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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87 | 1 一
主持人给我一点发言时间的特权， 50分钟，但是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就能发言完成，多
留一
点时间给他们作更精彩的陈述和总结。他们要我发言是因为我上次的第一次发言，只有半
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充分地陈述。而且很多朋友对那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第一
次听说宋代就从事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个起
码让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
我是读历史的，也是读哲学的，两个专业，我承认，都没有读好。这次发言是因为这些年
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
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当时据说有2.2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已经
到了
2.5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是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这种分散化深深地
卷入
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三千年吧，有文字
记载的历史——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话当然是引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五四感受到的
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恭逢
其盛，经历了变局，我们也感受了困惑。我们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我们
也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不能解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做的工作。实证的研究是
比较好一点，利用开会的机会，（因为他们一般都把机票给我报销），然后趁机会溜出去
，跑几个地方——所以没有像你们几个同志这样的深入的个案调查——其实是在全国范围
内作出一些判断，然后理解我们自身的困境。
这样我就重读了宋史，也重读了一些关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名词，尤其是读了哲学史
上的一些大家，因为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把张载等几个归入唯物主义，还有一点辩证法
。读晚明几个大思想家的时候，我们都按照了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重新梳理
了古代的一些思想，把他们看成哲学家，过去我也这样认为。但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宋代的一些思想
家们对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一方面，他们从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
哲学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是为了
整个乡村的组织，组织的重新建构，这是我最近一两年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因为我
强调这些方面，当然有可能把当代的一些意识，倒输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可能，我预先告
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别用当代的一些语言，来解释古代的一些术语。在这个解释过
程中，输入了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感受。所以下面的一些话，我预先告知，因为弄得
不好，你可能会中毒，我担当不起这种责任。
二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当
时宋人考察到了一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消灭。
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大量地启用所谓的庶族地
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就更加严格了，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历
史舞台。这样，选拔的这些官吏都是来源于基层的，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而且，这个
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开号召。这样就把仕途和履约更明确地挂钩，我
们知道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帝王牵引知识
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政权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宋朝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动。这个“高度”，我指
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相比，是高流动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银本位制上升。因为从战国
到秦汉，是金本位制，是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
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以铜和布帛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说明当
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与魏晋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颜氏家训》，
里面就记载了基层在当时是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
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是不用货币的，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
，这个银的第一个来源，除了本国的银矿的大量开垦以外，还来自于国外——当然比较少
。
后来，大量地从国外输入银，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进来了，
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影响了土地的更加分散化。这样，
农户和土地的配置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这样，宋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
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的几大阶级，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
及雇农。这种情况，宋朝已经形成了，宋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当时就流行了这
样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都出
自宋儒的话语里面，尤其是1000年以后，因为张载，还有二程，都出生自1000年以后（张
载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960年建国的）。当时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变化
。他
当时不知道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加剧的流动的管理，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以及如
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没有经验——有感觉，没有经验。我们共产党要管理目前这样
一个高流动的社会，高分化的社会，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也缺乏经验，也手忙脚乱。
当然，现在的规模，我反复讲了，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当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地多
