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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56 | 1 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作者 刘京一
三年以前，一位香港朋友邮寄给我这本书，要我看看。开头就是作者陈炯明儿子陈
定炎的关键论点：“陈炯明先生（1878－1933） ——笔者的父亲，于二十年代与孙中
山因政见分岐而决裂。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先父
主张‘联省自治’，企图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彷的联邦制，以和平妥协的手段来谋求
中国永久统一。”论题好大，于是往下翻阅，其中太多情绪性的妄语，没有证明。因其
作为陈炯明的后人，为其父辩解，只得同情。
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学报上，看见几篇为陈炯明翻案的文字，显然是此书余波，也
没有太多关注。直到最近，港台的某些杂志，连续发表了否定孙中山的文章，查其源头
，都是来自此书。其核心即是联省自治问题。
这样一来，二十年代各省军阀为了把长期割据合法化所搞的“联省自治”，在该书
中统统被抬高为民主和法制；而孙中山反对军阀割据的国家统一与护法运动，反倒被此
书称为追求独裁。这是颠倒是非，企图油漆陈炯明的军阀身份。在陈定炎的上述着作中
，还编造了不少故事来证明上述谬论，违反了基本的史德。
当时，南方六省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所有倡导者都是军人，二，
这些南方军阀都与北洋军阀有关联。就凭藉这两点，以民主外衣来美化联省自治就难以
成立。再加上北洋军阀都有外国帝国主义支持，所以当时攻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
绝大部份论据都来自港英和北洋当局。
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惨痛经历，使得清末的立宪党人或者革命党人，一致主张以西方
自治制度为榜样，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甚至连1908年清廷迫于形势压力，也颁布了城乡
自治章程。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就是议论得最多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由宋教仁
起草的的临时约法就基本照抄自美国独立宣言，各个省的独立宣言，则抄自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宋教任和胡汉民之间，就中央集权和各省的分权问题，也有过
争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联邦制被章士钊等人再次提起。可见，联邦制在那时是相当
时髦的政治议题。
汉、唐的地方权力机关只有“郡县”，唐代虽然有三个“省”，那是协助宰相工作
的中央机关。作为地方权力的省出现在元代，也只是中央的派出机关“行省”，谈不上
地方的权力。这划分的依据，往往因为地理或者山川的自然区隔，经济物产方面的差别
，以及语言的不同，政治方面的考虑等等。经过历史的演变，行政的区划就逐渐固定下
来。但是历史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省”表现出来的：汉代因为大肆
封同姓王，而有“七王之乱”，权力从此收回中央；鉴于唐代亡于藩镇割据，宋代的地
方当局完全没有权力；明、清两代则是空前的中央集权，皇帝决定一切，地方分权是清
末民初出现的问题。
美国的联邦自治，自从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以后，曾经历了中央权力不断加强的长
期过程。开始的时候，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各自为阵，的确相当松散，联邦不
能征税，危机重重，所以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主张强有力联邦的势力占上风，开始逐
步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国土的向西拓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从建国的十三个州
扩张到三十几个州，是联邦国家之功，从而加强了联邦的权力；但是由于南北在奴隶制
上的分歧，几乎导致联邦制的解体，是南北战争的结局大大加强了联邦制度。以后的历
史仍然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也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基本的解决方
