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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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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二章第43-62页（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江青1914年3月降生到这个世界，她的第一个名字叫李进。她说：她不能泄露自己确切
的生日，因为她不想让
众人庆贺她的生日。她的第一个家在诸城，是坐落天卫河南岸约有8万人口的小城，它
离山东省世界性的港口城
市青岛也只有大约50英里的路程。由于坐落在黄海与渤海湾之间易受攻击的特殊地理位
置，山东成为早期落入
外国帝国主义掠夺的几个省份之一。1860年，海滨城市芝罘（今山东烟台）割让给法国
。1898年，威海卫港租
让给英国，青岛半岛则租给了德国。江青出生的那一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战幕，
日本占用了山东的德管
区作为把整个中国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的一个据点。在她童年的日子里，眼见到全副武
装的日本军队，以及靠
着血腥镇压所维持的贯穿全省的漫长、动乱的殖民统治。
尽管长期笼罩着帝国主义的阴影，但是山东仍可称拥有雄厚的革命遗产。 19世纪中期
和后期，太平天国和义和
团农民起义期间的山东，“盗匪”屡剿不禁，各路兵马四起。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成
果被分享，但那些死亡
的烈士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山东是外交争议的缘由。9年
后，省府济南爆发了
“济南事件”，最终导致中日军事对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按照江青童年的记忆，充分反映了那种在中国第二大省并且人口稠密的山东，生活标准
是没有保证的状况。在
通常情况下，老百姓一周只能吃上一、二顿饱饭。受肠道疾病的影响以及由营养不良导
致的慢性死亡的比率极
高。许多人死于饥荒。不过，比起其他一些地方，江青的出生地诸城县在物质条件方面
要好些。文化和教育方
面的提供也是比较丰富的。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垮台之后，一个新的现代教育体系发展
起来。在20世纪最初
的，20年学生留洋的大潮期间，诸城比山东省内其他县输出了较多的留学生。这些学生
分赴日本、美国和欧洲
等地。尽管江青未赶上这留洋大潮，但最终她还是受到那些学成归国带着洋味的教师、
作家、国民党改良主义
者和激进的阴谋家们的影响。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江青初次谈起她的童年。她很谨慎地开始，仍坚持着那常套的政
治路线（并非是全党的）。
概括地说到有关“旧”社会的伤痛，地主阶级总体上的背信弃义，以及对各外国帝国主
义的民族抵抗等问题。
之后，她随意地继续她的话题，没有过多的修饰。
1. “既然你渴望了解我的过去，那么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她开始说到，“我是在
旧社会长大成人的，童年是
悲惨的。我不仅憎恨中国的地主，而且我也感受到抵制和反抗外国掠夺的自发意识，因
为既有来自东方又有来
自西方的猛兽经常欺侮我们。我们没有足够的食品和衣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把我们
称作‘东亚病夫’”。
李进是她取名江青以前所使用的几个名字中的第一个名字，以后又在共产主义团体内使
用。她有许多哥哥和姐
姐——具体多少她没有说——不过就是他们中最小的也比江青至少大一轮（假如那时对
于家庭成员及其朋友们的
数量和姓名有意识地含混不清，或许可以保护那些幸存者，使其免遭公众关注、调查、
或政治斗争时期反省革
职期间的侵害。）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
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
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两人有明显的年龄和体态的差距。她父亲开始谋
生时是跟着木匠学徒，
以后逐渐成为专门从事制作车轮的手工作坊主（山东的木制手推车是很有名气的。）“
由于我们很穷，粮食也不够
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这种行为使他赢得了“骂街艺术家”的绰号，成
为一个侮辱别人的艺术
家。尽管无论什么时候他感到气不顺，他就打孩子出气；但是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
，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
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他的有些狂暴之举是难以忘记的。那是个“花灯节”发生的事，适逢正月十五那天，一
些地主家挂出了许多彩
灯。似乎是受到这种超出他所能达到的富裕程度的炫耀的刺激而使他疯狂起来，江青的
父亲抓起一把铲子冲向
她的母亲。先是打她的后背，接着又击打她的手，她的小手指都给打断了。当江青冲到
她母亲身前以保护母亲
时，她的嘴也被打着了，还打掉了一颗牙。正如江青所描述的这个强暴的情景，她母亲
的手指留下残疾，她还
