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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寄信人: zxzheng
标 题: [转寄] 芦笛：纪念姚文元
发信站: 一见如故 BBS (Tue May 31 12:49:25 2005)
纪念姚文元
芦笛
姚文元同志是上海人，父亲姚蓬子，似乎在30年代也算个文化人。鲁迅还有一首屁
诗赠过他，我只记得第三句是“可怜蓬子非仙子”。那似乎是姚蓬子领着文元和他哥（
弟）逃难逃到老鲁家去，老鲁赠送给他的。记得赵奸无眠为此还专门写了篇《鲁迅与姚
文元》，把老鲁吹到了天上去，说成是为文元“摸顶”的活佛。我从未看过蓬子的玩意
，因为他不知怎么后来就成了叛徒，就算是出过书也给禁了。所以文元和我一样，本是
黑崽子。
快“解放”时，文元似乎在念中学，自然是和我的长兄一样作愤青（当时叫“民青
”——民主青年同盟，即共青团前身，不过当时是地下组织），闹腾什么“反饥饿，反
内战，要民主，争自由”，所以，这“民主”并不是现在才时髦起来的。等到上海“解
放”，文元高中未毕业（似乎正念高一）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区政府里搞文宣。
这样的遭遇并不稀罕，因为我党是个文盲痞子党，只要认识两个字便能做“理论家
”。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都是这么当的“理论家”。其实正如刘宾雁（？）说
的，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为纲”，却连起码的马列理论都不懂。中共对马列毫
无贡献，所谓马列主义研究所和后来的社科院用的一点教科书完全是苏联理论家们搞出
来的。其实，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化完全是苏联人搞的工作。中国人没有建立理论体系的
能力，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尤其如此。
在这种背景下，稍微有点文化的愤青在那时便能做官。不仅文元如此，王蒙也是如
此。如果家兄不是想念大学的话，肯定也就走了他们的路。我想他当起“作家”来，恐
怕也不会比那两位差到哪儿去。可惜他学的是理，唉唉。
文元原来只是个区政府的牛马走，不时在写文牍之余在报上登点豆腐块。反右时他
大写了一通文字狱作品，主要是整那些文化人的，结集为《文艺思想论争集》。这书我
家原来有，好像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也有点影响。现在回想起来，那玩意比起他在文革
中写的东西来算是温和到了姥姥家。
因为在上海，文元自然也就成了春桥的下司。春桥是30年代没出息的文学愤青，因
为写不出作品来，所以跑到延安去改行干革命。他那时似乎是上海市副宣传部长。58年
这小子不知从哪儿听到老毛赞扬供给制的内部消息，立刻写了篇文章登在《解放日报》
上，歌颂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萌芽，而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此文果然邀了天
眷。老毛看见了那篇文章，从此记住了春桥的名字。
春桥似乎也颇赏识文元，于是文元便成了他的嫡系，稳步上升。文革爆发前春桥爬
到了上海文教书记的职务，而文元似乎是区宣传部长。此时一度很骚的江青同志秘密找
他们接头，布置他们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海瑞罢官》乃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59年写出来的，目的是响应伟
大领袖当时向海瑞学习的号召。不料此剧刚刚推出，彭德怀便给罢了官。老吴也算是个
老江湖了，立刻在后记中特地说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是海瑞。该剧演出了几次便
草草收场，在国内毫无影响。但此时江青同志却把它刨出来，作为炸毁北京市委的一个
重磅炸弹，而写作任务就布置给文元。
这事到底是毛还是江的主意，到现在党史专家们包括隔壁的古迷似乎也没说出个所
以然来。我在文革中仔细看过江青的讲话，认定那是江阿姨的主动，事先并未跟毛商量
。而毛后来不过是一贯的“因势利导”，在事后把那“功劳”占了而已。不管怎样，文
元面临的是一场深不见底的权力斗争。一个远离北京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居然卷进宫廷
内斗去，为打倒政治局常委、北京市长彭真同志制造炸弹。这种遇合之奇，历史上似乎
并不多见。文元并非糊涂人，他面临的风险有多大，我想他心里一定明明白白。据打倒
四人帮后的揭发，他在稿子改定后曾拿去向谁谁请教（文章没有披露那人的姓名），当
那人首肯后，他说：“那我就豁出去了！”可见他自己完全明白是在作博浪一击。或许
，当时回旋在他心头的是容国团的壮语：“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
敬爱的未来的伟大领袖胡平主席在自传里说，那文章出笼根本就没引起他的注意。
鄙人忝为主席同届，感觉也是如此，因为那时类似的文章太多了，而且谁也不知道吴晗
是何等样人。虽然如此，那篇文章一出来我还是立刻就仔细攻读了。我那时是狂热的毛
主义分子，和现在笨拉灯手下的人也差不多，对文史哲也特别感兴趣，天天泡在图书馆
里看报上的大块文章。文元那文章记得是在1965年11月间发表的，没登在市委机关报《
解放日报》上，而是登在一个在反右时被搞得很臭的《文汇报》上，那在当时是份不起
眼的小报纸。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指控《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翻案的，这可是个致人死命的政治大帽子。这致命指控的根据就是海瑞在戏里唱道：“