式总是继续加强中央的权力。二十世纪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的“新政”和
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使得联邦不仅仅介入社会、政治，
也干预经济生活，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以“分权”概括的，
包括了长期加强联邦权力的历史过程。“分权”不一定就代表民主，加强联邦的权力，
并不代表专制集权。
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联邦自治的潮流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们的探讨，许
多留学归来者在上海的《太平洋》、《东方》、《改造》等杂志探讨联邦制度在中国的
运用。其特点是从欧美的观念出发而头头是道，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社
会。甚至对于中国各个省份的军阀割据的问题，天真地以为各省的督军都参加了“联省
自治”，“民主制度就成功了”。可是拥有地方大权的军阀们怎么会把权力交给老百姓
，听任喋喋不休的议员摆布？因为没有结合现实的任何深入讨论，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知
识份子应军阀之召参与了一些省份的宪法起草工作，就鼓吹联邦制度可以立即实现，他
们反而成为了军阀利用联省自治而行割据的工具，站到了法制与民主的反面。
另外一方面是军阀对联邦制的利用。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榜样的“联省自治”的方式
一提出，正好碰上袁世凯死了以后出现的各省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碰上了在长江以南
的军阀混战之中，百姓苦遭战争的一再蹂躏而渴望和平；碰上了强大的北洋军阀企图以
武力统一全国，而南方军阀力图割据自保。这些拥有军队的割据者正好利用渴望和平的
民心划地为界，独立王国存在的合法依据之最方便的形式，就是以民主的名义实行“联
省自治”。
明显不过的是，被陈定炎津津乐道的实行“民主”的南方六省的联省自治主角，全
部都是军阀。陈定炎完全回避这最本质的军阀割据背景的一面，只是谈论联省自治的表
面文字，再由文字意义反过来论述孙中山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好像南方军阀例如由革
命者堕落为军阀的陈炯明，反倒成了正面人物。其实，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
：所有的军阀包括复辟的袁世凯、掌握北洋大权的段祺瑞，没有一人不是“民主法制”
不离口，“为人民服务”不离嘴。陈定炎对军阀们是扬其善言，隐其恶行，然后以他们
的反孙中山言论为标准尺度，为南方军阀翻案。以下略微摘抄几句这些冠冕堂皇的文字：
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民国元年宣誓就职总统的部份誓词是：“民国建设造于，百凡
待治，世凯深愿竭尽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
愿望，建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俟召开国会，议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
（转引《中国近代史》李方晨着P690，台湾北投出版）袁世凯不仅仅愿意遵守宪法，还
对权力不眷恋，要“解甲归田”。
北洋军阀专政四年的段祺瑞声讨张勋复辟时的布告很长，其头、尾是：“呜呼，天
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
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共愤。……祺瑞一俟大难平定之后，即当迅解兵符，罢归田
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利赖之
。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民国六年七月三日。”（《革命文献》第七集P918，党史
会编）段在此对于复辟给共和国带来的损失如丧考妣，还准备“罢归田里”，以在野身
份期望政府“建设”、迅速“刷新政治”。
光凭袁世凯、段祺瑞的言论，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民主法制”者；进一步看，那时
候几乎所有军阀的公开声明和正式文件，在文字上都是民主与法制的坚定追求者。事实
上，陈定炎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一书对于南方军阀的所谓联省自治，正是只凭藉