用食指掀开自己的上唇让人们看她儿时被打碎的牙。像一种思想上的反省一样，她谈到
：“最初我认为所有的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为我父亲就欺侮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事实上，导致他作出这
种行为的根源是那折磨
人的贫穷。”无论他有天大的理由，这件事对于她母亲来说，终于使她不能再忍受这最
后一击。她把江青绑在
背后，娘俩逃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江青故弄玄虚地又说，虽然还仅仅是个小孩，但
是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学
着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随后独自在夜间行路。
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但还没有男性子孙的地主收留了江青的母亲，作他们家的仆人。
江青虽然最初拒绝和母
亲一道去，不过随后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候起，她母亲就一直被一些男人所包围
。她母亲参与家务的目
的和动机可能使江青很为难，下面这些话为此提供依据：“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
可以能够上学。只是因
为学费和书本是免费的，我还能够读完小学。但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挨饿或者吃冷饭
。最终造成慢性胃肠炎
的疾病。” 她记得在勉强吃下乡亲们救济给她的冰冷薄煎饼以解饥饿之痛以
后，她呕吐了，很长时间始终感到恶心。她说，自童年起，她就患上了消化方面的疾病
，且长期受此疾痛。
作为一个孩子，她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是一个哥哥传给我的。”她的
头发总是梳着两条小
辫，这也招来麻烦。她母亲做工那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孩，没事找事要嘲弄江青那奇妙的
发辫式样。一次，那女
孩正在辱骂的兴头上，突然猛揪江青的头发。这下激怒了江青，她竭尽全力将那女孩推
开。可怕的事情发生
了。这家里的其他成员一齐出动来整治她这个胆敢抗争的孩子。结果，她母亲只好带着
她离开了这家。
不久，她母亲又找到一份工作。这一次是一家“破落地主”。那时财富的损失也就意味
着要挨饿的。一天晚
上，江青独自呆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框，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
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
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
亲的归来（炕是中国北方
家里用石头砌成的大床）。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江青大吃一惊
，娘俩都直立在那儿，她
母亲突然放声痛哭，一把将江青搂入怀中。她递给江青一块大饼，可是江青太疲劳了，
一口也没吃就睡在母亲
的怀里。母亲也一点没吃，轻轻地将这点宝贵的食物包起来，留着以后分享。
“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她多次重复这个事实，
就是要留给她的听众一个
很想知道的悬念，即她母亲找到的工作是在夜间做事。在夜晚独自对想知道的事的想象
，成为江青回忆童年往
事的主题。江青接着说，别人在夜间走路都怕遇到妖魔鬼怪或神仙；而她却从未有过这
种恐惧。但是有一样东
西她害怕，这就是那些恶狗。多年来，她常与摆脱不掉的恐怖为伴，它们穷追不舍，甚
至要吃掉她。想到令人
不安的恶狗，又使她回想起另一件事。那时她住在一个叫陈庄的村子里，这里的人跟她
家一样都姓“李”。那
天她就吃上一顿饭，受饥饿折磨的驱使，她漫游到街上走入一条小巷寻找她母亲。在这
个人口稀疏的村子里，
恶狗猖獗。突然她受到一群贪婪的恶狗的攻击，而且一口咬在她的腿上。回忆此事时，
她撩起裤角，让人们看
就在她脚踝上部的依稀可以看出的疤痕。由狗的狂吠声发出警报，她母亲奔跑过来，一
把搂过江青拉入她的怀
里，随后把孩子背起来回家去了，眼泪顺着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
最后，母亲换了工作，来到一个破落地主的庄园，江青进入诸城的另一所小学学习。她
入学是由一位学者薛登
奂作保证人的。这位先生曾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她发起了为穷人为女孩和男
孩提供教育的运动），随后
成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授（这是中国人主办的为妇女提供高等教育的先锋和样板）
。当她进入这所小学学习
时，那位教授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李云鹤，这个名字很适合于她那瘦高纤细的身材。
这所县办学校主要是为
那些地主的女儿们开办的，只有很少像她这样的劳动人民家的女孩——多少含有“装门
面”的意味。因为太穷
买不起一件制服，江青只好穿她所能得到的衣服，而这些衣服大多是些男孩子们穿旧的
。她那双破烂的鞋，露
出了大脚趾。同学们都嘲讽她，叫她“大哥”。她们还嘲笑她的脚后跟像个“鸭蛋”—
—暴露在鞋的另一端。
她曾受到她母亲雇主家的一个“姨妈”和一个“外甥女”的类似讥讽（所谓姨妈和外甥
