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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第六章从会通中西到西学东源（OCR自《新学苦旅》）
追求“会通”者的苦衷
在礼仪之争以后，西学的传入基本中断。此时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学术上有重要建
树，但在思维方式上、在骨子里，依然不脱固有的模式。总的说来，清代正统学术并没
有导致中国科学的复兴，到“乾嘉汉学”兴盛时反而更深地回到故纸堆中去了。作为掌
握着社会精神财富的知识阶层，竟然作出某种驼鸟式的反应，这是令人惊诧的。
想当年，“西儒”利玛窦带来西方科学文化之初，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徐光
启提出的“会通中西”思路。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历
书总目表》）。与他同时代的李之藻也说：西算“加减乘除，总不殊中土，至于奇零分
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同文算指序》）以上系就西学中的特殊门类—
—西历与西算而言的。就总体西学而言，则是利用其来“易佛补儒”。他们的这个思路
一直流行于此后若干代人中．如薛凤祚（1600-1680）说：“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
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
也。”（《历学会通序》）。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经三十余年而写成《历学会通》一书
。与薛氏齐名的王锡阐（1628-1682）则要“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会
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晓庵新法序》）。稍后的梅
文鼎（1633-1721）则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堑堵测量
》卷二）。这种兼采其长，各去其短的思路，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徐光启他们无疑低估了“会通中西”的实行中将遇到的困难。由于某种无法
说明的原因，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守株待兔地等着传教士们把
“西学”送到嘴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那“西学”的源地——欧洲——亲眼看一看。即
使在东西交往极为频繁的康熙前期，曾屡次派西士作为中国的特使，向欧洲包括教皇和
路易十四转去中国人的信函，却从不派一个中国官方人士担当这项任务。因此，他们对
西学的了解必然是一鳞半爪的，而传教士对他们的曲意奉迎更加剧了这一倾向。他们并
不知道，事实上，此时的中国科学已经开始、且将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要罔谈“会通”
，最急迫的乃是“输入”。也许徐光启本人，在他较深入地钻研了西学特别是西洋历法
之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主持历局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要“熔彼方之材质，入大
统之型模。譬如作室者，规范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甓悉皆精好……”［1］也就是
说，历法的基本框架还要遵循原有的《大统历》，只把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天文数学知
识作为“砖瓦木石”填充进去。但最后出台的《崇祯历书》，却基本上照搬了西法，唯
一称得上吸收中法的大约便是“阴阳合历”，这其实只是表面形式而已。因此后来，王
锡阐批评徐光启“译书之初，本言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
西法如今日者也。”［2］他哪里清楚徐光启的苦衷呢！
明末遗民的经世之学
明亡以后知识分子分为两脉。一脉归顺满清新主，他们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重要创见
，也不敢去触当时受到顺治皇帝宠信的传教士们的霉头。另一脉多是自称明末遗民的知
识分子，他们固守士子“忠臣不事二主”的信条行世，或隐入深山，或在民间结社游学
。明末的实学思潮、包括钻研西学的趣好，都主要在这群人当中保存了下来。同时，他
们对西学的态度又有各种各样的微妙改变、这些明代遗民深感亡国之痛，便拿出中国士
人固有的有我批评精神来，拼命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寻找明朝覆亡的原因；自然也