。但那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土地的高速流转。这样，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
大族的消灭，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权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城市的结构方
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和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
—幸好当时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
意义。自发的民间的市开始形成了，因为过去的镇都是军制单位，城、市结合起来了。上
面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这些现象纳入到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叙述框架方面，给解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社会的高速流动，使得传统封建社会的编户齐民也发生了困难。编户齐民是传统封建社会
国家获取赋税的一个基础。在欧洲，在印度，在俄国，在日本，他们是编“臣”齐民的，
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编臣齐民的村是作为赋税的一个统一单位的，中国不是的。很早以
来，自商鞅变法以来，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产生关系，国家
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那么到王安石时就搞
了一个所谓的保甲的建构，以前有所谓的乡里的建构，直到我们现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
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挂名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为是自治的，那
么我可以这样讲，印度的、俄国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
长是民选的，而不是封建组织任命的，因为民选选出来，你给我征收，征收的成本是可以
降低的。所以，选举是作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
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当代依然可以读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受到笼统的概念的制约
，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这样高流动的社会，由于地权的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
土地，失去土地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流动就为匪为盗，社会治安在宋初一开始就相当
地混乱，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而对边防无力加以
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也产自宋儒的学说。这是我讲的背景。
三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这个现象第一次提出思考的，我提出是张载（1020－1077）。他在《
经学礼窟》里面有一个“宗法篇”，还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
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他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
法组织的主张。重建宗法制，我们的书上都批判，认为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隐
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原子化，两代和三代的家庭
成为当时家庭的基本格局。
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
制度；到了宋代，法律来维持中型家庭制度，维持不住，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几代以后
，同一个宗族内部，有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无法维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
同体的形式来重建。共同体，就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
定社会、为这个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给
问题。这个词是当代的词，但是意思有当代的意思，也是张载的意思。他自己讲“宗子法
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也就是说现在土地及家谱没有了，那么就
会“人家不知来处”；他考察了历史的整个过程，就讲“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
年之家，国若无统，至亲也薄”，所以他就讲，“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
使人
不忘本”，就必须要重建宗族，这是第一个。他还讲，“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
之计”，只能造几间房子，买几块土地等等。死了以后，“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
家遂不存”，家传就熄灭了，所以，他的建议是要建一个宗法的组织。要维持这个组织，
第一要义就是要修族谱，使每个人都知道是从哪一族出来的，要建立一个认同，文化的认
同，族谱就是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是要建立一个权威组织。
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力老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的
加快，家长，即小家的家长，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直接
过去就是官吏，底层社会的权威没有了，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
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谁有权威？他的说法是宗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复古，
有一点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一般的就是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同时
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分较低或者说是
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出来的，就是说要确立财产权。
他说，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它有自己的田）
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他明确提出要财产权。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
族和宗子手里，后来有大量的实据说明，祠田制、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来的。第三个方面
，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庙，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
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个祠堂，那是士大夫的事情。他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
的重大限制，就是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有立祠堂的权力，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整个的
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还有立家法、设族会。（族会）每月一次。这个族会要做到
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善、罚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他的这
个主张直接进入了他的弟子吕大钧《吕氏乡约》里面，这个吕氏乡约又直接进入了最后一