女可能是与这个雇主有着
亲戚关系）。有一次，她实在忍耐不住她们的嘲笑，冲着那位“姨妈”的胸部就撞了过
去。两个女人都为自己的
冤屈而嚎哭，但是并没有再打起来。为什么？江青解释说，那时她还太小。受到这件事
可怕的搅扰，她冲进学
校向校长宣布她将退学，然后就跑出了学校。她感到惊奇，她的老师同情地接纳和挽留
了她。他给她擦干了眼
泪，并且告诉她不应该允许这种事再打扰。这以后她非常刻苦地学习，坚持自己的学业
。她变得待人宽厚了。
她的教师也渐渐地对她尊敬起来，有些老师甚至喜欢她了。但是学校产生了其它的对抗
。她最讨厌的课程就是
“修身”——也就是儒家道义所讲的自我修养。有一天，当她在这门课堂上正在想入非
非时，任课老师勃然大
怒，并把她拖到厕所。在那儿老师打了她五大板子（她评论道，据她所知这位严厉的老
师曾打过她母亲的雇主的
女儿）。课后，这位老师似乎也感到此事有点过分，于是也尽可能与她和解。然而不久
她因卷入别的意见冲突，
而于一个学期后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她还记得，自那以后她就发誓绝不再允许任
何人欺负她。这样，她
在小学的经历于第五个年头突然中断了。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是以“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对此江青表示怀疑。从童年起，她就
体会到那些野蛮行为和
习性的严重程度。她曾经知道当地的一些恐怖行为。那些人把男人砍断头，并把鲜血淋
淋的断头悬挂在城墙上
以释示当地的居民。这种恐怖行为在山东是惯常发生的。当她还是个孩子时看到这种场
面，她被吓得病倒了，
她认为那是些“没有心肝的人”。每当她母亲了解到这类流血事件就要在某一时刻发生
而她又不得不离开时，
她母亲就托咐邻居们捂住孩子的眼睛。即使她的双眼被蒙住，但是江青仍能想象到那可
怕的残杀情景。
在她最早的记忆中，其他的暴力行为的想象也是难以磨灭的。诸城县是一个富庶地区。
每年收获的季节，当地
的土匪，甚至还有一些地主，就来抢夺其他人的农作物。在抢劫活动中，被抓住的一些
人都被投入大狱，其中
一些人或者用枪，或者用大砍刀处死。诸城地区的两名军事长官定期审讯罪犯，并决定
哪些人应该处死。在强
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一天她竟在长长的城墙上作了一次徒步旅行。她已经知道那两
位军事官员每天审查那
些犯人的过程和作法。通常要杀一打或者更多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显然是无罪的人。
为什么要杀戮那些无罪
的人？那些军事统治者首先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政策就是在黎明时
把城门打开一个小缝，
而到黄昏时立刻紧紧地关闭起来。 由于他们惧怕那些外人和其他尚未确定身份
的人们可能引起政权的麻烦，因此他们一见到有闯入者就予以打击。通过非常细心的观
察，她领悟到这些执行
死刑的做法就是要实现“小小的东部大门”的政策。这是位于一个吊桥附近，由此扼住
这个十字路口的地点。
吊桥的摇摆使她有点下落的感觉，但是她并不感到害怕，因为她居住的家就坐落在一处
悬崖附近，这种高度对
她已习以为常。
她记得那时她就对一些人要杀另一些人感到惊异。使她更为困惑不解的是对这类事件公
众们的狂热。每当诸城
县排定的执行死刑的时间一到，那些“富人们”就在城墙上从高处评论这杀人的壮观景
象。她清楚这种情景给
人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大砍刀上飘动的红穗常常作为斩首牺牲物的不祥之兆。犯
人们依次排好，每个人
的背上都带有一块招牌。尽管她当时并没有亲眼看到斩首的场面而只是听到了声音，但
是她的确能感受并理解
那种鼓掌的声音。每一阵鼓掌和喝彩，都告之人们一个生命死亡了。而且她知道那些鼓
得最响的人正是那些富
人。
“有一次，我看到了悬挂着的人头，”江青说。在那段时间里，她和她家的成员正住在
介于诸城县城的内外城
墙之间的地带。那时她要去城墙里的一所学校上学。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
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
步法声音所吸住。她抬头一看，迎面见到的是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
摇晃着，而且一直滴着
血。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了家把书散落了一地，坍倒在床上。在那里她
得到太深刻的纪念物。
“我想，这就足以告诉你，我童年的一些事情了，”江青十分平静地说道。
2. 江青是在充满冒险和动荡的年代里长大成人的。在她的观念和意识中，恐怖和不安
定给她留下永久的印记。自
19世纪20年代初以来，帝国主义侵入和军阀势力的兴起，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完整统一。
在上海和青岛这两个根
据条约开放的商港，城市工业的发展刺激并触发了 “五·四”运动这一代年轻人的政
治意识。共产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寻求推动革命之路。他们组织城市暴动，在外国资本家齐办的
工厂里与工人们建立秘
密的联系，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动工人罢工以抗议对劳动者的人身虐待、
超常的工作时间、雇用
童工以及可怜的宿舍环境等。当上海和青岛的棉花厂爆发罢工时，日本人以逮捕大批“
激进分子”作为答复，
被捕人中还有许多青年学生。19世纪20年代最为震动的对抗事件发生在1925年5月30日
的上海。当时，一些
