婺川(今务
川)等地“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甚至带动了山区的彝族同胞脱贫致富;
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高达全省三分之一的耕地，“出(昆明城)南门，绕过金马碧
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
记》);
四川鸦片在“乡村篱落皆遍种之”，涪陵等地“皆以种罂粟为要务”，日常蔬菜不
得不从外地调入，甚至“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有学者估计，四
川一省生产的鸦片，可能占了全国市场总额的40%;
福建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
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
浙江台州“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
苗”;
陕西“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
山西“无处不种”，“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
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
英国领事馆向伦敦报告说，著名汉学家和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从北京到镇
江，发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英国外交官甚至向议会发出了
警告： “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
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
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
尽管法律依然禁止，种植鸦片实际上已经成为大规模的公开行为。因此，人们开始
呼吁应当将这位财政“二奶”尽快扶正。
最著名的呼吁之一，来自1872年6月4日的《申报》。这篇发表在头版头条的文章，
题为《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罗列了开禁后的两大好处：
“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
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
乎?”——这是为了减少外贸逆差，比较靠谱;
“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
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这是通过税收杠杆抬
高鸦片价格，让吸毒者们因为成本增大而停吸。显然，这点极不靠谱。
两年之后(1874)，李鸿章也大声呼吁“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
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如此则“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他认为
，国产鸦片替代了进口鸦片之后，今后全面禁烟就不大会受到列强的干预，比较易行。
在经过了多年的摸索之后，中央在这年追认了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既成事实，国产鸦
片再次得到飞速的发展。仅在山西一省，根据1877年统计，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
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
“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人民因获利较重， 往往以膏
腴水田”，且“罂粟收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 人力尽驱于罂粟， 而良田反荒芜而
不置， 人力之所以日驰也。”(曾国荃)
待到罂粟烂漫时，一场席卷华北的特大干旱袭来，历时三年，饿死千万，这就是“
丁戊奇荒”。长期忽视粮食生产而注重鸦片种植的恶果立即体现出来。山西成为这次大
饥荒最严重的灾区，山西巡抚曾国荃痛诉道：“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继
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
最多。”左宗棠感慨道：“上年奇灾乃鸦片之一大劫。”
媒体认为：丁戊奇荒是因“饥省之民不重五谷，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
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万国公报》)而“山西一省，半因贸利而
种罂粟，弃其稼穑之本业，顾目前之利而不顾后日之患，一遇凶年，家无积谷，顾此罂
粟，不可以代米麦之用而果腹焉，则悔之无及矣。豫省本多务本之人，近年以来，亦渐
流于游惰，罂粟之种虽不如晋，而其浆亦有流传于他处者，则亦不为少也。积久不返，
天怒神怨，乃大降罚，旱魃为虐，以代斧钺，盖其所以惩之者，果矣。”(《申报》，
1878年6月14日)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受灾各省纷纷开始查禁鸦片种植。山西要求“所有栽种罂粟
者， 责令甲长族长押令拔除，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等张之
洞到任后，在鸦片种植最红火的交城、代州两地，铲除了所有罂粟，到1883年前后，山
西的鸦片已经基本禁绝。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拉动内需的好产业。各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
中，都纷纷看中了最为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将鸦片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结语
几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其有效期并不长久。
当华北灾区的遍地死尸和饿殍被埋葬后，当断垣残壁被裱糊粉刷之后，人们又捡起
了鸦片这一GDP利器和财政印钞机。1908年，仅四川一省的鸦片产值就高达3500万两，
超过当年从日本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其中的2300万两，就地完成了销售，极大
地拉动了内需，也令四川遍地烟民。
一手毛瑟枪，一手大烟枪，以“双枪兵”著称的川军，成为这场鸦片“爱国”运动
的最好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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