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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恐惧的自由——寄语高耀洁医生
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高医生的工作，长期持续地
遭到地方官员的阻挠恐嚇，有时则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亲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疏远她，
老伴出于恐惧烧掉了她的南下调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后被安装了四个摄像
头；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提出要见她，又有专人从郑州到北京围追堵
截未成；事后，她的电话被监控得更紧，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对真相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官场病；将一切不利于自身权位的诉求泛政治化
，则是官僚们的习惯思维。当高医生的善举触及到真相，触动了官场潜规则和利益集团
的私利时，就被某些官员视为“异议分子”了。老人遭遇“被异议”并非个案，类似的
例子如今比比皆是。将批评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当局曾宣布自己的政策是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来又说过“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种话如今
很生疏了，不断看到的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当个人驱除心中的恐惧，才会去争取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当众人一齐说出真话，才
能争取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高耀洁教授多年来在中国贫困地区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这位步履蹒跚执著前行的老人，是我敬重的长者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虽谊属忘年
师友，却至今未曾谋面。
初次神交，是从友人处得到一本她的大作《中国艾滋病调查》，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是
老人致读者的一封公开信。书中披露的真相令人震惊，信中谈及的遭际令我揪心。很难
想象，这位孱弱的老人多年来孤军奋斗，如何对付得了日益险恶的社会环境。每思至此
，难免替她捏一把汗。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关注起高医生的行止，尽管互不相识，心中
常琢磨能帮上老人什么忙。
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高教授的一封公开信，提出“治贫先治愚”。
她举亲身经历为例：有次到一个贫困村庄，给了一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病人买一点
药，病人拿着药问，“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一连问了三遍，她无言可对，
只能说“你去吃药吧，多喝点水。”此后她每次去农村，都会带一些杂志，但“不管带
多少本，都会一下被抢光。等我再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送的杂志被传阅得面目全非
，只看出来是一堆废纸，但他们还在阅读。由此我意识到，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食物和
衣服，更缺少精神食粮。特别是那些不通汽车和不通电的村庄，那里的村民好像是与世
隔绝”。老人大声疾呼：贫困地区 “知识太缺乏了，信息太闭塞了”，吁请公众为贫
困农村捐献旧杂志。
读了这封公开信，我很是感慨。历史和现实中的真相，绝非“抹黑”，共和国成立快六
十年了，近年经常看到媒体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不通汽车不通电、与
世隔绝的农村，以卖血为生、导致艾滋病蔓延的农村，算是什么主义的农村？是“新农
村”还是“旧农村”？如果算是“旧农村”，新旧之间的界限又该从哪年算起？
老人在信中自叹：“近几年来，我虽然自费发出几万册我编印的防艾书籍，但还是杯水
车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防艾科普工作本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一位
老太太在做，当然是杯水车薪。面对猖獗蔓延的艾滋病魔，如果高医生失败了，更失败
的政府，还有整个民族。
所幸高医生不是孤立的，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南方都市报》报社的编辑们，都
曾收集了大量旧杂志寄给她。《南都》的一位编辑（同时也是志愿者）与我联系，希望
大家都来帮助高医生。可惜此前我刚刚卖掉了不下200公斤的报刊，只好把这封信加上
“帮帮高耀洁”的标题，贴到了“猫眼看人”论坛和自己的几个博客上，很快有了反响。
有网友回帖说：“失败的是我们整个民族，您是为我们留下一个救赎出口的人”；“让
一个老人在救赎，我辈有愧啊”；“高医生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不可为之而为之”…
…。很多人寄去了旧杂志，也有人将她的信转帖到各大论坛上发动捐赠，有表示愿出钱
为村民订阅报刊的，更有提出直接捐款的。但老人托编辑告知，不碰钱也不要订阅，以
免有人中饱私囊。
不久高医生来电邮致谢，我们从此建立了通讯联系。她的每封来信都署名“高耀洁医生
”，且有“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句座右铭。我有时寄上一些自己的诗文，因此
她一直以为我是诗人，而非历史学者。老人不时在信中谈及自己的苦恼，有一回还谈到
捐赠旧杂志的无奈：
……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
》、《生活用刊》《大众医学》、《家庭医学》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
一次寄百余公斤。我把各种杂志分类，每包装三本杂志和一份防艾资料，寄往西北各省
乡级中学。每次发出300至500包，请志愿者开车拉往邮局，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
到达了，第三批和第四批还有第五批均石沉大海，自09年4月份开始第六批千余册，存
在家中已不敢再邮寄。
为此，我约了两位资深NGO人士茶叙，探讨有何方法帮她，结果是无能为力。结账时被
告知，有位先生已经代付了茶金。正诧异间，该先生起身，笑容可掬地向其中一位NGO
高管（前官员）打招呼，自称原是其部下，代付茶金系表达敬意云云。这位先生在我们
谈话开始后不久，即在邻桌落座，且一直是闷茶独饮。我脑海中立时浮现出小说《1984
年》的经典警句——“老大哥在看着你”。类似情况已经历过不止一次，我早已不觉恐
惧，今次如非巧合，就一定是意味深长的告诫。
我想起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
另外三个分别为“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
这也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前，代表中共作出的庄严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
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
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
