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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题目用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即“有很多”之意，可事实上恐怕是“很多很多”，数
不过来的多。即使从我们今天在网络包括某些纸质上所能看到无数参加革命者在取得革
命胜利后所受到的委屈、磨难乃至惨死，也能想到有多少当年的革命者在将要走向另一
个世界前后悔，后悔不该跟着中共“干革命”，不该“走上革命道路”，甚至当年不该
起义投诚。像潘汉年、孙维世、吴含、杨宪益，更不说傅作义长女傅冬菊、蒋介石幕僚
陈布雷小女陈琏这些“地下工作者”了，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起义
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借用韦君宜的话说，“（受冤屈或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太多
，举都举不过来”，你很难说他们没有后悔走上中共的所谓“革命道路”，只是没有公
开表达出来而已。
“文革一开始，《少年先锋队队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
聪，被唱着他的歌长大的红卫兵们折磨得形同鬼魅，头上带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报
，手里拿着破脸盆，一边走一边敲……几生几死之后，这位忠心耿耿追随革命的艺术家
，终于冒死渡海潜入香港，最后逃到了他曾诅咒千百遍的美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桩
名人叛逃大案。”（引自胡发云《百年红歌漫谈》）
可见，一些革命者，一些共产主义信仰者，用他们的行动证明后悔当年不该跟着中共走
上所谓“革命道路”。2017，乃中共打右派六十周年，按理，这是多么应该纪念和反思
的年份哦，可现在眼看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哪怕只从这一件事即可证明，中共是一
个不懂反思不会认错更不会道歉的统治集团。在打右派运动中，韦君宜就对黄秋耘说：
“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思痛录》增订版45
页）就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委屈、痛苦以及深深地后悔。
2017年已至尾声。
近几个月情绪坏到极点，可说是有生以来最坏的一段时间，感觉精神上随时都有崩溃的
可能，这才导致半年多前就说要做的下面这则短文一直拖到现在。
2017年，是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在“一二·九”运动时参加中共而晚年做了深刻反
思的韦君宜诞辰一百周年（1917年10月26日）、去世十五周年（2002年1月26日）。在
她去世前几经周折，出版了她留给这个世界更是留给中国人的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思
痛录》。之所以称之为不可替代，不单是因为她那难能可贵的反思勇气，还在于这是从
她个人亲身经历和感受做出的反思，故无人能替代。作者的同代人唐达成对此人此书就
这样评价道：“我觉得她一直背负着一个精神的十字架。她为什么支撑病体顽强把《思
痛录》写下来？她认为，这些教训太深刻了，太惊人了，太荒谬了！不写下来，良心不
得安宁，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来。她的《思痛录》，就是这么直面历史，直面人生，
思考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很有胆识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书。最近几年文艺界
没有一本书超过《思痛录》。”
当时是二十世纪末，离八九六四不过十年，作者的这种深刻反思，让一些人看了还很扎
眼，因此她的儿女亲家、著名杂文家牧惠（本名林文山）先生找了多家出版社，后又“
经多位有识之士努力推动”，最终才得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
，算是帮作者在去世前完成一个心愿。
2012年作者去世十周年，作者生前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约不满先前那个简本，而那
时又尚未像现在这样“形势严峻”，于是也就又出版了《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字数增
加了近一倍，可以算作“全本”。
现在转眼又是五年多过去，想想，不知能不能说也是天意，且不说先前那个简本，就是
后来这个增订版如果不是在五年多前，而是在五年多后的今天，你在大陆还能找得到出
版社吗？即使是作者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还会有领导敢于拍板排版吗？现在
虽已进入信息和智能时代，但也还是有不少疑惑困扰着人类，对于有些现象，依然要像
原始人一样，只能用“天意”来解释——是天意让作者这本对中共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
回忆文字在新的更加独裁专制时代到来前出版！
本人之所以到了岁末年终仍然不忘做这则文字，是因为不单在读《思痛录》增订版时感
受到作者的大彻大悟，认为中共还是要“下决心民主”，因为即使是“天下最拙笨的民
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见《思痛录》增订版“结语”一文），还有不能忘记也不
能释怀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带给他们的多少磨难，因而
后悔走上所谓革命道路。当然，不可否认，有不少人起先跟着中共革命，遭受冤屈后感
到困惑，后来“解放”了或叫平反了，甚至又起用了，于是又继续信仰起来，直至了结
余生，其中就包括作者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不过，本文主要谈后悔。
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近七十年前参加中共，跟着“闹革命”者以及
那些革命者的家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字。前阵子互联网上有篇署名介子平发表
的《茶已凉》，文中提到傅作义长女傅冬菊、陈布雷小女陈链，她们都是明里暗里跟着
中共“走上革命道路”，可谁能说她们后来没有后悔走上这条路呢？
文中有几个细节，估计傅冬菊后来每每想起都会做噩梦：1941年，傅作义长女傅冬菊在
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共外围组织，1948年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亲。她利用自己的特
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中共
，使这位军事天才的战场行动屡屡受挫。正是通过她，中共根据取得的傅作义兵力部署
