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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 | 1 在延安整风中，中共把人变成鬼。在其过程中，每个人都丑态百出。周恩来作了五次公
开的检讨，在政治局会上连骂自己五天，还称自己“猥琐”、“奴性”、“犯了极大的
罪过”。
刘少奇在整风中把毛泽东捧上“神坛”
在这次整风中，刘少奇和康生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其他所有领导人都被编进各个
学习小组，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刘少奇在许多场合不指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
上卖狗皮膏药的”。在整风中，刘少奇把毛泽东捧上“神坛”，因此得到毛的重用，以
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迅速成为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为了配合毛的延安整风， 1939年7月，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一版再
版、印了又印的小册子，就是教导党员要做党和党的领袖的驯服工具。
周恩来五次公开检讨
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因追随博古等人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被认定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经验宗派的代表”，有人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甚至提出处决他。周恩来写了四篇五
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又写了两万多字的检查，先后进行了五次公开检讨，仍不能过关。
毛泽东不满足于周恩来的听话、顺从，他把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恩来
马上在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泽东。1939年11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一连骂了自
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骂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
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
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泽东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
针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整风
高层整风的目标是打掉中共高层阻碍毛泽东威望的张闻天等留苏派，进而削弱其背后共
产国际的权威。普遍整风则是针对知识分子内心向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格独
立等价值的渴望。
康生原本是留苏派的，此时立刻转换立场。1942年2月21日、3月7日、4月8日，在延安
中央党政军各界干部会上，康生连续三次传达毛的整风报告。他将毛有关“知识分子其
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概念在延安各中央机关广为散播。听了康生的传达后，延安各机
关、学校纷纷成立整风领导机构，日夜精读指定文件，日常的业务工作基本停止。自此
，整风运动逐渐转向反奸、抢救运动。
1937年、1938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崇仰和对中国未来光
明前途的憧憬，从天南海北，有的还从印尼、新加坡，经过许多艰难和曲折奔向延安。
延安一时到处充满青年人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集中到延安的热血
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很多只有十几、二十岁，是由中共地下党以抗日的名义把他们吸引
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他们对国民党没能铲除的贫困和不公正感到失望；对中共在
长征前制造的惨剧不了解，或不相信，以为是国民党的宣传；他们相信了中共的许诺：
人与人之间会有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会卸掉封建的枷锁，得到自由。为此，他们愿意忍
受延安艰苦的物质生活。有的人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还改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们很快就感到了失望，现实与梦想相差甚远。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
界关系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毛
泽东利用王明、康生带来的苏联“反托派”精神为自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
托”的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失踪的事情时有耳闻。到处都有特权现象，上下等级差
序制度日见森严，平等难寻踪迹。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从
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到等级差序结构的最底层。
同时，他们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习惯也开始受到指责，恋爱自由逐渐受到
限制。
思乡病和不满情绪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蔓延开来。他们对批评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
平均主义”不认可，说：“领导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干部两张皮，对领导毕恭毕
敬，对下级神气活现”，“到处乌鸦一般黑”，“有些领导说的好听什么阶级友爱啊，
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刊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解放日报》文艺栏
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
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以文学形式尖锐抨击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基层领
导没有文化、动辄用政治帽子压制人的现象；曲折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
”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文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新型关系。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这一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描
绘了当时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等现实。
王实味，20岁就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时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来到延安后，他先入
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原著。王实
味个性耿直，看不惯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人的谀上压下。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
院后，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待遇也算是很高的。
1942年2月始，王实味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
发表文章，如《政治家、艺术家》、《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
》、《另感两则》等。这些文章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真实反映了延安青
年知识分子理想破灭后的沮丧和失望，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官僚趋
向表示了忧虑。他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从而与“欣欣向荣
”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他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向掌握党军大
权的毛泽东发起挑战。
毛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立刻给《解放日报》打电话，报社受到整肃。王实味把更尖锐
的思想又写到墙报上，大声疾呼人们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说：“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
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
敢说？要了解，软骨头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文章，看到激动的人群边看边称赞王实味
，没人看他毛泽东一眼。回来后毛马上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是总司令”，
“我们打了败仗”，“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言，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说：“这个
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
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说是这样，自
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运动中“统一思想”，“统一行
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7]
5月初，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不久，康生宣布：王实味是托派分
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职特务。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王实味托派问题
加以肯定，他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
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 [8]
王实味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在会上，他几次想为自己作辩解，可每次话还没说完
，就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自诬来换得党的宽恕和解脱，因而批
判不断升级。
在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很快就被扣上三个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
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
王实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来解脱。但是，罗迈不允许他退党，而是宣布将他开除出党。
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逮捕，在“逼、供、信”式的审讯下，王实味最终承认自己是
托派，而且还是“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王实味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1944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
他们见到的王实味，已经被整成了机器人。当时王实味按照中共的要求反复背书：“我
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
中，因“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王实味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
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
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从其身后将他砍
死。因担心被人认出，又乱刀百次后，将尸体丢进一口枯井。那是1947年7月1日夜晚，
那年王实味四十一岁。（未完待续）#
注释
[7]毛泽东讲话记录稿，1942年4月20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
。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
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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