个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从这里开端的。引领人道德向上——都是原话，要求族
内要有“患难相衅，守望相助”，通过内部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族内的纷争。这样，小家之
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打下来了。关于程颐的理论，我这里不多说了，因为他们有
交流，我估计差不多——里面的学说也大体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而且，
程颐规定，从共同体内的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为公田，就等于我
们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没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变成两田，一样的道理。所以
，他们俩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谁是有权力的，都详细阐述
了。经济的就是共同体的共同的资产，另外，还有文化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宋的文化建设、理学的重建，是为了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是赋予
它的文化意义——如果没有文化意义，没有赋予它新的文化意义，这样的组织是无法建立
和有效运作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因为
家庭小，尤其是老婆讨进来以后——老婆是个很大的因素——外来的媳妇嫁进来以后，她
要把丈夫和孩子作为共同体，把她的利益要抬高。所以，宋儒反复强调原有的儒家训教，
就是说你老婆带进来的那个嫁妆，可以作为你的私有财产，其它的一概不准，这就防止了
共同体的内部由于外来媳妇的原因，使诸子的分家倾向扩大化。
在宋代，都是理论的建构过程，实践的层面，也有推广至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宋词里面
的一些描写，就是几代大家庭里面同柴共灶的局面，包括唐诗里面也有这样的局面。第一
次在理学方面的重建，是宋代，是从张载开始的。到了南宋的陆九渊和朱熹，第二波地来
进行政治的建设。政治的重建，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非常重视张载和程颐的关于宗法的
学说，所以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修《家礼》和《古今家祭礼》，以及《朱文公集》里面的有
关的论文，而且把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正、扩充。吕氏乡约在朱熹修订以后，一直流传到
解放以前，所以使得梁漱溟得而践之。所以这里讲朱熹的一些建制，以及关于宗族的祠堂
如何建，里面如何供几世祖等等。那时规定可以供奉四世祖，就是父亲、爷爷、爷爷的爷
爷，也就是高祖。这条到了明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宗族祠堂的格局
。这个变化就是从迁祖开始供奉，迁祖作为供奉的第一代，这就形成我们现在在江南还看
到的一些祠堂的格局——基本格局是明中晚以后定制的。这是创建出来的，不是自古以来
就有的，是为了面临经济的流转这样一个局面来制定出来的。在陆九渊当中，也有很多论
述，这里我也不一一加以展开了，宗族的族田产生以及如何使用，他都一一加以规定。
到了明代，邱濬有更完备的体制，具体的各种建议被逐一创建、试点。到了明的中期以后
，就成为定制，由国家的法令来加以推广。这是我讲的宋、明的过程。这还包括王阳明，
心学的创始人之一，秉承了陆象山的心学，他讲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我们都知道
。“灭心中贼”怎么解释呢？因为明中叶以后，市场上升了，货币大量进来了，拜金主义
上升了，所以他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进行约束，就制你的心。他知道，如果心
坏，靠法律来制约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心制不住了，以德治国不行了，那么
我们只能以法治国。那个时代已经明确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还能治得住吗？我们现
在是相反的，法都治不住，德还能治得住吗？证明这个时代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在王阳明
的重建过程当中，重点宣扬的就是乡规民约。他把北宋时期的吕大钧的吕氏乡约还有朱熹
对吕氏乡约的增加部分，都加以进一步地扩充。并且，他自己搞了一个南赣乡约，大概是
在江西南部，后来在江西那一带，也是广为流传的。
具体到了清代，朴学起来了——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因为政治的高压的躲避，其实不然。他
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比宋儒明儒更大的精力，对先秦的不同典籍当中的涉及到的宗法制度
，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以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的原来的样子，大量的人物都有关于宗
法制的考察，有大量的著作。一直到清嘉、道以后，龚自珍（龚自珍是未受西方学术浸染
的最后一个人物）也看到了土地的流转，人口的急剧膨胀，到处寻找土地进行开垦，以及
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进入了山区后，与土著发生了冲突。所谓的乾、嘉时期的白莲教起
义，都是原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拿着玉米、拿着红薯、拿着土豆，向汉江流域，向长江上
游，向湘西大规模地迁移，寻找土地，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官府不加管理，后来
冲突越闹越大，官府镇压，所以闹起来的起义。而且那些脱离土地，离开宗亲关系的农民
，只能依靠所谓的民间宗教来加以组织，来进行自救，这样我们就解释了明清以来的所有
的民间宗教，至少是南方农民的民间宗教，是失地农民的自助组织，后来演变成所谓的青
红帮、黑社会。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学说浸染的人物，像冯桂芬（1809－1874）——他写了《校邠庐抗议
》，这本书大家都读过了——按道理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他提出要建议会，要搞民主制，
他里面已经隐含到这个问题了。但这样的人，重点不在民主制。我们以为他是洋务运动中
最早鼓吹议会制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然，他重点依然是鼓吹要在农村重建宗法制度。他的
一些大量的言论，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包括他强行规定，宗族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
基础，有了经济基础以后，集体收入派什么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多是基层社会供应，我
读一读：第一，要建立养老室，其中供养族内的老人，另外一个就是恤嫠室，要给养寡妇
，因为古代男女有分，现在我们说养老院，他分成两个，男女各一个。另外还有建立育婴
室，抚养族内的孤儿。第四个就是养疴室，就是医院，要建立族内的乡村医院，来救济族
内经济地位比较差的族人。第五个是读书室，供族内贫寒子弟读书。第六个是严教室，禁
闭那些族内的不肖子孙，令其悔过。另外还有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他们的管理范
围之内。
四
具体的我就不加展开了，我最后概括几句。
第一就是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农经济的基本样式在宋代已经出现，一直持续到解放以
前。核心问题是农户经济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性，引起了以地权为中心的阶层分化在族内
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族内已经有了阶级分野的性质。要把阶级分野的性质约束在整
个宗法共同体之内，为此，必须建立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就是说要族田。族田是这个集体
存在的经济基础，他们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国家法令来维系族田，不被后辈那些不肖
子孙所瓜分。这是我总结的第一点。第二，维系这个宗族组织，必须要有权威系统，组织
内这个权威系统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种建议。要以血统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所
以采取家长制的选举制，即各个家长来选，如150个家长，他们共同来选举产生德高望
重的
领导人，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第三，就是说文化建设，族人的共同认同，不能
让族内的成员一直贫困下去，要有救济。这个文化建设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建设和族
谱建设。族谱是为了追宗认祖，祠堂是为了春秋两祭，也为了调解内部的纠纷。这个祠堂