包括学术思想的原因。他们比实学前辈们更猛烈地抨击空谈性理的阳明心学，更不遗余
力地主张经世致用。他们试图恢复古代经典的本来面目，改正后世末儒之误，为此而大
兴考据之学。
其中一些人虽然也接触西学，但似乎漠然视之。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等
新学代表人物就是如此。如黄宗羲的“实”是以“经术、史籍”为“实”。而不是以经
验事实为“实”。他说“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
务。”［3］“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4］他们
虽然重视“务博综与尚实证”［5］，所博却不过是书本知识，其“实证”也只是指能
在经典中找到根据。他们主要精力放在“坐船中正襟讲学上”，只是有“暇则注‘授时
’、‘泰西’、‘回回’三历”［6］的业余爱好。他们的创造和影响，更多在政治学
和哲学方面。
另一些人则与西学有极深的渊源，甚至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家。
如王锡阐，他在算学方面与薛凤柞并祚“南王北薛”。他同时也是一个顽固的明代
遗民。明亡那年他不过17岁，却极悲壮地要自杀殉国。先是投河，遇救未死，又绝食七
日，在父母强迫之下才不得不重新进食；［7］此后加入明遗民的圈子，一生贫困凄凉
却拒不仕清。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从事天文学的研究，“每遇天色晴霁辄登
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8］“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
无间。”［9］他还自己制作了一台“可兼测日、月、星”的“三辰昝”。［10］，当
然，限于物质条件，他的观测不可能很精密，他自己也说有“半刻半分之差”，［11］
即测时间误差达七八分钟。他的著作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
玉锡阐观测研究天文无疑要大量借助于当时的西洋天文学，他的本意却恰恰不是维
护西法，而是要打倒它！实际上，作为明代遗民，他对满清政府的异族统治的仇视推及
到“夷夏之防”，自然把欧洲也纳入“夷”的范围内。而满清政府重用西洋传教士如汤
若望等，在他眼中显然就是两家“夷”互相勾结的铁证了！他对晚明政府输入西洋历法
同样不满，如前面我们说过的他对徐光启的批评。他是否把这进而看作明亡的部分原因
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同时代他的一些同路人的言论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如潘耒
说过“历术之不明，遂使历官失其职而以殊方异域之人充之，中国何无人甚哉！”［12
］显然斥此为明末弊政之一端。于是王锡阐激烈批评西法，认为它有“当辩者”十端，
有六误；同时又为中法辩护，说西法对中法的批评是不了解中法的精义，批评得不对，
并举出这样的“不知法意”者五事。他的抨击有正确的地方，因为当时西洋天文学也还
并不完善；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如他认为“五星之中，土木火皆左旋。
……西历谓五星皆右旋，与天行不合”，［13］显然是大错特错了。不论他说得对
也好，不对也好，他感情用事的态度完全违背了冷静、客观的科学精神，从这种态度出
发，即使有一时的成就，也难以让科学之花持久地开放。
王锡阐尽管偏激如斯，毕竟他还是个学者，不可能完全对西法的诸多优越处装聋作
哑。在西法整体上胜于中法的事实面前，这位敏感的学者怎么维护他的自尊心呢？再好
不过的办法就是宣布西法渊源于中法了！这就是“西学中源”说。
事实上，“西学中源”说在有强烈民族自尊的明末遗民中并不是偶然现象。黄宗羲
比王锡阐更早提及过这一点。他“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
得以窃其传。”［14］明末另一位学者陈荩漠作《度测》一书，开篇就引用《周髀算经
》篇首之周公、商高对话并逐段解说，称为“诠经”，目的是“使学者溯矩度之本其来
有，自以证泰西立法之可据焉。”［15］但是作为一个对西学有更深钻研的天文学者，
“西学中源”说在王锡阐那里更显得有鼻子有眼，有深广的影响力。在《历说》中他认
为屈原《天问》中的“圜则九重”是西洋“七重天球”说的滥觞；在《历策》中他更详
细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所谓西法胜过中法的“数端”，其实都早就“悉具旧法之中”了，
那么西法还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呢？［16］华夏文明仍是天下第一！因此他自编的、发誓
要与《崇祯历书》相对抗的《晓庵新法》中，就把西法优于中法的“数端”也弃之不用
，转而采用中法，理由是“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17］后面我们还要论及
他这些观点的深远影响。
在明末遗民中还有一些人，他们既与黄宗羲不同，又与王锡阐有别。他们对西学有