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
日《新华日报》）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毛泽东的承诺兑现了吗？我们能否选择信仰且免于匮乏？能否自由
表达并免于恐惧？
艾滋病是一种当代医学尚未攻克的致死性传染病，而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通常只是一
种社会病。要想免于因无知而产生的种种恐惧，则亟需普及防治知识、阻断传播途径。
多年来，高医生走访艾滋病高发地区和病患家庭，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老人虽然对艾
滋病无所畏惧，却不得不生活在另一种恐惧的阴影中。
她曾在一封信中，对我谈到了自己的另类恐惧：
我为什么一次再次的给你发（注：系指高医生的部分自述文稿），我很清楚他们会害我
的，我不怕死，我怕他们给我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我更怕我死了以后这一段情况没有人
能知道。
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高医生的工作，长期持续地遭到
地方官员的阻挠恐嚇，有时则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亲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疏远她，老伴
出于恐惧烧掉了她的南下调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后被安装了四个摄像头；
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提出要见她，又有专人从郑州到北京围追堵截未成
；事后，她的电话被监控得更紧，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高医生曾自问：
我这个行走蹒跚、80多岁的老人，只身流浪在外地，多次流泪，多次思考。13年来，我
与官方主要分歧：一是自1996年到2003年，我认为有艾滋病，他们说没有艾滋病。二是
2003年以后，他们承认有艾滋病，但主要通过吸毒和性传播，我有充分的根据，主要是
血传播。我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抵御？……
她的老伴认为，这一切皆系“赃官集团”所为，高医生本人也这么看。她曾将四张真相
照片寄给一位副总理，但信被退回了。老伴在烧掉了调研材料后含着眼泪对她说：“你
南下的调查资料全部叫我烧了，这些材料弄到中央，会惹大事，问题就不是仅限在河南
了，我们全家没法生存啦，我实在怕，你别怪我……”
艾滋病的防治，在全球都是公共卫生问题，甚至可以是人权、民生问题，但只有在中国
才能成为“政治麻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像高医生夫妇这
样的人道主义者，原本就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以客观的角度审视，其见解是“建设性”
的，只求匡正官场积弊，改善弱势群体困境，长远上对体制有益无害。
对真相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官场病；将一切不利于自身权位的诉求泛政治化，则
是官僚们的习惯思维。当高医生的善举触及到真相，触动了官场潜规则和利益集团的私
利时，就被某些官员视为“异议分子”了。老人遭遇“被异议”并非个案，类似的例子
如今比比皆是。将批评者逼成反抗者，是最愚蠢的政治。当局曾宣布自己的政策是“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来又说过“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种话如今很生
疏了，不断看到的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高医生最近去了美国，此前已在国内流浪数月，有家归不得。凭她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
，本可留在祖国，继续为防艾事业倾注心血；但似乎又不得不走，以其年龄和处境，已
无法承受生命的如此之重。对这位深爱自己同胞的老人，你很难扣个“不爱国”的帽子
；但其个人遭遇，却令这个国家有不爱公民的嫌疑。她从来都是一位勇者，不断地帮助
弱势人群；如今自己却不得不远涉重洋，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流落异国他乡……
老人不会打字，所发电邮都是请朋友代劳的。其中一封来信的末尾写道：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在我内心里很佩服你，认为你是世界上的大好人，所以我才跟你
说我的处境，但是我希望不累赘你，不要因为我给你添是非。我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
人了，我视死如归。但是，我要死得清白。我不能做坏人的工具。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深深感受到老人心中的孤愤与凄凉，即便如此，仍想着“不累赘”
他人。她出国前有函致我，希望为其新作作序，我自问不够资格，但也义不容辞。当时
尚不知其行将远渡，如今只有祈望：她在暂获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后，仍能保有回家的权
利。
“医者仁者心”，展读高医生的书，不仅会为其揭示的内容震撼，同时也将洞悉一位医
者高洁的精神世界，分享灵魂的救赎与升华。过去我习惯于尊称她为 “高老师”，本
文则多处用了“高医生”一词，盖因我一直将“医生”视为“生命的保卫者”。高医生
担当得起这种高尚的称号——她是一位肯定会被写进历史的医生。
当个人驱除心中的恐惧，才会去争取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当众人一齐说出真话，才能争
取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2009年11月23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财新网—作者博客。本文是为高耀洁《揭开中国爱滋病疫情真面目》台湾博大
国际文化公司2010年9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 | I*********t
发帖数: 5258 | 2 河南现在艾滋病最怕的就是大范围性传播。据说桂希恩有一次到河南调查艾滋村，看到
村民得到了安置心里正高兴，结果在驻马店下榻的旅店，半夜里小姐电话，老人的心又
揪了。
【在 x*********h 的大作中提到】
: p110118103
: 免于恐惧的自由——寄语高耀洁医生
: 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是当代“中国特色”之一。高医生的工作，长期持续地
: 遭到地方官员的阻挠恐嚇，有时则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亲人们迫于压力不得不疏远她，
: 老伴出于恐惧烧掉了她的南下调研材料；2007年5月，她的住室前后被安装了四个摄像
: 头；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提出要见她，又有专人从郑州到北京围追堵
: 截未成；事后，她的电话被监控得更紧，甚至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
: 对真相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官场病；将一切不利于自身权位的诉求泛政治化
: ，则是官僚们的习惯思维。当高医生的善举触及到真相，触动了官场潜规则和利益集团
: 的私利时，就被某些官员视为“异议分子”了。老人遭遇“被异议”并非个案，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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