冤狱重重要平反”，那当然就是指从彭德怀起直到基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文
元这儿的手法非常典型，那就是追究作者的罪恶动机，硬栽给老吴一个罪恶用心。直到
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个优良革命传统每时每刻都在网上发扬光大。
除了扣帽子，文元似乎还是作了点“学术考证”。印象最深的是他驳斥海“青天”
的神话，说史载老海死时白衣冠送葬者十里不绝，然后犀利地质问道：谁穿得起白衣冠
？只有地主阶级！我当时看了深以为然，因为我小时候为了穿白衬衫蓝短裤参加队活动
，不知让母亲犯过多少愁。
小芦太天真，根本就不知道那篇文章吹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文元同志根本就比不上戚本禹，后者批判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让我佩
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虽然程度有别，但戚和姚都是我当时的崇拜对象。我成天揣摩的
，就是如何学习他们擦亮眼睛，去抓出潜伏着的阶级敌人来。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动
手写大批判文章，批判东德的一部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火》。写了半截后又改了主意，
决定去批判《燕山夜话》。那书我早就看过，看的时候就觉得味道不对。此时我决定：
趁此书还没人批，我赶快先下手为强，为革命立他一功再说。没成想我刚刚从图书馆把
书借了出来，报上就赫然登出了文元的《评三家村》，那正是批判《燕山夜话》的作者
邓拓、老吴和廖沫沙三个人的。
从《评罢官》发表到《评三家村》发表，其间大概半年时间。这半年里，中国的政
治局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评罢官》出来后，各省领导似乎嗅出了风声，陆续转载了
，就连彭真明知那文章是冲他来的，顶了一阵子也不得不让《北京日报》转载。老毛立
刻抓住这件事，指控彭搞“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老彭当时是负责文
革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他为了保自己，便弄了个“二月提纲”出来，用中央的名义下
通知，规定文元的文章激起来的混战应该作为“学术讨论”，不许随便扣帽子，“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这通知老毛先是同意了，等通知下发后，他却又把这当成彭的罪状拿
来打彭，罢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官，改组北京市委，把“二月提纲”收
了回去，另发了个“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等到《评三家村》出来
时，北京旧市委早已不存在，老彭已经进了天牢，只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而已。
文元同志在这战役中立了大功。是他的文章打乱了北京旧市委的阵脚。老吴虽是副
市长，却是民盟的，并非共党高干，大概对毛一时的“海瑞热”并不知情。我猜那剧本
大概是老彭为了拍毛马屁动员他写的。文元的文章让彭极为恼怒，他曾痛骂上海市委搞
突然袭击，一度吓得春桥同志亡魂都冒了。老彭是当初倒彭德怀的干将，他当然知道文
元诬老吴为彭德怀平反毫无依据，但他此时事在两难，动辄得咎：若牺牲副市长老吴，
则人家收拾了老吴后还得抓黑后台。若保护老吴，那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了第一线。他最
后决定保吴，于是便顺理成章地让毛抓住辫子，以“镇压运动”的罪名轻易地把他打了
下去。他是少奇的死党。这一倒，敬爱的刘主席也就暴露了。这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的
倒塌，最后一直倒到国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头上去，竟然不过是文元的一篇文章引
出来的，这大概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吧。
《评罢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和同代的批判文章不同，有着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背
景，有着明确的高层打击目标。因为痞子们自卑感特别强烈，所以我党执政后一直在搞
文字狱。50年代先是整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又批俞平伯，以后又是百万右派，60
年代又批了一系列的学术界人物：哲学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家孙冶方的
“利润挂帅”，史学家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但那些人虽然也都是共党高干
，毕竟还是“红色知识分子”，并没有直接的高干后台。《评罢官》的矛头却是直接指
向北京市委，间接瞄准了刘主席的。它打响了我党大规模内斗的第一枪，从此标志着党
内矛盾已经变成了主要矛盾，人民可以喘口气，拭把汗，笑看狗咬狗，一嘴毛了。这是
我在它发表两三年后才悟出来的。
如果说《评罢官》打响了文革第一枪，那么《评三家村》就是文革的总动员令。这
篇文章和毛示意陈伯达写的一系列《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