、战略意图等，适时掌握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所率部队抑困华北。
傅作义被困其间，其“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此时
，冷眼旁观的宝贝女儿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且反而促其父亲赶紧投降。秘密和
谈阶段，她更是将父亲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等细节记录后上报组织。中共利
用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始终掌握着和谈主动权。单纯女子，未谙世态，怀抱所谓信念，
接受组织考验，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傅冬菊被认为是平津战役期间，最有价值的间谍。
然而，到了“文革”期间，傅冬菊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残酷批斗。期间，傅冬菊
带着孩子探望父亲，傅作义沉默良久道：“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傅冬菊晚景凄
凉，病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指使她的那些人，早已身居高位，却也形同陌路，未有
一人肯为之出面说话，直至临终也不见谁来探视。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曾对其言
：“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她随即打断之：“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
热水。”
而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小女陈琏，于重庆国立二中上学时，被中共发展为地下党员。
1947年，热恋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陈琏夫妇，因秘密电台被捕，又因陈布雷的关系被
释放。此事非同小可，甚至惊动了蒋介石，蒋命令陈“严加管教”之。自尊心极强的陈
布雷，顿觉颜面丢尽，不久自杀身亡。到了“反右”时，袁永熙打成右派，陈琏成“右
派家属”，子女成“右派子女”，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
会被当作敌人！”于是她毅然选择了离婚绝路。“文革”爆发，陈琏即被定性为国民党
的“残渣余孽”，竭尽侮辱。1967年11月19日，她自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纵身跳
下，竟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谢幕。
其实，不只是在1949年后，即使中共获得政权前，就已经有无数革命者后悔走上这个道
路，而且有人当年就已控诉。尽管在其他回忆录中我们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
子”的现象，可韦君宜的《思痛录》毕竟是她个人经历，这样，就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中
共历史是怎样一种“丰富”的“革命历程”。
《思痛录》中有一章题目叫《“抢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读来，读者也能感受到当年
的惨烈：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有一时间段，仿
佛延安到处是“特务”。韦君宜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回忆：“父
母告诉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
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
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当时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
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甚至明知被审讯者不是“特
务”，审讯者也会编造口供送上去。大约也正是这种荒谬之极的现象，让一些天真纯洁
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后悔不已。
有一个叫吴英的，是从天津跟韦君宜一起出来干革命，在延安见到韦君宜后，说起她在
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说着说着，她忽然说：“我那时想
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17页）这让韦君
宜感到很难堪，“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以对”。
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
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韦君宜去参
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然说道：“我真后悔当
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
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17页）可以想象
，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她绝没有如此说话的勇气。当时一
定是豁出去了。
韦君宜说她当时听了这个叫丁汾的讲的这些话，使她胆战心惊，如冷水浇头，“我倒是
不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
样做。”作者气的是中共当时“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
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
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
时都可以要她的命！”（18页）作者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如果这个叫丁汾的女革命
者能活到文革，如果人们又知道她当年曾说过那样几句话，即使不死，也要脱层皮。
当自己读到这些，就在想，“早知今日”，也不知有多少人不会背叛自己的家庭，更不
会加入中共不会“奔赴延安”，而没有这众多热血青年的加入，中共是否还能取得最后
胜利获取政权，可就是未知数了。特别是从书中记述来看，那些年早就把人心搞乱搞坏
了，而且1949年后非但没有真正“收拾人心”，反而一直把人心往邪路上引，这才是这
