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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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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九章第 223-253页（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1949年是中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按照中国革命者的习惯说法，是从痛
苦的过去走向幸福的未
来的转折点。10月1日是官方的国庆节，但江青回顾她自己的过去时，它不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日子，事实上，她
根本没有提到它，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出她的感受。
诚然，她从乡村到首都，从借住的窑洞到被占领的皇城。长达七个世纪，中国的皇帝和
他们数以千计的仆人就
住在这里。过去的皇室历史的重负都在那些纪念物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当她来到雄伟的
连接着的迷宫似的宫廷
大院——紫禁城里的黄色、青绿色和紫色的——她与毛的关系和他们的同志们必然会发
生变化吗？她会像旧时
皇帝的配偶、嫔妃一样被限制在后宫吗？或者她会像不能被压制住的自封为皇太后的慈
禧一样，在宝座后面操
纵多年，有一天干脆坐在上面吗？
下面一些章节说明了江青逐渐获取主席一些事情的控制权和她个人事业的慢慢建立的过
程。开始没有什么人注
意到。她回忆50年代的十多年是政治和体力考验的十年，是疾病和康复的交替期，是从
公共事务中撤出又投入
的时期，但又总是在幕后不断工作的时期。整个50年代，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她
对那些年的记忆表现出
抑郁症的迹象。
当她力图在党的机关中取得一个立足点，可以安心站在中央时，她第一次在群众中和对
外界的领导人证明了她
自己。为了这个目标，她离开了紫禁城，去了农村，在那里她领导了引起争论的有关武
训的调查，违背了领导
人有时包括她丈夫的意图，参加了两项50年代早期的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
结果是，持有怀疑态度
的同志顺从了她隐匿真名离开首都工作。强制性的匿名就阻止了她建立威望和赢得人民
的拥护。
1．当主席、江青和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他们的部队于1949年3月进驻北京时，就占领了皇
城的中心，他们占有了被
中部和南部的湖环绕的称为中南海的西部。在战争中幸存的领导人，他们的妻子及孩子
们在以前的皇家大院里
都分配给一套住宅。虽然皇城绵延很长的城墙为了宽阔的街道的交通方便移动了，但领
导人的住所仍然作为他
们私人生活的地方，在公众视线以外。江青和毛泽东的住宅由于明代风格的雕梁画栋而
与众不同，既独立又相连。
从1912年共和国建立以来，相连的宫殿所围绕的皇室管辖区（被称为紫禁城）已对公众
开放。满族衰落后，它被
叫作故宫。共产党人重新整修了高耸的大门，云纹的大理石台阶和宽阔的庭院。数百间
豪华的房间被作为表现
皇室历史的博物院。只有中南海，它每天只对所有者开放。
在这个世纪的中期，对于行进中借住农民的窝棚的人来说，住在营房里简直不可想象。
领导者们也面临着任何
朝代建立者所面临的长期的挑战。他们怎样能够在结束像其他人一样低劣的生活后，仍
能保持人民的信任？难
道共产党领导人最有前途的前辈太平军，不就是在他们进入南方的都城南京宏伟的宫殿
后就失去了与大众的接
触，因此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吗？
在1949年3月期间，江青回忆道，在行进中她已筋疲力尽，自己都怀疑她怎么能在最后
的阶段坚持住。当作出
结论和安排妥当后，一些领导人没有在主席的授意下，就决定：由于她身体虚弱，把她
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
为什么她患有重病还要行程数千里去一所外国医院？多年的冲突已经毁坏了许多中国的
医院。在50年代的早
期，医疗机构到处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于是求助于斯大林，他也有义务进行安排。因
此在到了北京几天后，
她和几个护士以及警卫员就被塞进了火车。火车穿越了中国的最北部然后进入了苏联，
这是她知道的唯一外
国。在莫斯科火车站，一辆救护车来接她。医院给她安排了一张“中国付款”的病床。
一个由苏联医生和医学
教授组成的医疗组提出让她作全面的身体检查。体检表明她患有由于持续发烧引起的失
调、衰弱和消瘦。她形
容她自己是“皮包骨头，降到了42公斤”。在病床上她偷听到了对地位非常注重的医生
们和教授们的讨论（那时
她懂一点点俄语），他们将先给她治疗失调。