大学生和其他日本、英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里的工人代表着受剥削的中国工人，正在举
行示威游行，英国警察
向示威者开枪。这次流血冲突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并且迅速扩散到青岛及其
他中国城市。
20年代后期，为了保护日本在山东的长远利益，数千名日本人被派驻济南和青岛两地。
虽然江青不能详尽说明
这段中国的政治历史，但是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春天，那年她刚满14岁，
由蒋介石和军阀冯玉
祥、阎锡山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以实现中国的统一。日本
立即派遣了一支远征军
以保护在济南的数千名日本侨民的利益，并阻挡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征程。5月 2日，蒋
介石把司令部移师济南先
发制人以阻止日本军队。在5月的第一周里，由交换意见和一些小规模事件引起的混乱
是一种特定的不安定的休
战状态，此间日本军队和国民军在济南共存了一段时间。接着，5月7日蒋介石撤走了他
的大部份军队，继续他
的北伐征程。而他所留下的军队则开始攻击日本侵略者，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恐怖统治。
通过那些中国下属来管
理这座城市，日本人暂令中止出版和公众集会的自由，并屠杀那些被认为是同情蒋介石
的中国居民。江青附带
地讲述这些危急存亡的事件，因为这些危机冲击了她的生活。
最后一位满清皇帝于1911年被推翻以后，军事统治者最后取得了包括北京在内的直隶省
（以后改为河北省）的指
挥控制权。1927年，江青和母亲到了天津，住在她的一个大姐家。她记得那时她就要做
所有的家务一一拖地
板、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以及去当铺等。“不过，体力劳动也使我更强壮起来。然而我
非常想继续上学。但
是，这里的所有学校的学费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这笔学费。除此以外，我姐
夫又失去了工作。”第
二年——她记得就是北伐军就要到来的时候（北伐军是1928年6月6日到达天津的），她
决定离开家，打算到中国
人办的卷烟厂当一名工人。那时，香烟还是靠手工制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是由童工完
成。但是她姐夫阻止她
去卷烟厂做工，尽管这种窘迫的状况已使她去当铺典当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姐
夫告诉她，进入一个地
方工作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小官僚 ”（这是一个她难以解释的名词）。由于他的反对
和阻止，最后她遵从了姐夫
的意愿。1929年姐姐全家迁住山东省省会济南，江青和她母亲也一同到了那里。
济南位于山东西部，距黄河只有6英里，距孔子圣山——泰山，也只有慢行2个小时的路
程。自明朝以来，济南
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那时，内城里竖立着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城门、牌
楼和城堡。这座城市的
外城墙建于满清时期，那时济南用作山东省的公民职务考试（科举考试）的中心。江青
来到济南时，这座城市的人
口已经超过40万，城市的内部运输系统和对外的铁路联系都是全省最好的。由于始终受
到20世纪早期改良主义
者的促进，因此这里的公共教育是优秀的。当时济南就有200多所小学，再加上几所中
学和大学，这里当然包括
齐鲁大学。在这座城市里，完整的教育体系形成了，而且国民党党员占很高比例。自19
世纪后期以来，这座城
市的种族构成就一直很复杂。当时，市政府首先对欧洲的各国侨民开放了这座城市，其
中德国侨民占多数。但
是最新移民到这里的绝大多数则是日本人，到江青来济南时，大约超过5000人。
自明朝以来，济南还一直为中国的戏剧界补充后备力量，也包括一些女演员。这一点就
与中国其它地方的习惯
风气相反。在这个历史文化中心，江青发现了自己当演员的才能。
“1929 年，我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所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
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
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那时我只有15岁。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另
外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
津贴（相当于60美分）。由于学校倾向于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而我
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
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女学生太少的缘故。尽管我在这儿只学
习了一年，但是我学到
了许多东西。我学习了到达我艺术之路的每个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试图尽可能多地
学到一些东西。”她不