们灵魂的大革命》等大致同期推出（1966年5月底6月初）。在这些文章的鼓舞下，全国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抓“三家村”高潮。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三个倒霉蛋给揪出来作为那据
说是无处不在的“黑帮”，就连我们学校也弄了这么个trinity，乃是校长、教务主任
和某文学教师。他们让革命学生斗得死去活来，直到后来人越抓越多，不断有新揭发的
阶级敌人加入进来分担皮肉之苦，日子才相对好过了些。有趣的是，后来“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时，除了校长还是“走资派外”，教师们都给解放了，变成了被“刘邓路
线”迫害的牺牲者。
因为这一系列汗马功劳，文元被接纳入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
，第一副组长江青。春桥和文元都只是普通组员。“二月逆流”后中央彻底瘫痪，中央
文革便变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局，权倾一时。只是里面的成员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昨
为万户侯，今为阶下囚。例如陶铸原来是顾问，后来成了第三号走资派。王力、关锋、
戚本禹原来是组员，后来进了天牢。到后来连陈伯达都进了秦城，始终不倒的只剩下江
青、春桥和文元，加上他们提拔的工人造反头子王洪文，就变成了后来的“四人帮”。
春桥和文元屹立不倒的原因，当然最主要的一条是他们是江青线上的人，类似的“
秀才”王、关、戚就没有这么单纯。另一个原因，我想，是他们的权力基地在上海。两
人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主要在那儿活动，因而远离了中央权力斗争的中心
，没有直接卷进“抓军内一小撮”之类的活动中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干出影响全国的事来。文元作为“笔杆子”，继那著名
的《两评》之后还写过《评陶铸的两本书》。据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陶铸看了那文
章后悲愤莫名，叫道：“姚文元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压根儿忘了他当初曾经置过无
数人于死地，包括彭德怀元帅在内。此外，文元还有篇文章让他被大中学生们恨到了骨
髓里，那就是1968年夏季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篇文章把运动初期给捧
上了天的“革命小将”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们只配接受工农再教育。其实那文章完全是
奉旨写的，文元不过是执笔而已。彼时老毛对耽溺于派斗和各种阴谋诡计的“革命小将
”们厌恶透顶，决定用工农来收拾他们。那篇文章发表后，“工宣队”就给派进学校去
专了学生老师的政，知青下乡运动也很快就开始了。
等到全国人民满怀激情迎九大时，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秀才”倒得只剩下春桥和文
元。我党本来是个无文化的农民痞子党，里面的“秀才”原来主要是投奔延安的一知半
解的愤青们如艾思奇、胡乔木、何其芳、贺敬之等等。这些冬烘们进城后把留洋的正宗
学者们打下去，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等到文革时，这些人却又给新出来的一拨愤青
给打了下去，而新愤青们中最有点“水平”的还是王、关、戚。等到王关戚也倒了，那
便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作为九大中当选的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文
元便当仁不让地做了“意识形态权威”，其实也就是意识形态警察总监。平心而论，他
担任这个工作倒也专业对口，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意识形态告密者出身，吴之荣一类的人
（关于吴之荣同志的来历，请参看《鹿鼎记》），改作警察正是轻车熟路。干这种活，
他那高一的学历已经是恢恢乎游刃有余。
而且这活其实也没什么可羡慕的。那时国内要出什么书，全都得由他过目，他点了
头才行。这瓶颈之细，堪称史无前例，恐怕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极权国家比得上。可以想
见那时的出版业是何等萧条。书店里找得到除了马恩列斯毛外，便只有《电工手册》、
《赤脚医生手册》一类。不过谁去坐那位置恐怕都没什么两样——毕竟，一个人只长了
一双眼睛，何况他还不时得忙着写社论什么的。
平心而论，文元还是作过点好事的。70年代初，传说他给毛写了份读书报告，毛大
感兴趣，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必要加强学习，云云，
并开了个书单，让高干去读。于是文元便找了几个老教授来，重新翻译出版了几本书。
第一本就是重译的《天演论》，新译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当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
此书时，兴奋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眼睛确证无误后，立刻就掉头飞奔回
家去拿钱。那本书在我的启蒙过程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我推翻马克思主义伪科
学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这类书后来不断地陆续在内部出版，发到省军级，又由高干子
弟们漏到社会上，为全国性的地下读书运动提供了精神食粮，启蒙了整整一代人。我记