她的主治医生是位教授。她对他比对其他医生更熟悉一些。发烧的一个原因是扁桃体炎
；她是从右侧扁桃体开
始感染，然后影响到左侧。当医生说他们将先作切除扁桃体的手术时，她从床上起来，
自己到了手术室。她像
一个“英勇的将军”，护士告诉她。手术比较困难，进行了半个小时。他们先切除了右
边的扁桃体，然后更迅
速地切除了左边扁桃体。
那场考验后，她的医生想让她增加些体重，所以他们安排她向南旅行了一千多里到了雅
尔塔，雅尔塔是黑海边
上的一个旅游胜地。在温和的气候下，在为沙皇设计的奢侈的建筑物里，她度过了一个
月的恢复期。在4月下旬
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她的包厢里有两个苏联警卫和几个苏联厨师陪同。她被限制上在
上铺位，收听收音机也
要减少，她得知在解放战争中的最后阶段，“紫石英号 ”，一艘英国战舰被中国共产
党的军队击沉。这个消息
很令她激动。当她得知主席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她淌下了热泪。她的情绪
在卫士和厨师中引起了
一阵骚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紫石英号”是一艘英国战舰，中国人竟敢向它开火！
她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从雅尔塔返回的途中，斯大林对她发出了邀请。但他们的首次会见却很尴尬。当她和
她的随从到达克里姆林
宫时，斯大林的助手显然弄错了：他们以为毛主席与她在一起将被会见。直到她1949年
秋天返回北京，毛主席
才第一次访问了苏联（他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于1950年3月4日返回北京）。
在那次交往中，她被任
命为中苏友好关系协会的一名成员。
当1949年的春天党的领导人到达北京后，她说，中国有一半被解放，并且已经开始了土
地改革。过了一段时
间，他们又返回到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极右路线”上，开始依赖富裕农民的支持（而不
是连同地主一起剥夺他们
的财产）！那年秋天，她感觉身体比春天更好一些。回到北京的精美住宅，配备了她所
知的更多的工作人员，发
现很受约束。所以她决定去农村，为的是在土地改革全面展开时，掌握土地拥有制度的
第一手研究资料。当她
首先向主席说明她的决定时，他不同意。他们争论起来，她什么也不管就去了。
当她正准备1949年秋天离开时，其他妇女也不得不去。也就是说，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妻
子（当她提到自己为领
导人的妻子，这是非常少的例子）跟她一起去了农村。对她来说，参加基层的阶级斗争
这个机会是极难得的，虽
然她也不是一个初学者，因为在西北战役（从1948年初开始）期间前不久，她已帮助指
导打倒地主和依据主席的
土地法草案重新分配土地。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上海她很熟悉，但已
有12年没有造访了。虽
然她知道它的管理和文化生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她看到时还是非常激动。当她乘
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
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因此可以说是管辖了整个东
部地区。很明显他们已
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安排她
的所有活动。
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
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
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
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在她离开之前，饶漱石坚持陪她去
百货商场，不管她是否
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
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
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
觉。
饶漱石把她安排在被称作胜利大厦的饭店内。为了继续监视她，他决定在她停留上海期
间也住在那儿。开始她
被安排了一间朝南和有暖气的房间。那年冬天（1950 年），她强调说，房间温度对她
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仍然
虚弱。但是饶漱石已经意识到她房间的位置使她能够与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接触，当时他