的两祭，在祭祀的过程中要放音乐。这里特别强调了不同礼乐的不同社会作用这个说法。
因为礼讲分，讲等级，乐讲和，大家听同一个音乐，无长无幼，没有什么高低等级，加强
族人的认同感。这样，任何一个族人衰败下去，族人都有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就是，这些运动的推广所获得的实际的收效，在南中国比较有效，即长江以南的丘陵
山区的中国比较有效。这是因为宗族内，人会增加，地却不加广，这是这个制度的天然缺
陷。这个缺陷在丘陵山区得到了有效的弥补，这是因为可以向外开垦，开垦土地来满足日
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南部山区层层梯田，所有的土地都被加以利用。
当然，也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南方的复种指数提高了，就是早稻引进了；到了晚明以后，
南美的农作物引进了，有些不能被小麦和水稻利用的土壤，也被大规模地使用了，被红薯
使用，被土豆使用，被玉米使用了，也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为什么北中国维系不足？和
元有关系，元朝的扫荡，就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组织机构，大体上被打掉了。元明战争，基
本上发生在中国北方，即黄淮流域。黄淮流域人口发生了最剧烈的动荡，人口耗尽了90％
，所以这里的宗法组织基本上被打散了。现在黄河流域的人口，基本上是从山西，包括一
部分陕西迁移过来的。这个迁移过程，持续了50多年，明初两朝皇帝在山西设立了“中共
中央安置办公室”，类似的意思，在那里迁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顾炎武举兵反抗
，寻找军事力量，特意去找农民，一路往北走——因为国破家亡，所以他要举反清的旗帜
——他到了北方走了几千里地，竟然发现没有宗族组织；一直跑到陕西华阴县，发现几个
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宗族组织。他就专门研究为什么北方宗法组织解体，他有专门的考
察，可以读他的《日知录》。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为什么南部山区丘陵的宗族组织可以
延续几百年，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就是说这些宗法组织的内在张力，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内在
张力，宋儒明儒都讨论过，即到底增加好啊，还是缩小好，都讨论过，讨论结果是各有利
弊。一般的主张是要大共同体，为什么？因为小宗族制，分家制，社会分化严重，底层无
法救济，骨肉相残。还有各种小的水利设施，道路设施无法供给，这都是他们当时考虑到
的，不是我胡加进去的。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要提供乡以下的地方共同体的公共品，
提到的内幕，完全一样。历史在那里重复，这不是我添加给历史的东西。但是，大共同体
和小共同体的张力，我们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发生了。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
为一级核算单位，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是引起大公社制度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58年末，一直到61年，毛泽东最紧张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超过家庭，而到大公社的
核算单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你看他文献，他以前以为是大队，后来让步，退到自然村落
，“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所以我说了，自然村落是农民利益的最后边界——突破，就
不容易维系。但是，自然村落的利益边界是有传统的。
所以，我们解释了66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维系下来。这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
以及内部隐含的矛盾。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产队之间，也有张力。这个张力，在南中国小
一点，在北中国大一点。在北中国当中，淮河以北的淮河地区，张力更大，这就解释了为
什么分田到户（单干）在安徽万里的老家率先开始，完全有历史证据。所以，我讲的这些
的意思是，只要是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必然会发生分化，它缺乏这个组织。宗法组织应
该说是宋儒的一个发明，不是一种恢复，是恢复过程当中的重新创造，适应那个时代的需
要。所以，明代比较稳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清的稳定，也和这个有关联。当
然，人口的继续膨胀，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人口继续膨胀，继续要增加土地，引起了械
斗，宗族的械斗相当厉害。明后的宗族在南中国比较地正经。毛泽东在30年代南中国调查
的时候，他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所能解释的。它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
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把它分掉了——但是，分田只是贫下中农的本性要求，这就解释了农
户和共同体的张力。因为有这个张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的介入，即国家政策法
律的介入，没有强大的文化建设，共同体组织就不可能维系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好
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又那么容易地被解体了。内部存在张力，文化整个就发
生了急剧的变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满足了个体小家庭的内心的渴望，它为了短促的
利益，就把共同体给解体了——当然，有所反抗，但这个反抗很弱。当然，解体以后，对
生产力的暂时的增长，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现在的弊端也显示出来了。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我们也来
简单化，把村民委员会作为分担个体农民组织的有效途经，而不同的价值相关者却赋予这
个组织以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赋予它民主，国内的一些人赋予它民主，赋予它什么什么等
等，承载不住。那么，其它的形式呢？当然，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形式，今年又出台了一个
法律，叫做《经济合作组织法》，有人建议在县乡两级来建构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以增加
农民的合作空间，等等。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
一途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
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
文化就是价值，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就这个价值。我们有我们的活法，这恰恰
是梁漱溟谈到的，就这个点，成为梁漱溟的核心观点：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
活。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这样，在货币主义、市场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
时代，要构建一个新农村，有效抵抗城市的消费主义的侵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
，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的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变为·····等等，
然后，我们惟恐他们不发达，惟恐他们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
导致整个农村情况自身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
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单靠我们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八
九亿农民背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在我看来，不大可能。
时间已到，我基本也结束了，谢谢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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