一定接触，但并不嗜好；他们热衷于中国典籍，但在思维方式上却似乎颇受西洋学术的
影响。这样的学者有方以智和顾炎武。
方以智（1612-1671）名密之，明末与陈贞慧、侯方域、冒壁疆并称为“海内四公
子”，无论在年少倜傥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受当时实学和考据思潮
影响，早年作《通雅》52卷，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书中多有讥驳他人之语，而每每能
令被讥驳的人心服口服，可见其功力之深。这无疑得益于他的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
知识面广博，二是他那独特的思考间题的角度。
他不但精通古代典籍，对天文、地理、金石、方言、古文字等也颇有研究。他的医
学著作很多，尚存的有《医学会通》、《明堂图说》、《内经经脉》等等。［18］不过
他似乎缺乏医学实践，因为他在《医学》（今佚）的《序》中说：“智未行医，且穷其
理……”。由于他的家庭和个人身份，他也颇见识到了当时时兴的西学。据说他曾拆开
一只望远镜，了解其原理后又重新组装上。他的《物理小识》一书吸收了诸多西洋科学
成果，在海内外都受到重视。我们注意到他对待这些学科的态度确实与一般中国儒生的
循规蹈距态度大相径庭。在医学上，他曾试图以《易经》来会通《内经》，从而“通灵
素之理”，“豁然古今之聚讼”。对于西学，在《物理小识》自序中，他一方面承认“
远西学人详于质测（指考察事物现象、性质及变化），而拙于言通几（指深究现象下的
本质和原因）”紧接着又大胆地认为“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要知道这和
当时公认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自然很值得怀疑，但其立论的新颖与
深刻，却使同时代大多数学者不能望其项背。
对方以智这个人，下面这些间题是值得一提的：他的独特思路是出自天才吗？还是
因为他学识驳杂的缘故？他曾借鉴了“西学”的实证思维方式吗？或者，他对西学的研
究只是他本人广泛兴趣的自然衍伸？在他身上的这些特质，即对古籍的精熟，渊博的学
识，以及类似西学的独到的思路，孰因孰果？我们掌握的现有资料无法帮助我们作出回
答。不管孰因孰果，反正方以智发展出了一套不同于旁人考据学的路子，而跻身于第一
流的考据家之列。这就是利用金石、方言、古文字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来解决某些疑难考
据间题，［19］颇类似今日历史学家之借重于考古学成果。可以说，和一般以典籍为唯
一可靠资料来源的考据家相比，他的方法更近于真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
他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十分看重吸收科学包括西来科学的成果作为事实基础；
他的科学研究又因为重视“通几”、“会通”而带有哲学思辩色彩。这些地方他简直象
一个科学主义的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了。遗憾的是，明亡之后，这位丧尽了昔日荣华的
世家子弟又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心灰意冷，削发为僧遁入山林，晚年思想转向神
秘主义，最终葬于荒寂山野。他的著作不再广为人知，他的研究方法没有对后人产生应
有的影响。
于是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使“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
20］的重担，就落在比方以智小一岁的顾炎武（1613-1682）身上。与方以智不同，明
亡以后他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四处奔走，为反清复明而努力，成为一时的领袖人物。如
王锡阐对这位比自己大15岁的学者就极为尊崇。与之同时，顾炎武也认为“学究天人，
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即王锡阐）”，［21］指的是天文学。王锡阐天文研究中重
视观测的实证精神想必影响到了谦逊好学的顾炎武，促使他提出一套结合实事、讲求实
际的学风。
本质上讲，顾炎武研究学问的目的和黄宗羲一样，都要求得“国家治乱之源，生民
根本之计”（《与黄宗羲书》），但学术观点、态度都与黄氏差异极大。黄宗羲反对全
盘否定阴阳心学，而顾炎武不仅反对心学，甚至猛烈抨击宋明理学本身，主张恢复被后
儒们糟塌了的孔子儒学的本来面目。他因此走上了纯经典或历史文献研究的道路，而对
形而上问题缺乏兴趣。
他最大的贡献是把客观、中立的态度引入了考据学中，扭转了历来注家借注释古人
而偷偷塞进自己的观点的作法。我们知道，保持中立、不带先入之见，是科学精神一项
极基本的内容。顾炎武并且指出了达到客观性和中立性要求的具体治学方法，那就是逻
辑完备、证据充足可信。弟子潘耒说他“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他