得《华夏文摘》上还有篇老知青写的回忆文章谈这事，题目好像叫《省军级与娘西匹》
。那些书翻译的水平是真高，跟现在国内那些破烂译物简直没法比。我有时想，或许，
当年那些翻译大师谢世后，中国从此便再无可读的文章了。如今咱们的外语系不兴教中
文，弄得连刘康大教授写出来的中文都不如网上愤青们的水平高。
敬爱的林副统帅“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后，老毛屈从于他要打倒的党官僚的
压力，平反了许多老干部，把邓小平再度带回中央，文革于此宣告失败。为了平衡各派
政治势力，毛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子，张姚扶植起来的半白痴王洪文委为中央
副主席，仅在垂死的周恩来之下。“四人帮”于此形成，在中央代表各地的造反派，形
成了一股新兴政治势力（有趣的是我的同届郑义歌颂“人民的文革”时却忘记了谁在中
央代表造反派）。此后，中央造反派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便进入胶着状态，随毛的
摇来摆去而轮流占上风。总的来说，“走资派”们实力雄厚，而造反派们把持了宣传工
具。文元作为文化警察总监，在造舆论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段时期是文革以来人民大众最开心的时刻。如老跛正确地在跟帖中指出的，文革
在本质上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残民运动。人民群众遭受迫害最剧烈的是三个时期：初
期文元的《评三家村》推出后，全国文化界和各大中小学校首当其冲，统统成了“三家
村”，紧接着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教师甚至小学教师都一锅熬了
进去。王友琴女士谈学生打老师的文章记录了这段时间的部份罪行。后来灾难扩大到所
有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头上去，几乎所有的此类“分子”都被抄家，许多人
被毒打致死。这段时间的罪恶元凶是毛、刘、邓，刽子手们是高干子弟红卫兵。因为毛
的打击矛头首先对着文化界、学术界和文艺界，刘邓便“因势利导”，向各地派出工作
组，以打击这些无辜的人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等到全国“冤埋城阙暗，血染袖套红
”后，毛却突然变了脸，指责刘邓镇压革命群众，将这段时期的红色恐怖造成的巨大民
愤化作了打倒刘邓的强大革命动力。
迫害民众最严重的第二个时期是中期两派大规模武斗，不仅全面内战造成财产和人
命损失，民生凋敝，而且两派都私设公堂，非法关押毒打对立面群众。
第三个最严重的残民时期是后期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没给整死的“黑六类”再
一次遭到由国家机器发动、组织、率领的暴民的全面打击。哪怕出身好的普通民众也受
到大幅度株连，其中以内蒙的“内人党”冤案，云南的“国民党特务组”案最严重，光
这两个省就有数以千万计人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但等到“十大”后，中央两派陷入胶着状态，成天忙着狗咬狗，便再也顾不得来糟
践百姓了。那时小芦在工厂里当“领导阶级”，最盼望的就是造反派们去袭击工厂的老
当们。那时造反派根本就没了群众，只剩几个光杆司令以不时冲击各级政府为职业。只
要他们一闹事，那便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大伙儿立马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地冲回家
去，“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去也。小芦就是在那时学了一手漂亮的木匠活，后来
结婚时端出来的家具让全厂革命群众统统跌破眼镜，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饮水思源，
说起来我的祖师爷不是鲁班，而是敬爱的文元同志。
但这么折腾，国计民生自然一塌糊涂。文革开展10年后，百姓终于完成了180度的
大转弯。十年前他们奉旨起来造反，以为推翻那个万恶的政权就有好日子过，此刻却发
现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还不如被推翻了的旧秩序，于是原来的打倒对象老当（当权派
）们此时反倒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英雄，而当年的造反英雄如今却成了祸国殃民、惑弄
圣上的传统白鼻子奸臣。1976年4月5日，“建国”以来自发的群众示威首次在天安门广
场爆发，宣告了民心的向背。在这种情况下，英明领袖华主席“秉承伟大领袖毛主席遗
志”，在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时便毅然发动政变，逮捕文元和其他三位同志包括第一寡妇
，受到全国人民的真诚的热烈欢呼便毫不足奇了。
如所周知，四人帮在受审时的表现各不相同。江青和法官们大吵，春桥同志始终一
言不发，表示最高的鄙弃、不屑与轻蔑，王副主席露出上海无骨小赤佬的本色，摇尾乞
怜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所有这些人中，只有文元的表现最像个正常人，他既不像张、
江那样对着干，也不像王瘪三那样无耻告密作证立功，却不但请了律师，而且在认罪的
前提下为自己作极有限的辩护。当年我守在荧屏前仔细观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
作谢幕表演时，心中不觉对文元浮上了一丝悲悯之感：该同志智力实在太差，直到最后
似乎还是个愤青的底子，对我党的认识还不如小他十多岁的中芦：到了那个地步，人家
怎么还会饶了你？无论你怎样表演，是像江、张也好，像王也罢，都makes no