想断绝她与政权之外一
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来往。此外，如果她感到不舒服，她可以离开。他改变了房间的分配
，他住进了朝南的最好
的房子，她被移进了饭店的一翼，朝北而且没有暖气。房间非常冷而且没有阳光。为了
保暖，她穿上了她所有
的衣服，把自己裹在所有她能找到的被褥里。“看医生”，在她最后向他强调她的病痛
和发烧后他说。这不是
她想要的解决办法，所以她就坚持着喝大量的水来退烧，最后他妥协了，允许她住一间
有暖气的房间。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他解放了上海和她的老家山东），
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
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
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
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他的文化活动。
从饶漱石统治中国东部地区以来，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
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
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不是使一个女人感到
舒服自在，而是降低了她的身份。在会议上，他坐在江青对面，当介绍时戏谑地称她为
“朝廷特使”。这激怒
了她，但她没说什么。
不久她离开上海向西旅行了70里到了无锡，无锡是江苏省内大运河边上的一个主要工业
城市。在无锡她开始总
体地调查它的历史背景。太平天国政权曾发布命令允许农民永久地租借土地。通过他们
的土地分配制度，每人
有权获得不少于一亩的土地。这样的一小块土地都精心地耕种，这就需要许多粪肥。因
为耕种这一块土地的收
成不够为生，农民们为了活命被迫发展多种副业。因为无锡地区从事茶叶和丝绸生产已
很长，所以大多数农民
在他们的土地上栽种茶树和桑树，然后出售茶叶和蚕丝。
从无锡她又到附近农村地区考察茶叶和丝绸工业。但是这两种工业由于日本人的劫掠都
遭到了惨重损失。在50
年代，这两种工业仍处在混乱中，农民仍在挨饿。在江苏省被占领期间（1937年-1945
年）日本人为了建造通
讯系统，砍伐了数目巨大的桑树，而这正是丝绸工业的基础。甚至到若干年后，她说，
总体上讲，无锡地区包
括中国的丝绸工业也还没有从毁坏中完全恢复过来。
另一方面，茶叶工业几乎已全部恢复。她继续讲，桑树约5年后会进入全盛时期，但茶
树经多年还没有达到成熟
期，栽培是非常费力的。
从无锡她返回了上海，然后回到了北京。土改中刘少奇推行的“富农路线”显然给她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主席
已发动了对他的斗争。但他们斗争的结果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比较慢。
她相当烦恼地继续讲到，她在土改中的作用没有正确地展示给公众。许多年来，有人用
各种方法“歪曲”她的
公众形象。但是因为她的照片被秘密拍照，可能有些人怀疑是否她真是那样。当然不允
许给她拍照也是不正确
的。她说，那些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的照片可以作为她参加农业改革的物证。为了说明
问题，她从粗糙的棕色
包装纸里抽出时间很长的两张发黄的易碎的照片。一张照片表明她在打谷，另一张在种
地。虽然她不允许在中
国发表，但是表示可以在国外发表第二张照片来证明，与男子所想的相反，女子也能种
地。还有些非正式拍的
照片，这些照片现在不能公开。
2. （江青谈朝鲜战争，略）
3．江青在30年代曾是电影人，解放后作为主要的审查官重新回到老本行，她对国家电
影潜在的控制力量是前所未
有的。50年代早期，中国的电影工业、它的档案及与国际的联系仍然大都在独立的电影
公司控制之下。尽管公
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艺术的唯一学说（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电影制作商仍以
20年代和30年代革新过的形式生产各种故事片。直到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宣传“建设社
会主义”的要求，电影
仍是城市最普遍的娱乐方式。
在 30年代早期，电影要忠于党的企图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内已产生了。当1937年夏
天日本洗劫上海时，少
数几个大胆的电影工业者带着最起码的设备，艰苦跋涉到了延安，在那儿拍摄了一些纪
录片。这些可视性的证
据在外界仍是很少见到的。另外一些上海有才华的人逃到了香港，艰苦地生产出了战争
纪录片和爱国故事片。