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
。这些乐器当中就有钢
琴，那时在中国钢琴还是一种外来乐器。虽然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是这位男老师却是
一个顽固的维持训练纪
律的人。为了调准她弹出的节奏，老师用指挥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叹这种教师的技巧
。由于她受的训练太
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练习，还没有达到一定等级水平。
江青所在的班级只有三个女孩，她的年龄最小。那两个女孩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都
看不起她。因为她经常
穿着补过的衣服。校长夫人俞姗是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也在那所学校学习过）。那
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是校长夫人的妹妹，是一个“反动分子”，不断欺侮江青。但是江青
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
不让，并设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别的女学生。40年后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认，她是轻松
愉快地回想这些往事，
而不纯粹是带着怨恨的。
这所学校建在一座陈旧的孔庙里，那些房间在夏季非常闷热。下课以后，学生们经常到
巨大的厅里乘凉。江青
还生动地记着那坐落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头戴一顶大帽子，前后
装饰着缀有含珠的帘
布，同在两侧的是他的七十二个门徒。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到那个大厅睡觉，不小心
碰倒了一只破旧的藤
椅。那两个女学生闲逛着走进来，她们命令江青马上起来，为她们把椅子弄好。江青决
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这
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灯举起来帮助她们，然后将两把椅子推进大厅给她们使用。就在她
们得意地坐下时她突然
带着灯溜出了门口，然后将身后的门砰地关上逃走了。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可怕的卧室
里，那两个女孩歇斯底
里地尖叫着，乞求来人救救她们。
几个男学生跑进去，并安慰她们。这些男孩一找到灯笼，就进入夜色分头寻找江青，要
“给她上课”，也像她
刚才的手法一样。她竭尽全力地尽快逃走，躲进一条河边高高的灌木丛里。他们是找不
到她的。然而那两个女
孩知道，她最终还是要回到她们共用的房间。在她认为她们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她溜进
了房间，爬上了床，拉
紧蚊帐把自己包严。不过她们清楚，她特别怕人呵痒。因此，当她看见几个手指穿过蚊
帐非常恐怖地摸索着向
她抓来时，她随即惊恐地尖叫起来。“那两个愤怒的女孩试图让我答应，保证不再做那
种恶作剧一类的事情。
那要看情况而定了，”她推诿地说。
当然也有他们可以分享的令人愉快的事情。要在剧中扮演角色，江青首先就必须掌握北
京方言。这是全中国用
于所有正式的文化交流的标准的官方语言。而她所讲的话，则是山东的土语，还特别带
着她出生地的地方味。
其他的学生都嘲笑她那笨拙的努力，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流利地讲北京方言了。但是她仍
然坚持练习。她的一位
校友教给她发音，很有耐心地听她练习朗诵。回忆起往事，她认为跟所取得的成绩相比
，那些怨恨是微不足道
的。
有一次，学校上演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戏剧”一一《湖上的悲剧》这
部实验作品。田汉创建
的南国剧社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有很大影响的戏剧团体。她的那个校长夫人妹妹
的同学被指定为领衔主
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个轮换的角色。那时观众通常是很少的。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
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
格使观众流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致更多的泪水流出。这就是按照“自
然主义”流派表演所产
生的效果（正如她随后解释的，自然主义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放弃）。当她表演完
后正在卸装时，学校的校长
和她的老师大踏步地走进更衣室赞扬她的表演水平，并且高声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
悲剧演员。被他们的褒
奖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动得又流出了热泪，然后从更衣室里猛地冲了出去。尽管出现这
件事，但是就像扮演一
个戏剧性行为一样很快又恢复了原样了。她记得这段时期总的感觉仍是令人苦恼的。“
实际上，在济南我在每