他们的表面文字，而隐瞒了军事统治的实质，进而吹捧军阀而贬低孙中山的。
以下分别看看主张“联省自治”最用力的六个省份的简况，看看他们是否在推行民
主制度。倡导联省自治最力的是湖南。
湖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要冲，是南北军阀争夺地盘的必争之地，战祸连绵，老百
姓苦不堪言。因此，湖南的士绅早就呼吁自治。赵恒惕曾留学日本学武，参加过同盟会
，1917年在谭延闓手下担任湘军师长。北洋任命的督军张敬尧治理湖南，使得湖南陷于
水深火热之中，各界一致呼吁“湘人自决”。1920年张被驱逐以后，谭延闓就宣布湖南
自治，在9月由省议会制订宪法。利用内部矛盾，湖南督军赵恒惕赶走了上司谭延闓，
顺应潮流，在1921年1月成立了“湖南自治法筹备处”，聘用名流制订宪法。
经过一年，同年到12月，通过了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正式实施。由赵自任总监督
，规定三个月内选出议员，组成省议会，再选出省长，似乎民主法制开始了。湖南的自
治一时受到不只是湖南各界的欢迎，全国的许多知识份子也加以赞扬。但是，赵恒惕这
个军人主持者只想要通过选举，使自己独占的权力合法化，成为“民选专制省长”而已
。所以一开始就变成了一潭污水：根据上海《民国日报》所揭露公开贿选买卖票，一个
县只有将近八十万选民，竟然多报选民三十多万，接近总数三分之一；一个乡绅独占上
万张选票而大发其财等等。士绅阶层成为了赵的真正支持者，恐怕其选举的黑暗浑浊程
度会超过我们现在的想像。以至于选举省长那天，长沙有数万人示威，驻守郴州的将领
宣布讨伐赵。赵恒惕为了当选，毫不手软，亲自买票卖票，派兵镇压胆敢起兵反抗的人
，枪杀了数百名的反对者，封闭了长沙《大公报》。这曝露了赵追求的“自治”乃是他
个人独占权力。大权在握的赵恒惕，本来一直与最有势力的直系军阀暗中联系，与四川
军阀刘湘等也有瓜葛，但是在援鄂失败以后，就公开投向直系军阀的怀抱，当然，这名
噪一时的湖南联省自治风潮，也就寿终正寝了。
富裕的四川，军阀数目全国最多，“联省自治”的最热心者也就不只是一个军阀。
高呼自治的刘湘被驱逐以后，《四川省宪法会议筹备处》的发起者也是三个军事领袖：
刘成勋、邓锡侯、但懋辛，省长一职由“四川军事善后会议”的军人们推出，由军阀刘
成勋担任。从西方来的民主法制理念只是被军阀们作为玩弄工具和欺骗百姓的技俩。现
代学者归纳军阀们热心自治的原因是：
“（一）保持根据四川的地位。在北方，直系军阀吴佩孚奉行‘武力统一’政策，
刘湘下台、杨森被赶出四川，在吴佩孚的扶持下，杨森准备打回四川，刘湘准备打回时
东山再起。在南方，打着护法旗号的滇黔军阀，特别是滇系军阀唐继尧，不甘心被赶出
四川，随时伺机进军四川。熊克武、刘成勋为了保持对四川的割据则以‘川人治川’、
‘独立自治’、‘不介入南北政潮’，抵制直系军阀和滇黔军阀的攘夺。
（二）保持自己在四川的地位，打击竞争对手。第一军势力的大膨胀，刘成勋的川
军总司令、省长地位的取得，是军阀混战兼并的结果。省内一些军阀并不听他们的指挥
，且常怀觊觎之心。于是熊克武、刘成勋等，企图通过制订省宪，取得合法地位，并借
此打击与他们争权攘利的对手，迫使其改变人自为政的局面。
（三）巩固其反动统治。四川境内军阀横行，战乱连年，人民不堪其苦。人民反对
军阀、争取民主的斗争，大有燎原之势，危及了四川军阀的统治。于是他们借‘自治’
、‘立宪’之名，标榜要实行‘民主’，给人民以自由，以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同时
，也可以通过立法手段，使他们对‘任意横行’之‘枭桀’（即从事反军阀斗争的人民
）进行镇压合法化。”（《四川军阀史》匡珊吉、杨光彦主编P133－144，四川人民出
版社）
刘湘、杨森最终能够统治四川，都是在吴佩孚派兵的直接支持下实现的，但也正是
刘湘等把“联省自治”唱得最响亮的时候。仅仅以军阀的“联省自治”言论作为判断是
非的标准，把刘湘等军阀吹捧成为“民主法制”的追求者，不怕被四川人笑话吗？
云南的唐继尧是西南的重要军阀，长期独霸云南，并且其势力一度发展到四川、贵
州。民国初年他就是贵州督军（略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兼省长），他为了维持权力独
占，巧妙地支持了袁世凯最初对国民党人的迫害，过后他投身已经具有声势的反袁潮流
，把手中的护国军大大发展成为八个军，使他有统治云南和把军队派往四川争夺地盘的
资本。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推行用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与唐称霸四川的作为相抵牾
，所以唐站到了护法军政府一边，但是不就副元帅职，与孙中山貌合神离。1920年，唐
竟然宣布“废督裁兵”，即把自己的督军位置废掉，声称效法湖南实行“联省自治”，
这简直是石破天惊之语，并且高唱“天赋人权，促进民治”，轰动一时。根据他的指令
，由云南省议会制订了“云南省宪法筹备处组织法”；1922年5月，发表了有关联省自
治的通电，同年8月，他被选举为第一个民选的“省长”，似乎民主法制降临了云南。
但是详细研读一下云南“省宪法”，就会发现省长的权力极大，集中军政财权于一身，
