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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065 | 1 股版太肤浅了。
转篇好文看看。
【 以下文字转载自 Chicago 讨论区 】
发信人: gogo2004 (挑灯看剑), 信区: Chicago
标 题: 你们女孩子 怎么样都可以,但我是男孩子,我必须要争取我的前途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Apr 28 11:48:31 2013, 美东)
在高中, 国文老师要求我们每读一篇课文后, 写一篇读书报告. 他告诉我们，写报告会
帮助我们理解课文.
现在，每次我在互联网上读了一篇好文章，我会 abridge 它, 并保存链接。
昨天，我读了一篇好文章, 程乃珊写的.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吗？"
我 abridge la 那篇文章, 附在下面.与你分享。请指出我错过了什么点.
这是本讨论区网友交流, 请不要转贴或复制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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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吗？(程乃珊)
作为长房长孙,哥哥的出世着实轰动了一时,祖父人脉广,朋友多,各方贺客贺礼不断。按
旧俗,收了礼要请众宾客吃满月酒, 1944年正是抗战最惨烈之时,作为中行留守上海的高
层,向来行事谨慎周到的祖父考虑到国难当头,为了个人得孙如此大摆满月酒,影响不好
。但是收了人家的贺礼,总得还对方一个情, 正好此时中国银行在福煦路955弄内要修一
个网球场供中行员工休闲娱乐,祖父将收到的礼金全部捐出, 资助这个网球场,满月酒就
不办了。
说过了,我们程家的门风是重女轻男。从祖父开始,就对几个姑妈千宠百娇还嫌不够, 但
对仅有的两个儿子,父亲和我叔叔,却是不苟言笑,要求严厉。长大一点了才明白, 祖父
自小单枪匹马从底层打拚出来,深知人生的艰辛和险恶,也目睹了太多的败家子将祖业家
业付之东流的真实个案,他实在害怕自己两个儿子生活过得太安逸而丧失了自强自立的
男人气概。
好像我爸爸妈妈也受其影响,从小对我宠爱有加,将我打扮得花蝴蝶一样,对哥哥却时时
提点他要爱护妹妹、谦让妹妹,因为他是哥哥。哥哥从小就是一个礼貌、用功的好孩子
典范, 也是我们家中出名的乖孩子。直到读初中时,我还记得他到楼下信箱拿份报纸都
要穿好鞋袜而不肯拖着拖鞋下楼。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我从小就觉得哥哥比我大好
多,是我可以依靠的。
犹记得小时候穿马路,他也不过只是个小学生,却已懂得紧紧抓住我的手。他教我下斗兽
棋、下陆军棋,还有打扑克“克那斯打”,不记得英文怎么拼了,但知道英语名称叫塔牌
。童年时我一直是哥哥的小尾巴,跟着他玩集邮、去小书摊租小人书(为此没少挨爸妈的
骂,因为爸妈嫌小人书不干净,但挨骂的总是哥哥,不是我) 。
记得那时放学后回家,哥哥就会带着我先洗手,然后在一只我们熟悉的小糖果盒里, 摸出
爸爸妈妈预先为我们准备的几块饼干和几粒糖果,那是我们的点心。作为哥哥,他从来与
我公平分享,不会仗势欺人。现在回忆起来,真叫岁月神偷,那欢快无优的童年时光散落
在哪里了?