个国家至今还在这个邪恶的社会里打转转的缘故。
作者之所以将书取名为《思痛录》，想来，正说明作者的痛，钻心的痛。而通读增订版
，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看到作者的痛里包含着后悔，深深地后悔。
在说韦君宜的“后悔”之前，不能不提到韦君宜的丈夫，可以说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事实
上到死都不能算是一个觉悟者。《思痛录》增订版中《思痛补录》收有韦君宜两篇悼念
丈夫的文章，一篇《蜡炬成灰——痛悼杨述》，另一篇题目叫《当代人的悲剧》。在前
一篇悼念丈夫的文章中，作者告诉我们杨述不仅自己愚忠，还把整个家庭都献给了中共
，然而受到的却是无情的侮辱和冤屈。尽管如此，在组织给他做结论之前，他的脑血栓
也已发作过四次之多，可“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紧的党不承认他是党员”。从
文革开始到结束后，杨述写了五十多份申诉书，苦苦熬了十二年，把身体也拖垮了，却
仍“总觉得党是个最神圣的徽号，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对杨述而言，能否在党
内，这决不能不认真，“他这种无效的认真努力常使人觉得可怜”。好容易熬到一九七
八年十一月，问题得到解决，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高兴得写了一首诗：“十一月里风光
好，岁月蹉跎人未老。回首夜来风雨声，名花沦落知多少？”其实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一
年多的时间，他却连“老”都不承认。“在死前一年半，人已经走不动之后，还由孩子
扶着去听报告”。难怪就连深爱着他的妻子在深情悼念文章要结尾处也忍不住写道：“
我一直觉得他的案子太冤枉，他这个人又实在太迂。”
当然，在韦君宜看来，他的丈夫杨述最终还是“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
只“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
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当代人的悲剧》）
现在想想，这个组织不就是在一大群像杨述这种所谓“有坚定信仰”的人维系着一直走
到今天的吗？如果反右派运动或是文革之后，跟着中共“闹革命”的人都觉悟了，至少
都像韦君宜这样觉悟了，这个组织还能支撑到现在吗？
作者怎么也没想到，熬到有自己参加的中共革命最终取得胜利获得政权后，这些革命者
包括对中共作出巨大贡献的傅作义的女儿以及阵布雷的女儿仍不得安生，仍然让她们感
到痛苦不堪，甚至痛不欲生。大约也像那个叫丁汾的女孩子一样，当这种痛苦不堪到极
点时，是难免要流露甚至要发泄的。
反右派运动让韦君宜再一次感到困惑，后悔之情溢于言表。在反右派运动中，韦君宜曾
对黄秋耘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特别是当
她看到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极其丑陋的人和事，她“心里的痛苦达到最深度”：“我从少
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
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
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
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这几句话足以表明韦君宜对参加中共革命的后悔，对中共政权的失望。韦君宜不就是又
一个吴英又一个丁汾吗？她所说的这些话，与当年吴英和丁汾所讲的那些话难道不是一
个意思吗？如果真要说有差别，也只是前面两位说那些话是在中共取得政权前，而韦君
宜是在中共获得政权后。想一想，在中共内部，连是否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需要选择
，这让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很难理解。
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他“其实是一个上层富家子弟，却充满了
叛逆的性格，真心向往革命。……他从事秘密的反蒋活动，向中共提供情报，还曾经要
求去延安，但是未能成行。1949年以后，他热情地拥护新政权”（引自《他们不可能摧
毁所有的高贵——翻译家杨宪益礼赞》）。杨宪益娶了一位同样有学识的英国姑娘戴乃
迭（戴乃迭是她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共刚获得政
权时让其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夫妇俩都是那么相信中共所宣传的东西，尤其是杨宪益
的妻子，无论英国的父母亲戚怎么劝她不要过分相信中共那一套，她非但不听，还总是
表达自己“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尊敬”，并为“外国人民不明了中国的真实情况”“颇
为遗憾”，拒绝英国父母亲戚给她寄路费或生活用品。她“当时觉得总没有什么任何组
织比国民党更坏；因此当我家里人写信来问我是否需要路费以便回国的时候，我谢绝了
”。她在英国的父亲来信认为她不过是在“替共产党宣传”，甚至告诫她“也许有一天
”会因此“感觉懊悔”；而她在英国的“有些亲戚”也写信问她“是否吃得饱，并表示
可以给她邮寄食品等”（参见201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戴乃迭短文两则》）。戴乃
迭去世后，杨的妹妹还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要替祖国对她的嫂子说一声
：谢谢！因为她的嫂子即使在文革中被关进牢里，每餐接过窝头菜汤，都不忘说一声：
谢谢！而杨宪益，也是一再相信中共，直到发生八九六四，愤然退党。有人采访周有光
时，他说了下面几句话，现在就容本人以这几句话结束这篇用史实串成的文章，证明即
使像杨宪益这种“坚定的信仰者”，最终也还是不能不对自己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
打心眼里后悔，并且是那么决绝：“……他青年就倾向共产主义运动，所以他后来早期
就参加共产党，到后来他的意见也不对了，变成反革命，开除出党。后来又改变了，四
人帮打倒之后，后来又入党，到最后他又脱党。他也是‘两头真’，他的波浪比我们更
大。”
需要补一句的是，这里周有光说的是“脱党”，而我在彭小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这篇长文中看到说的是：“杨宪益在六四后愤然退党”。我想，“脱党”和“愤然退
党”，在词意上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吧。
2017年1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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