个方面都受到侮辱。”她补充道，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详尽阐述。
“当西北军的军阀韩复榘进驻济南时，我们学校被关闭了。我参加了由学校的一些老师
和学生组织的奔赴北京
的一个旅行剧团。我没有告诉母亲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车开出前在火车站给她发了一封
信。
“ 那年（1930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的装备太寒
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
和内裤。尽管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棉被子带来了，但是我仍冷得发抖。因为棉被的棉絮经
多年使用已经变薄了。
在北京的那个季节，正是多风沙的日子，猛烈的带沙风暴搅得人心烦闷，到了夜晚更是
凄凉。那使我还不懂得
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
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年的初春，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
前的老师赵太侔，也是
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济南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
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
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
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
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到青岛的旅费。
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
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
。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
的观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
容进一步地说，“那时
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像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
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
是我在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以后，
我国东北三省（满洲）被
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
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
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许多学生举
行罢课，或者到政府权
力机构请愿，而且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这场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
，‘那么你也想惹麻烦
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
，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
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
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
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
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
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
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的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
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
程。每个月我可挣到30元钱（约含9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10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
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
20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稳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
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
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
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
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
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
利。”
在青岛，大学仅仅是江青生活的一个方面。她1931年到达这里之后不久，她和一些同在
一起的戏剧工作者创建
了“海滨戏剧艺术团”，政治色彩多于艺术方面，他们排演戏剧到学校、工厂和广大农
村地区宣传抗日。
在城市的演出到春节期间达到最高点之后，剧团离开城市向农村进发。为了避免被已潜
入农村的国民党特务的
逮捕，海滨戏剧艺术团决定化整为零，把剧团分成不惹人注目的小组在日军占领区内活
动，分批进入乡村地区。
进入农村地区后，他们首先遇到了远远超出想象的物质贫穷。在这儿几乎买不到食品，
大众的餐馆和旅馆实际
上根本就不存在。她反复提到那种因饥饿引起的痛苦的感觉。长时间的不进任何食物的
长途行进，使他们的士
气锐减。
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叫崂山湾，这里距青岛海岸上行也就有几英里。当演员们进村时
，村民们被男人们穿的
西式服装和女人们穿的清朝式上领对襟绣花马甲、下摆开缝长裙所震惊。被他们的闯入
所搅扰，村民们送给他
们一些银元作为礼品，并明白地表示催促他们赶快上路。这样一来，剧团的宣传并没有
显著的效果和影响。在
那些年里，江青从事后认识的角度补充地谈到，他们当时几乎不知道“总结经验”。
当他们准备离开崂山湾时，村民们劝告他们最好去王各庄，那是个还有几个小旅馆的较
大的村庄，位于距青岛
海岸下行也就几英里的地方。在那儿，江青被派去做儿童工作。自日本人占领了青岛周
围的整个海岸地区以
后，江青就与儿童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教给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孩子们很爽快地答应
下来，因为他们一直接
受着父母们关于邪恶的“西方和和东洋鬼子”的训诫。孩子们非常喜欢她，有几个孩子
还邀请她去他们家里作
客。回想起来显然是令人满足的，就在当时她也注意到剧团的其他同志对她所取得的成
绩感到高兴。
剧团在王各庄的几天里，江青渐渐地与当地的习惯协调起来，而且那些农民开始喜欢她
了。他们请求她唱他们
所喜。欢听的京剧唱段。就在那时，她还不是京剧的忠实爱好者，她是迫不得已才满足
他们的要求。过一会
儿，他们就加入其中，以地方戏曲的形式唱了起来。一旦剧团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他们
就把政治新闻引进歌曲
和滑稽短剧之中。这样的革新最适合年轻农民的口味。当表演者开始告诉他们有关苏维
埃地区的生活时（这些还
多半是根据二手报告整理的），他们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吃与穿的公社所有制更令他们
振奋。
海滨戏剧艺术团的大多数政治活动还是在实验戏剧舞台上。在王各庄所试演的一部戏就
是《放下你的鞭子》的
原始版本。既然原始版本有许多疵漏，因此江青不想流传其误，当一些本地的音乐家试
图从她这儿得到一个抄
本时，她迅速地把剧本塞进她的口袋，从集聚的人群中溜走了。她直接跑向一个墓地，
在那儿她把剧本藏到一
个墓碑底下。
在王各庄，观众包括许多士兵，显然他们很喜欢看剧团的演出。为回报他们的热情鼓励
和赞扬，江青同意和其
中的三个士兵在一起消磨时间。当他们闲聊到时事政治时，那几个士兵不断强调中国共
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
合作的好处。甚至就是那时，这种见解对她来说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尽管她与他们之间
政治见解不同，但是他
们仍亲切分手，而且这几个士兵还是坚持要她收下送给她和她朋友们的一些礼物，作为
欣赏她们的文化活动的
纪念品。那天晚上，她满载着礼品回到她们住的小旅馆。这些礼物包括：棉被子、在山
东那个地区很有名的洋
白菜以及中国北方流行的蒸馒头。在王各庄住了几天以后，演员们准备离开了。有些村
民极力要求江青留下
来。她被这些村民的盛情款待所感动，但是演员们必须继续前进。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走
上那些偏僻的地方，他
们就一定会发生现金用光、饥肠辘辘的景况。有那么一次，如往常一样又是身无分文了
。他们都挤上了一辆公
共汽车。几个小时过后，司机把汽车停在一条狭窄的山路旁的车站上，要他们交车费。
、他们试图使他信服，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是能够付钱的。但是那位司机却高声反对，若不是一些当地人提供
车费援救他们的话，就
要把他们弃置在那里使他们陷入困境。那种在“穷”山村的人们和“富”城市的知识分
子之间令人尴尬的汇
合，给江青留下强烈的印象。随后不久，她在青岛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探讨了这种社会的
相互关联现象。
说到写于1931年的那篇文章，江青想起最近的一件事。文革中，林彪集团委任了两伙人
搜集在权力斗争中可以
用来攻击她的材料。他们还要求周恩来亲自搜集江青多年前写的文章，其中包括这篇。
在他们的压力下，周妥
协了，但他的调查没能揭发出什么问题。
3．在青岛大学作为一名旁听学生，江青初次展露她的个性和思想。那种自由地表达思
想的大学环境对于一个易受
影响的17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使她非常兴奋的。