或许我和哥哥的命运之路早在哥哥北上之前我们中学时代就已埋下种子, 到底是两兄妹
, 我与哥哥有很多习性很近, 比如都很静, 喜欢阅读。我们的婶婶是少儿出版社的英语
翻译, 社里常有打三折四折的少儿读物, 优先给内部职工供应, 因此我和哥哥从小就在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泡大, 再后来是前苏联儿童读物《铁木耳和他的伙伴
》, 然后是《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直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分歧就来了。这本书是我们这代人必读之书, 但我不
太喜欢这本书, 我也不喜欢保尔,觉得他就像一片干面包。我更喜欢读《简爱》。不过,
我太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冬妮亚了。
我至今不知道哥哥是怎么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从来也没就这本书进行过任何
交流, 但我下意识感到哥哥十分喜爱这本书, 看得出书已翻阅得很旧了, 但边边角角十
分整齐, 到处可见用钢笔画出的条条杠杠,还小心地包着封皮……
我觉得自从哥哥过了变声期以后, 开始变得越来越革命, 不过当时的用词是“进步”,
而且越来越激进。
那时妈妈还年轻, 打扮时髦。我从来是妈妈的小尾巴, 但哥哥已开始回避与妈妈一起上
街,一方面可能因为是男孩子, 更主要是因为他怕跟着这样一个时髦的妈妈上街, 遇上
同学会很尴尬, 因为那个时代“时髦”就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但有时妈妈必须要他跟着
一起上街, 比如做衣服、买鞋子,他就会跟妈妈讲条件, “你不许穿尖头皮鞋”或者“
你不要抹唇膏”, 而且讲明几点钟在哪个铺面,他在那里等着妈妈。
三年自然灾害时, 为了去餐馆吃一顿饭, 全家必须要早上一早去等开门抢桌子, 以致我
常常要把功课带到餐馆的餐桌上去做。哥哥对此十分不屑, 觉得国家困难时期, 我们应
当与国家共进退, 而不应当有这样的行为。他从来不参与我们这种“小市民”行为, 倒
是父母经常于心不忍,用饭盒给他带点吃的回去。
我们这样的家庭, 父母长辈都是知识分子, 凡事当然都有自己的分析能力, 对当时社会
种种现象难免会在家里发发牢骚,如若给哥哥听见了, 他一定会据理力争, 极力为新生
事物辩解。
爸爸是个音乐发烧友, 收藏的老唱片不计其数, 多是英语老歌和西洋古典音乐, 如《As
time goes by》、《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Home,sweet home》 等, 可
以说我和哥哥在襁褓时期, 已对这些老歌耳熟能详, 那已成为我们童年的一部分。记得
很小的时候, 我和哥哥就会缠着爸爸“放老平的歌”。“老平”就是平.克劳斯贝, 好
莱坞著名歌星, 他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是《白色的圣诞节》。在老上海,每逢圣诞节,
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他这首歌。
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社教)运动开始了,不记得哪天哥哥说了“这种老的美国电影
音乐,不要放了,给邻居听到,影响不好”,爸爸妈妈立时同意了。从此,家里难得放这些
老唱片了,即使放,也是背着哥哥,以致后来父母亲讲话都要有意识地避着哥哥,有意无意
中与哥哥有点疏离了。
对这位儿子,用自惭形秽来形容父母的心态,一点不过分。哥哥成绩优秀,是年级里数一
数二的,这是当时好孩子标准里最重要的一条。一个孩子无论怎么优秀,如果功课不出类
拔萃, 似乎就不能称得上好孩子。哥哥在这一点上是十分过得硬的。
说起他的好成绩,也与他着力培养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有关,每天天蒙蒙亮,我就听见哥哥
在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早在高中时代,他已经订阅英文《北京周报》。晚上我早早就
躺进被窝里看小说,哥哥还在书桌前温习功课。他先后出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
社会工作繁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我家父母和一应亲友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面对哥哥这样一位一身正气、成绩优
秀、富有上进心的共青团小辈,虽是长辈,却仍有几分敬畏,这是“后生可畏”的“畏”
。记得有一次,我和爸妈一起去看一部苏联电影,名字好像叫《罪与罚》,情节已不大记
得了, 主角是一位革命党人,有一个镜头是这位革命党人难得回家一次,父母又惊又喜,
还有点敬畏,母亲给他端上一锅热乎乎的汤,然后躲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儿子喝。这时母亲
悄悄对父亲说:“不知儿子觉得这个汤的咸淡如何,你去问问他。”父亲却推搡着说:“
不,还是你去问问他。”那种对儿子的怜爱加敬畏的感情让我的爸爸妈妈感触不已,只觉
得黑黝黝的影院里,父母亲相视一笑。
哥哥是真心要将自己锤炼成一块钢铁,我不敢说,在无情冷酷的淬化过程中, 是否也因此
流失了许多可贵的天然秉性?有一件小事,不知哥哥还记得吗?那是“文革”前他回上海
过暑假,那时他已不要我们去北火车站接他了。这次他一进家门, 行李都不及放下,就面
有难色但很坚决地对爸说,他一个北大同学因火车票根找不到了,被困在闸内,必需补了
票才能出来。哥哥要求爸给他一点钱补票把同学先赎出来。
那是一张京沪火车票,哪怕学生票也要十来元钱,不是一笔小钱。爸迟疑了一下——他为
什么不直接打个传呼电话通知一下他自己家人?哥哥没有马上回答,然后轻轻说了一句“
他家里很困难，他不敢跟家里讲。。。”爸不等哥哥讲完,就开了抽斗给了哥哥廿块钱
，哥哥如释重负拿上转身去北火车站。这时爸妈无奈地苦笑一下,妈轻轻说一句: “喏,
像煞你的爷! ”他们是明知这张火车票钱是拿不回来的,但还是满足了儿子的要求。
从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父母亲对我哥哥的爱!他们对我是宠,对哥哥就是这样一
片充满自豪又敬畏又怜惜的爱。我不知道那个同学有无将车票钱还回来。但是, 那年过
寒假,哥哥借口功课忙,没有回上海。
那就是十九年间我心目中的哥哥:常年一身蓝布学生装, 一条黄卡其裤, 一双篮球鞋,
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
1962年,哥哥以全五分(当时成绩是五分制)的优秀成绩从市西中学毕业。当时北大化学
系由著
名专家周培源教授坐镇,哥哥坚定以北大化学系(六年制)作高考第一志愿。父母怎么舍
得把儿子放那么远,曾小心翼翼地提醒哥哥,复旦化学系也不错,但哥哥求学心坚,退而一
想,男孩子应该志在四方,以学业事业为重,上几代的人,哪个不是这样走过来的?