和昔日的督军权力一样。所不同者是，“民选省长”具有民主制度的合法外衣，这是时
髦的“联省自治”给他带来的好处。1922年冬天，唐继尧大权在握，这个“民主”的滇
黔联军总司令便以“联省自治”的名义派遣军队进入贵州，把对手打败以后，由他的弟
弟独霸贵州；只是进入四川以后被刘湘、杨森打败。这些驰骋疆场、承继了中国传统政
治思想、从来都只知道以武力决定胜负的军人，在大权在握时还会愿意通过竞选与旁人
角逐吗？
贫瘠的贵州在辛亥革命以后，照样是军阀长期专权。刘显世统治贵州达十二年，他
在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贵州护军使，次年袁世凯给他中将衔，到袁世凯大势已去时，
在护国军的推动下，才被迫反袁，但是具备雄厚势力的他却因此当上了贵州督军和省长
。滇、黔军在1920年的四川混战中被打败以后，刘显世被另外一军人赶下台。贵州各界
摆脱滇唐控制的呼声日高，代理黔军总司令的卢焘就成为联省自治的主角，他的就职声
明就极力排斥滇唐对贵州的控制而主张自治。在卢焘和省长任可澄所颁布的制宪大纲之
中，当然都是西方民主法制的口号，但是这只是军人干政的一部份；不久唐继尧的弟弟
又凭武力霸占贵州；1922年在直系军阀支持下重新上台的刘显世，也以自治为名而排斥
滇唐的控制，简直是走马灯。光凭藉他们的主张，就发现西南军阀之间是一批信仰民主
法制的人在玩游戏，所谓联省自治已经被军阀们运用得烂熟了。
浙江的统治者卢永祥一直属于皖系军阀，他为了割据自保，在1921年6月就开始“
自行立宪”，曾经先后制订了所谓“九九宪法”、“三色宪法草案”，但是从来未曾实
行，不仅民众不热心，卢永祥也不愿意受到约束。这些没有意义的假货，现在却有人因
为急于贬低孙中山而再次炒作起来。
至于出身绿林的广西军阀陆荣廷，在满清时代就担任过提督，辛亥革命后变为副都
督，又被袁世凯封为宁武将军，形势不利时才反袁，成为南方势力最强的军阀。
关于陈炯明的“模范省”广东，要做一点补充。陈定炎在《翻案》一书中，大量引
用了陈炯明着的《建设方略》的原文，但是对最重要的“省宪法”就草率带过，因为在
洋洋洒洒的“宪法”中特别对军队有规定：“本省海陆军定为省军，其编制以省法律定
之，凡省内之要塞建筑或武库军港及兵工厂、造船厂等均属本省所有。”（转引《西南
军阀史》谢本书、冯祖贻着P22，贵州人民出版社）陈炯明对军队的绝对控制，通过“
民主宪法”固定下来了。而且他的部下叶举、洪兆麟、熊略、翁式亮、杨坤如等，都是
他的亲信、亲戚、同乡，从他在民国初年开始拥有军队起，就一直是他的铁杆，军中的
陈炯光是他的弟弟，马育航是他的亲戚，再以“宪法”加以固定，就是合法的私家军了
；再者，《翻案》一书歌颂广东民选县长之举，似乎是不可动摇的民主措施。但是书中
恰恰隐瞒了，由民选的三个县长之中，最后必须由省长来圈定一个，大权还是在省长陈
炯明手中，以至于选举进行不下去。对联省自治极力鼓吹的《东方杂志》曾载文，对陈
炯明的省宪法的评价也很低：“陈炯明之制订省宪法，纯是从本省出发，除因巩固本省
之武力，不为中央所支配外，甚至对外宣战，全国政府之于省军，仅有指挥之权，而无
调动之权，而省军之建制等等以省法律定之，是集中军政于省长一身，表面似是以文驭
武之清官制，究其实质是一独立王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6号，1922年3月上
海出版）而且作者的该文章是被陈定炎《翻案》一书引用过的，作者尖锐地看出了陈炯
明的“宪法”的要害就是要加强军人专权。
中国大陆众多学者关于西南军阀的研究有相当深度，史料也充分，他们当然没有国
民党的党史或者利益的包袱背景，其论文汇集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第二
辑中（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有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周密研究的专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
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有贵州大学的学者详尽的研究着作《西南军阀史》共三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也有专门的原始史料汇集《四川军阀史料》数卷（四川人民出版
社），还有专门的省的军阀研究着作《四川军阀史》等等；海外学者的研究更早，在
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集就是《军阀政治》专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
限公司），其中有的论文是从英文、日文翻译而来，其引用的书目则展现了其客观的研
究成果。史实俱在，不是陈定炎所能掩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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