同时，国民党在北京、重庆和上海等城市开办了电影制片厂。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共
产党的电影工作者接管
了在居于满洲的长春的日本人苦心经营的电影制片厂。那些年间，日本的职业工作者和
中国的合作者拍摄了一
些不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影片。日本的设备以及国民党以前控制的私人电影制片厂被共
产党政权所接收。
解放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建立了电影局，它受宣传部的领导，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生
产计划。仿效莫斯科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这就意味着在新产品里，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个人风格被压
制了。被禁的外国影片
尤其是美国影片，却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泛滥，兜售“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使
纯粹的无产阶级领导人
恼火的是这些“魔鬼”外国影片的普及性。
她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为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艰苦奋斗的广大农村观众拍摄影片，这没有受
到她的同志的支持。毫
无疑问，她认为，娱乐和教育了30年代上海人的文雅举止的电影会对现在的人民引起思
想意识上的混乱。中国
群众大多数是农民。痛苦的转变，包括禁止祖先崇拜，把宗教的冲动转向政治目的，使
农民易受思想观念重新
改变的影响。只要资产阶级的国产片和外国影片被允许广泛放映，资本主义的核心个人
主人、感伤主义和实利
主义就会与改革劳动关系学说进行较量。这个学说对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江青被委任为电影部门顾问，这就加速了她决定在这个历史转折点用电影和艺术改变人
们旧时的观念，为当前
的时代拍摄新的数量更多的影片。
满清王朝灭亡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它仍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故事的素材。此外，考察
王朝的衰落和灭亡对当
前政治方向有一定的作用。因此以清朝衰亡为背景的故事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作品：狂热
的义和团起义；狡诈的
慈禧太后，被认为是中国“坏女人统治者”的最近的例子；谄媚的太监和任性的皇子；
几乎推翻了清朝的入侵
紫禁城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八国联军；声名狼藉的妓女赛金花，有人认为她是出于爱国才
去为妓的。在江青看
来，关于那个时代的最富煽动性的影片是香港产的《清宫秘史》这部影片。
《清宫秘史》改变了江青以前的看法。刘少奇看过后称赞它，称它为“爱国的”。毛主
席反驳他，宣称它是
“卖国的”。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反驳，但毛泽东毫没退让。
1949年香港新闻界联合会把《清宫秘史》评为这一年度最佳影片。虽然共产党政府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禁
演了电影的原作舞台剧，但是影片却被放映给许多热情的观众，一直到江青出来制止。
但是，只通过电影审查也不能使这个故事不再让人着迷，或结束领导人之间的争论。
1954年全由女性扮演的绍
兴戏《光绪皇帝与珍妃》产生了。后来3年中，上海、南京和杭州把这个剧改编成他们
的地方戏。刘少奇当政期
间，1957年这出原本的舞台戏被重新介绍到北京。
回忆起对这部影片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江青说她一看到它，就在她家召开了一个由文化
部门的行政官员、作家
和历史学家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集体决定这部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在那次会议上没有
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马
上禁止它。陆定一，是她的上级，以党的宣传部负责人的身分主持了会议。
在来宾中有两位她不太熟悉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应撇开是由香港拍摄的缺点，它应
在中国放映，因为它是
“爱国的”。它只纯粹涉及到“国防”。她用沉默回答了他们的辩护。他们不考虑影片
的阶级含义激怒了她。