哥哥不负众望,一张北大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家时,哥哥犹如中了状元,亲友成批成批来祝
贺。远在香港的祖父母欣喜若狂。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哥哥赴北大的所有行装和四
季衣着,全部是祖父母从香港寄来的,在北大新生中引起一阵大大的轰动,害得哥哥烦恼
不已。后来好多衣服他都没机会穿,因为那时的大学生实在太穷,他不能表现太突出。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祖父每年都要去北京开会,祖孙俩一
年也只有这一次短暂的团聚。这时祖父总会很自豪地把哥哥介绍给他的朋友。那时我们
全家都认定,哥哥前途无量,而这是他完全靠自己苦苦追求来的。
“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武斗猖撅, 一片混乱,哥哥扔下全部行李从北京逃回上海,北
大已不复是他当年梦想的那个校园,他很仿徨,很失落。记得“文革”刚开始, 家里抄家
了,他还写信开导爸爸妈妈“摔破几个坛坛罐罐没关系”。或许直到他 从北大狼狈逃回
上海时, 他才开始思考,他所孜孜不懈的、对此无限忠诚的革命, 与现实中差异如此巨
大。那次我问过他:“你小时候怎么那么能忍得住,那么革命？” 他回答:“你们女孩子
怎么样都可以,但我是男孩子,我必须要争取我的前途。”
从抢出来的档案中,有人告知哥哥,他原定的培养方向是留校。我们都认为,做一个学者
才是哥哥最好的出路。但是,哥哥被发配到塞外一片不毛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他最美好的
青春年华。关于哥哥这一段经历,我和爸爸妈妈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的世界与他原来所
属的与我和爸爸妈妈同一个世界相差实在太远了,所以他从来不说。有时妈妈想试图了
解一下,他只是对妈妈苦笑: “你不会懂的。”
“四人帮”粉碎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不愧为上海,70年代后期,最早的“出国
热”已经开始兴起。那时出国的人少,光凭个语言学校的入学通知就可以拿到签证，父
母意识到出国是“拯救”哥哥的唯一途径。远在西雅图的舅舅给哥哥办好了一应人学手
续,此时哥哥正任当地一个化肥厂厂长,据他说,他们生产的化肥是列不出化学方程式的,
且这也不是他的专业,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哥哥坚决不肯走出国这条路。
他明确地对妈妈说: “你们不要管我了, 全心将我儿子培养好吧。”或许,他还是想抓
住青春的尾巴,再做一番事业。
80年代,他被批准人党,又从厂长提到局长到副市长。在上海街头,他已很明显地带着几
分外省人的粗犷和不拘小节, 但不改的是那口标准老上海话和那个洋气的“查理”外国
名, 还是那个从冰箱里取一个水果都要问过爸爸妈妈的乖儿子。
退休之际, 哥哥曾考虑过是否要叶落归根,回到少小离家的上海,但哥哥很快就否定了。
他的理论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在哪里,他就必须生活在那里。确实,自从十九岁那年哥
哥离开上海北上后,他在这里再也没有朋友、同事等种种社会关系,唯有爸爸妈妈和我这
样一个妹妹。
当春回大地之时,我才发现其实哥哥什么都没有变,还是那个从小就小合翼翼牵着我的手
过马路的哥哥；市面上流行卡式录音带时,他要我在上海帮他翻录平.克劳斯贝的《白色
圣诞节》、《绿袖子》、《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蓝色的多瑙河》等我们从小听到
大的名曲；知道我在写老上海的故事,他要求我把家族的老照片复印了一大套给他,还常
常与我一起回忆我们小时候在福煦路、在香港、在他去上北大以前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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