difference，倒还不如乐得充一次英雄。
我在《马屁之邦》中指出，中国人“总结历史教训”的方式，就是找出一个或一群
替罪羊来，让他们肩起全民族罪恶的铁闸，放大家到光明中去。这替罪羊一旦找到，“
反思”的任务便已完成，大家只需把所有的责任都赖到那几个倒霉蛋上去就行了。二十
四史上那么多的奸臣，说白了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文元和他的同志们这样完美的替罪羊，有史以来大概还没有哪
个政治家或政治家集团被全社会各阶级一致切齿痛恨。当郭老才子临咽气前写下“大快
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时，那打油诗应该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作品之一。
老干部有足够的理由切齿痛恨四人帮。在本质上，毛共革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屡见
不鲜的农民造反，只是从国外进口了点造反理论和组织技术而已。但它和传统的农民造
反有一个重大区别：以往的开国君主们知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
所以，打江山是一伙人，治国是另外一伙人，前者用武将亦即玩命痞子，后者用文臣亦
即读书人。这样，虽经朝代更迭，前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仍然能够传承下来，哪怕是在异
族入主中原后也如此。
毛共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农民造反传统，搞了个史无前例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当然，刚开始他们学苏联，也曾把工农干部送到什么“工农速中”、“人大”里去镀
金，但不久老毛就对这套失去了兴趣。反右以后，我党出于痞子的深刻自卑情结，对知
识分子的猜忌心理大发作，从此便把“外行领导内行”的响亮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中国历史上首创文盲治国的光辉范例。在这种愚昧反动的政权统治下，土匪山大王们
的“论资排辈”竟然成了国家选拔干部的模式。
即便如此，毛还嫌国家倒退得不够远，无限怀念延安时代。为了把整个国家变成他
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发动了文革，起用愤青们来把他心目中的“僵尸”——党官僚打下
去，而四人帮便是他收拾他们的棍子。在这种情况下，共干们当然要将棍子视为寇仇。
他们忘记了几个简单事实：首先，打人的虽是棍子，但那棍子却捏在他们的伟大领袖手
上，并非“自动棍”，正如江阿姨说的：“我是毛主席养的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其次，打人术也不是棍子们发明而是他们自己在伟大领袖率领下发明出来的，棍子们
做的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忘了，按他们的教义特别是
毛思想，棍子们什么都没做错。根据我党原则，“毛主席反对谁我们就打倒谁”（原话
是“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恰好说倒了）。棍子们乃是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成员，奉红司令之命打倒“继续革命”的敌人，又何错之有？
工农大众也痛恨四人帮。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据我的第一手观察，除了“党教我
恨谁就恨谁”之外，还搀杂着老干部传染给他们的“论资排辈”心理以及传统中对“夫
人干政”的深恶痛绝。传说中江阿姨的风流韵事更助长了他们对那个“淫妇”的憎恶—
—那“骚货”竟敢给大救星戴绿帽子！除了这些愚昧心理之外，要说他们的仇恨有什么
具体理由，那便只能说是四人帮祸国殃民造成的大规模人命和财产损失。But again，
第一，那本来是伟大领袖发动的革命；第二，那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正如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说的：
在中共治下，神州大地上上演的一幕又一幕丑剧、闹剧、
悲剧，有一次人民不是全身心投入的主演？又有哪一桩罪恶
的运动，不以崇高的人民的名义进行？
人民是被掠夺、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牺牲品，人
民也是心甘情愿地为虎作伥的刽子手和行刑队。人民的兽性
在“社会革命”中得到充份的解放，人民的道德在“群众专
政”中完成彻底的堕落。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在毛泽东统治下作恶的主力。
至于知识分子的仇恨似乎就更没道理了。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我写道
：
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没有几个人的良心真个清白如
洗。所谓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其差别只在于有没有迫害他
人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
——想做帮凶而不可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帮凶的人。
这就是我在十年文革后作出的最深刻、最痛切的结论，哪怕就连我自己，也不过是
个“想做帮凶而不可得的人”而已。我在前面说过，文革初起时，小芦一门心思只想大
干快上，做梦都想赶在天下人之先写出篇轰动全国的大批判文章来，为党揭发出隐藏最