江青承认，已经多年没有回忆在青岛的那段经历了，而且简练地重新构建了一些事件。
由于她在戏剧方面的各
种阅历，因此，她对古代和现代的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己尝试着写作的本领
和乐趣（就像在她那一代
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年轻人中普遍的作法一样）。她回忆起来，在文学方面的第一位
老师就是闻一多先生。他
教过她唐诗、小说和戏剧以及中国文学史。她的第二位老师是杨振声先生，当时任青岛
大学校长。她跟杨先生
主要学习创作。与闻一多相比，她更熟悉和接近杨振声。
其他老师的名字现在她已经想不起来了。她记得最清楚的也正是对她自己最初的文学创
作影响最深的人和事。
在杨振声先生讲授的一门课上，江青写出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杨先生非常赞赏这篇
作品，认为它与著名女
作家谢冰心的作品极为相似。江青得到这样的比喻，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随后的一篇
故事没有获得同样的成
功，尽管杨先生在课堂上给予最高的评价，但仍作出一些批评。“李小姐”，他说，“
你所刻划的强盗太有礼
貌了。当他辱骂一个人时只是用‘该死’来表示。这是现在用的一个精炼的语言，而对
一个强盗来说则不够粗
俗。”受到这种批评，她就再也没有回去上他的课。
1931年的夏天，江青写了一部名为《谁之罪？》的剧本。写的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和他
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的
故事，警察没有抓到他，就抓住了他的母亲来代替他受过，结局是儿子被逮捕，母亲也
身亡。谈到有关她的这
个剧本的故事情节时，使她回想起她的戏剧写作老师赵炳欧。她与这位老师在那段初秋
的日子也经历了苦恼的
交锋。他很赞赏她的风格，但是对剧本正文政治上的不明确表示困惑。他问她剧中的那
些“革命者”究竟是属
于共产党还是属于国民党。出于她对两党之间本质区别的无知，并由此落入窘境的不满
，于是她反问道：“那
么你就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吧！”对她那自以为聪明的回答他
报以尖利的笑声。这部
戏本身并不重要，她说，重要的事情在于他的嘲弄唤醒了她的好奇心。虽然在海滨戏剧
艺术团的巡回演出期
间，她已经为红色苏区作了一些简单的宣传。但只是在这时候，她才开始想知道共产党
与国民党这两党之间有
什么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观察和留心这类问题了。”
平静的大学生活，被1931年的“沈阳事件”所打破。日本军队推进到满洲了。在那民族
危机的最紧张时刻，她
对“改良主义”的真正含义以及它和国民党的关系仍是那样无知。尽管她和其他像她一
样的人已被认为是“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这在许多大学里人数又尤为集中。她现在领悟到，这些受尊敬
的改良主义者无论作何
牺牲，也不是真正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对“沈阳事件”反应的最强烈时刻，她公开
声明她的抗敌观点时，
那些人就批评她是一个找麻烦的惹事分子。赵先生的讽刺一直响在她的耳畔。她在青岛
城外的树林中徘徊着，
反复思索他所说的话。她明白了赵先生一定是国民党的成员，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的政党正在遵循着一
条不坚决抵抗的路线。当大学里的一些学生开始找她的麻烦时，她推测这些学生一定也
是在为国民党做事。在
她不再接受赵先生的帮助以后，她开始着手她自己的课程。
她还跟作家沈从文学过。那时沈先生在青岛大学讲授小说。作为他的学生，她逐渐地与
他熟识起来。与他住在
一起的有他的妹妹。沈小姐经常邀请江青到她们家里作客。显然，是对她的文学才能留
下了深刻印象，沈先生
对她所写的一部故事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寻找改进她作品风格的方法。她认为，他是
认真的，但是她从未作
出相应的努力。作为一个穷学生，从她的回忆之中得到的印象是沈家看起来很富裕。沈
的妹妹看到她很需要
钱，于是就建议她为沈先生编织一件羊毛衫，付钱给她，但是被她拒绝了。以后她知道
，沈小姐在北京的法国
教会学校上学，这是一所一流的学校，该校的学费相当高，一个学期大约需要五、六百
银元。
回顾总结她在济南、北京和青岛的几年文化方面的意义，江青说，她用了一年时间（
1929～1930年）在一所艺
术学院，二年时间 （1931～1933年）在“较高的文化层上”，指的就是青岛大学的知
识圈和海滨戏剧艺术团的
文化圈。那些年里，她逐渐扩展了对小说和诗歌的爱好。她也很喜欢外国诗歌的翻译作
品，而且广泛阅读了许
多“外国的古代诗歌”。她也注意到大多数诗歌是不可翻译的，所以也不可能真正地被
外国朋友们所理解。她
说，那时她年轻，她写过诗词（她考虑要出版），也写过一些散文（其中一些已经发表
过））。但是在30年代她断
定，写作诗词和散文远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重要。就正规的教育而言，她受的教育所有
的加在一起也只有8年，
其中还包括5年小学教育。她真正的学习和毛泽东一样，是“社会教育”——在实践经
验的学校里的教育。而在
1933年，她的这种“社会教育”才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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