但那时她感到她的地位还不足以能直率地反驳他们。陆定一说了一些粗暴的话，称它确
实是“爱国的”。她反
击说它是“卖国的！”
在会议结束之前，她让两位历史学家写一篇这部影片的评论。她后来与他们接触，看看
他们写了些什么。他们
闪烁其辞，说文章在党的一位历史学家胡乔木家里――胡乔木是主席和她自己都信任的
人。结果证明，他们
“不值一提”的评论实际上是藏在胡乔木的一个对手家里。找不到专业历史学家来完成
她的事业，她就亲自处
理这件事，禁演了这部电影。
1950年和1951年，这一时期电影产量高，电影节也多。她继续观摩电影。最使她恼火的
是《英雄儿女》，这
是一部以当代朝鲜战争的故事为背景拍摄的影片。当她以电影局的名义指出它的错误后
，那些与拍摄这部片子
有联系的人“没能逃脱”，被证明是“反革命分子”，另一位是“叛党分子”；生产这
部影片的公司以前就被
“叛徒”所掌握。她找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她指出，这部上映的影片如此及时地配合
朝鲜战争一定想对他们
和“亲如兄弟的国家”朝鲜的关系发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一定是不利的。她指出：要么
就拍成革命的，要么禁
止它。“他虚伪地点头同意”，她讲，但“继续干他的事”。江青回到家里，仍不能确
定他会做些什么。此后
不久她又在电影厂给他打电话，要求他修改片子。这回他“服输了”，花了大力量修改
影片。以前就与周扬接
触过的陈伯达和胡乔木给她打长途，告诉她《英雄儿女》确实已被修改过了。
50 年代早期，在她讨论电影审查时，丁玲的名字又一次出现了。那时，丁玲因她的关
于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获得了1952年的“斯大林文学奖”，是众人注目的中心。她服务于几个文化
机构的委员会，也是一
位有声望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当时这份刊物可按照出现的情况享有充分的政治自主权。
她没有涉及到丁玲的作
为艺术的写作技巧或她的文学领导才能，而是最后简单地描述她是政治的异端。
多年以前，江青说，主席和他的拥护者都认为周扬和丁玲属于不同的派别。当丁玲在50
年代后期“走上歧途”
时，她“投靠了敌人”，有人怀疑她实际上是个“秘密特务”，但他们没有证据。但起
码胡风、萧军和其他与
丁玲有联系的作家有问题，“披着革命的伪装”。
50年代早期，丁玲被任命为专业作家。当丁玲察觉江青与周扬有些争执，可能为了迎合
主席的夫人（江青推
测）——她主动接近江青，提出写几篇文章批评周扬和他在电影审查上的立场。但这样
深刻的矛盾是不可能单靠
你的笔来解决的。
4．自 1951年到1952年，主席专心于其它事情而无暇顾及对许多电影的评价，江青说，
她也忙于自己的工作而没
能参予主席的事情并陪其外出。电影评论与她的真正工作关系不大，她以“劝说”为特
点，使地主和资产阶级
明白在土改期间什么应该被废除。不管她的建议怎样，“无人倾听”，她自嘲地说。
在那些年里，她去过两次农村地区，每次都是隐藏身份去。虽然被几个领导同志认出来
，但对当地群众来说，
她是李进（她的原名）。两次出去，她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土改。第一次共8个月，
是调查19世纪有名的从乞丐
到教育家武训的历史背景；第二次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土改调查。
当电影《武训传》一问世（1950年12月），就在全国放映了。她作了有关它的背景的最
初报告，写了一篇文章总
结她的发现。一经出版“敌人就会丢盔卸甲”，她预言道。影片马上从发行圈内撒出了
。后来它只能有选择地
被一些人看。
虽然江青参与武训事件没有公开，但武训的传说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简单地说，武训
，生于1838年，是山东
省农村一个穷苦家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双亲很早就死了，他不得不以乞讨为
生。他没有把讨来的东西
都花掉，而是尽可能地存起来。他以一贯钱作资本，把它存在地主和高利贷者那里得利
息。最后他也从事土地
投机买卖。到他50多岁时，他实现了他的夙愿，仿效清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作法：用他的
名字建立了对穷苦孩子
提供义务教育的三所学校。
对武训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反映是不同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成员，非常高兴一个穷人效
仿他们——地主和乡绅
的抱负。改良者称赞他改善穷人的教育和有儒家学说及民主含义的政策。共产党人反映
慢了一些。江青辩驳
道，继续尊崇武训为榜样是危险的，因为他的行动使人们对现在国家的责任表示怀疑。
她认为武训从无产者中
脱离了，与儒家相勾结，沿着这条路推行了资本主义。
江青对武训的兴趣由电影引起。周扬和夏衍负责领导制作这部影片。她反对这部影片的