深、危害最大的阶级敌人。如果不是后来高干子弟红卫兵发动的“红色恐怖”开除了我
这黑崽子的革命资格，那么我真不知道后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几十年来，我不断在问
自己这个“伪问题”：如果你是“自来红”，有个好出身，又有同样的文才，你现在的
良心还能如此清白么？我从来无法回答那个问题，就像不敢向深渊看一样。
然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没谁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结果便是我在同一篇文章中
说过的：“我们的天良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致似乎没有一个过来人感到内疚。坊间充斥
着数不清的血泪斑斑的文革回忆录，却见不到卢梭《忏悔录》式的作品。每个人都是受
害人，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委屈和冤情要诉。”
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空前苦难的历时十年的浩劫，最后责任竟然只由区区四个人来
承担，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敝民族最大的耻辱。国情如此，当然八九“民运”要变成王军
涛说的“有罪人而无恶人的运动”，人民是绝对无错无恶的，人民领袖更加如此。
其实，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按照传统社会的模式，四人帮特别是文元同志根本
就没有什么大罪。文元写《评罢官》，其实不过是御史忠谏制度在新时代下的重演罢了
。历史上有的是这种年轻御史，精心揣摩上意后上疏，参倒权倾朝野的重臣，严嵩父子
就是这么给搞下来的。既然严嵩可以用这种办法参倒，敬爱的刘主席又胡为乎不可？也
许他老人家没有老严那样贪墨，但他干的坏事可是远比人家多得多。别的不说，光推行
“资反路线”那五十多天他和小平同志便已血债累累。
而且，从经历和动机来说，文元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和传统士人一样，他受的是
忠君教育，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定志向铲除一切妨碍圣上推行圣贤之道的奸臣。寒窗多
年，如今精忠报国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不作博浪一击，更待何时？“人生能有几次搏？
！”他写下并抛出《评罢官》的动机，大概也和小芦以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当
然有个人的野心名利考虑在内，但忠君报国的狂热情绪恐怕是压倒一切的主流。他和小
芦以及别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大概只有一点：机遇。当然，他后来堕落了，但谁在他的位
置上又能例外？阿爵爷早就指示过了：Power corrupts。
但他就是无可置疑地成了罪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的事没发生在参倒严嵩父子
的御史身上？
发生在文元身上的悲剧，其实是时代大悲剧的折射，它反映了咱们这个社会倒退了
多么远。虽然毛是古往今来第一大独裁者，不幸的是，他们信奉是伪善的邪教，教义中
并没有“君权天授”这一条。因此，少奇同志明明是毛的臣子，名义上却又成了他的亲
密战友和接班人。形格势禁之下，毛无法用传统的御史参本的办法把他搞下去，只能曲
折迂回、旁敲侧击。更重要的是，毛在本质上是个永远无法停下来的革命家，只要他还
有一口气在，他就要发动革命。这两重因素加在一起，便决定了毛共的宫廷政变只能是
人民战争，文元不过是为他吹响冲锋号的号手罢了。
这就是文革的最恶毒之处。御史参严嵩，既不会妨碍朝政运作，更不会把人民连累
进去，影响百姓日常生活。而老毛搞老刘，却要利用人民打代理战争。此法后来为层层
“老当”们仿效，大打代理战争，操纵群众保自己，打政敌，全国由此分裂成“造反派
”与“保守派”这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涂炭生灵，蹂躏河山，更让全国人民完成了空前
的道德堕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历史或许也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政客们发动的
代理人民战争。这种事只有一个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
革命人民政权干得出来，这就是它变成了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革命
人民政权的可怕之处，是它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把几乎每个青少年都变成了潜在的姚
文元。和小芦一样，他们初识文墨之日，便是系统接受文字狱酷吏的专业训练之时。最
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学习这种锻炼入罪的狠毒功夫时，心头荡漾着的，竟然只是满得快
要溢出来的庄严、神圣的正义感！
这就是今日网上拥共与反共两派仍在大兴文字狱的历史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姚文
元同志值得纪念的原因。中华民族必须学会纪念自己的丑恶，则这个民族才庶几有些前
途，未来的青年也才不会再把大好才华用来学习“忠君报国”的刀笔功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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