拍摄方式，但那时没有
一个人认为她说的话有多严重。虽然她没有能力阻止他们选择拍摄这部电影，至少她能
保证一些人写一篇评论
文章，讨论改良者的意图。因而她与周扬碰了个头，向他提出此事。他嘲弄这个观点，
告诉她“我也有一点改
良主义”。
“让你和你的改良主义见鬼去吧！”她向他大声喊道，当面摔门回到她的住所。按照她
自己的意图，她准备她
的事。首先，她收集了她所能找到的有关武训背景的所有材料，然后草拟了一篇阐述自
己立场的论文。那些
天，她说，一些“高级领导同志”仍在称赞武训。她把文章、材料呈给主席。他不赞成
她的作法，一场争吵随
之而来。她离开了他，数天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见不着她，觉得非常奇怪，因此找
到了她的书房，发现她
正在写材料。“你原来一直在忙这个”，他冷淡地说。
不久，她请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位最值得信任的理论家来到住处，讨论武训事件。她请他
们要警觉影片思想上的
危险，特别是使地主阶级的形象温和化，过分地赞扬了教育是在社会上成功的阶梯。
周扬不久就察觉到她正在干什么，她见了些什么人，布置写了些什么。他开始制造障碍
，迫使她决定是继续在
北京找事还是离开到其他地方工作。
因此在1951年的暮春，她就准备去她生长过的山东，调查武训传说的来源。既然她和武
训都生在山东的同一地
区，她对方言没有困难，这是进行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毛反对她去，这个工作也
容易被人认出来，她就
以李进的名义调查。这么多年后，没有人能记起她过去时代的名字，她就享有活动的更
大自由。
当周扬得知她的计划（她知道他会嘲笑的），他就借口帮助她工作而派他的秘书钟惦棐
作助手。《人民日报》也被
动员起来派新闻工作者负责编辑他们的调查情况。在调查的起初她总是很信任钟惦棐，
但是不久她意识到他是
被派来破坏她工作的“右派”。
他们乘火车到山东省的西部，后来转乘了一辆吉普车。突然到了异地，他们都患了感冒
，淌了数不清的眼泪和
鼻涕。她吃了几片盘尼西林治咽喉疼痛。她可以忍受感冒，但是却不能忍耐那些在调查
中帮助她的人最不愿意
听她的话。
在目的地，他们受到当地党委书记的接待，这人是武训的拥护者。因为他不知道她是谁
，所以他马上就谈到对
武训的支持。她试图让他相信，对武训这样的人继续崇拜下去最后就会有害于党和国家
。她说服了这位书记最
终接受了她的观点，同意合作，开始给她提供资料。
在山东经过八个月的调查，江青准备了一系列的报告。然后递呈主席复查，每一篇文章
主席都予以了修改。
在调查继续进行的同时，《人民日报》每天都连载了他们的报告。为了使报告连载下去
，江
青的队员又以很快的速度访问那些能回忆19世纪后期之事的老人。她那一队的成员分别
安排他们会谈，也时常
召开群众集会。要逗引老人说出那些对他们有用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到1951年，
武训学校的幸存者都已
70多岁了，有几个已年过百岁。一些最老的人，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甚
至怀疑讯问者的动机不
良，他们指责江青和她的同伴们追查“改良主义”的问题，只是因为江青他们代表看不
起穷人的“上等人”。
这组报告问世后，一些从未对武训动摇过的老先生感到羞愧，那些曾赞扬过武训的领导
们也是如此。而文化部
副部长周扬被迫在党的例行会议中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
5．1951年9月初，江青从山东回到北京。她决定第二次去农村参加土改运动。这一次主
席支持了她的决定。不管
怎样，一些人继续反对她直接与群众接触。周扬，还是文化部副部长，在领导层中掀起
了一场是否应该让她抛
头露面的“大的斗争”。最后她还是如愿以偿，加入了一个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小组，
李先念是其中之一。他
们乘火车到了武汉。在火车进入武汉车站时，江青突然得到命令与她的警卫员在那里下
车，其它人则留下继续
旅行深入到农村去。这种对待惹怒了她，但她也没有办法。李先念呆在武昌。她把李先
念当成为支持者。她试
图以正规方式搞土地改革的愿望处处都落空了。江青的工作队的组成，除她自己就是警
卫员，这也太奇怪了。
根据上面指示，不允许她的小组超越武汉城郊地区行动，也不许她与农民一起生活，甚
至不许她接近他们，除
她强行要求的一次例外。此外，那些不想让她的真实身份被外界所了解的人，迫使她以
李进的名义再次隐姓埋
名地工作。
她的警卫小分队一安置在武汉城附近的乡镇里，中南局就派遣了自己的保安人员。一个
新增加的警卫员是一个
健壮的妇女，她携带手枪，暗中监视江青的所有行动，阻碍江青的工作安排。一次，江
青决定访问一个农民家
庭，她一坐下来，女警卫就无情地宣布：“那个农民有病！”江青知道这只是要她离开
那里的借口。
另一次，她想与一个新近被接纳为当地民兵组织的放牛妇女交往，她们谈话一开始，这
个女警卫员就面对面地
站在她们之中，江青大发雷霆地看着她说：“作为一个警卫，你是服从我，还是领导我
的工作？你是要让我脱
离群众！”
江青仍我行我素。她只能猜想是周扬唆使这个女人玩这些诡计，因为周扬非常强烈地反
对她这一整个行动。这
个女人惯于对江青说她应该吃得好一些，实际上她自己也想吃得好一些，希望江青为她
们俩人多要一些好的食
品，她最喜爱的是“油腻的食品”，而江青饭桌上是没有的。在整个复杂过程中，女警
卫自始至终不知道李进
的真实身份，只有江青自己的警卫员知道她真正是什么人，他们与她一起从北京下来的
，但这是保密的。县农
会主席也不知道她是谁，尽管他还经常与她打交道。虽然这个地方离武汉市很近，但仍
处于愚昧状态之中，人
口稀少，解放两年多了，歹徒、匪帮和“流氓团伙”仍潜藏该地的开阔区和沼泽地。在
国民党统治期间，该地
区叫做“模范县”。实际上这里相当落后，群众也顽固地抵制土改运动。当她的警卫队
开始追捕压迫阶级的成
员时，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拥有逮捕权。要拘留某个人，他们首先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控告
他，这太麻烦。
经过他们的实践，她的小组坚持只“触及”那些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的政策。
经过单线行动，江青小组逐渐地掌握了最大的剥削者，并把他们押上了审判台。中央委
会员已限权地方政府任
意处决罪犯。人民法院根据土豪在当地农民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来进行惩办。群众义愤
填膺，如果群情激昂达
到发狂地步的话，她的工作组不得不出面保护土豪不致于在现场被打死。他们经常不得
不让当地民兵组织来帮
助平息那些因私愤而痛击地主所引起的暴乱。一次在审判时，江青和小组成员为了极力
缓和土豪和群众之间的
冲突，不少人挨了打。狂暴的农民几乎要将那些土豪撕成碎片。
群众情绪得到后，工作队就抓住这些土豪送上人民法庭，宣判他们的死刑。如果他们的
工作做得好的话，执行
的场面就会使人民欣喜若狂。土改时期那些激动而又残酷的场景：即划分土豪、发动群
众、宣布判决、执行枪
决，江青承认是不会忘记的。
当地人从未肯定地确定过她和小组的其它人员的身份，但有些人很明显地猜测到他们是
有一定地位的“官
员”。她个人的角色更一直迷惑了不少人。因为她时常拿着一部照相机拍照，一些农民
猜测她是一名职业摄影
师，这些农民以此推测既然有名摄影师，那其它的人必定是县里的官员。在农民有限的
社会经历中，县政府是
他们知道的最高的机关。
1951年11月，一场寒潮袭击了中国的中部地区。虽然江青老是穿着毛皮装和厚夹克，但
还是冻得发抖，嘴唇发
乌。毛主席知道她的情况后，给她捎去了她留在北京的大衣，但她不敢穿，因为这衣服
的特制和质地可能会让
人们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李先念也得知此次寒潮使江青每晚少睡几个小时，而且引起了咳嗽，后来成了支气管炎
，便叫她到武昌来看
病。她去了，但药效不佳。她回到她原来的农村岗位上不久，李先念就叫人捎去一车木
炭，她的警卫为她昼夜
烧火，她很感激给她运来了木炭。但那无情的咳嗽却无药可医。当地的人们已习惯了这
凛冽的冬天气候，一些
农民发现她精力日渐衰退，便嘲笑她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江青感到很懊恼。一些地主知道将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该是什么，吓得要命，干了一些
荒唐可笑的事情。为了
保留他们的衣服，他们给自己穿上一打衣服或长袍，穿这么多衣服怎么活动呢？不仅是
地主，而且每个人的思
想都改变得很慢。有一个雇农，他自己根本没有衣服，当给他一床被子和一件长袍时，
他根本不敢接受，因为
他心里还是害怕曾雇佣过他的地主。当然，农民也可能贪婪，因为他们不会比别人懂得
更多。不仅要分配衣
服，而且也要分配剩余的床，床上用品和家具。当这些物品被分配时，贫农和雇农为自
己拼命抓住每一件东西。
江青询问一些雇农：“如果你不需要大被子，你为什么要拿它呢？”她不得不向他们解
释这显而易见的事情。
因为他们还是“光棍”（也就是太穷了结不起婚），他们比贫农家里需要的家当要少，
他们很多人从来没有过床。
江青的部分任务是教育他要“心胸宽广”。
土地分配引起其它的问题。一些农民回避接受沼泽似的谷田和小块土地，这些田地容易
受淹和发生危险。在他
们尽力分房给放牛人的时候，真是进退两难不可思议。这些放牧民以前从未在房屋里过
夜，他们不知道房子有
什么用。在要接收东西时，有些政治积极分子却也很顽固，不愿意从别人家里拿东西。
多是在政治上觉醒过来
的人才敢占用分配到的东西。
在中共“九大”会议上，江青和叶群被指定参加政治局会议。叶群决定要“找麻烦”。
叶群自称在土改运动过
程中她做过群众工作，而说江青去搞土改的那个地区就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
6.（江青在农村宣传婚姻法，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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