作《唐韵正》“服”字条举有162桩证据，且“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
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即便用现代文献索引的规范来评价，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22］
和方以智不同之处在于，顾炎武的引证，尽管数目庞大，可信性强，其来源却是比
较狭窄的，局限于经典和历史文献中，尤长于音韵学。虽然他也意识到实地考证的意义
，每游历一地，必将古书中记载和自己所见的互相对勘，但基本依据还是古书。如果说
顾炎武身上有实证精神的话，那也是实证精神的一种较为偏狭的形貌。而后世尊他为师
的学者们没有纠正此弊，反而愈发狭窄了。
“西学东源”说的演变
明代遗民学术活动的鼎盛期，大致都在顺治帝和康熙朝前朝。
当康熙重新起用西洋传教士，中西交流的“蜜月”开始之后，明代遗民差不多退出
了历史舞台。接替他们角色的是另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出生在明亡前后，当明亡时尚小
或尚未出生，并无切肤的亡国之痛。他们又与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
与新朝不能相合。例如梅文鼎（1633-1721）、颜元（1635-1704）、毛奇龄（1623-
1716）、胡渭（1633-1714）、阎若璩（1636-1704）等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梅文鼎一
族在明代是望族，其父是明朝邑庠生，而最初教授他历法的倪正，又是一个明代遗民。
颜元3岁那年，其父被清兵掳往关外。这一批知识分子，一方面仍存在不愿仕清的倾向
，坚持民间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又存在着与朝廷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恢复，政治上趋向稳定。清朝统治者的态
度也更趋怀柔政策，试图消弥夷夏之防，提倡忠君思想。这也正是康熙开始重视西学的
时期。还是在这个时期，康熙开始介入学术界，提出了两项政策：一是鼓励民间研习天
算，［23］并倡导“西学中源”之说；二是崇尚理学，严禁心学。这两条政策，前一条
大获成功，后一条却只成功了一半。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与这批知识分子对两条政策的
反应不同大有关系。
这批知识分子直接承继着那些精英——明代遗民，故虽处民间，学术素养却甚至高
出当时的官方学者，特别在天文、数学等官僚士子不屑为或不能为的领域。［24］一旦
朝廷支持，顿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如方中通、李子金、杜知耕、游艺等天算学者均
涌现并活跃于17世纪的最后30年中。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当推梅文鼎。
这位安徽宣城学者早年并不喜欢西学，其第一部天文著作《历学骈枝》和第一部数
学著作《方程论》都是弘扬中国古法的。他的朋友方中通精于西学，梅文鼎便把《方程
论》一书寄给他，因为书中有多元一次方程组的内容，而在当时已传入的西学中却缺漏
了该部分内容，梅氏以为这是中学优于西学的一个证据。他的这种态度和王锡阐不无相
似，不同的是其中较多学术色彩，较少强烈的“尊夏黜夷”的感情色彩。所以后来，梅
文鼎一旦接触到西学之后，便能改正成见，开始拜西学为师。1675-1678年，他从友人
处借得传教士穆尼阁和罗雅谷的著述，如饥似渴地学习，甚至连耽误了乡试也在所不惜
。他还广问于人。杭世骏骏作《梅文鼎传》，说他“畴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
”［25］
实际上他对从师西洋人还是有所顾虑的。据说他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只有两次，分别
在1688与1690年，但并未形成长期师生关系。［26］他在给薛凤祚的一首诗中清楚地表
明了自己既想学西历、又怕当假洋鬼子的复杂心理：“我欲往从之，所学殊难同，讵忍
弃儒先，翻然西说攻。或欲暂学历，论交患不忠。立身天地内，谁能异初终？”［27］
直到后来他听说穆尼阁“喜与人言历而不强人入教”［28］才稍微放松其戒备心理。在
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一方面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时何分新旧？”［29］一
方面又接受并鼓吹“西学东源”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和王锡阐的“西学东源”说相比，梅氏主张此说时更为成熟而具广泛影响力。王锡
阐提“西学中源”是为了贬斥西学，甚至认为西学是剽窃，根本没有比中学高明的地方
。梅文鼎的“西学中源”最初也许是为了给自己学习西学找到体面的借口，最终则发展
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他虽然承认西学强于中学但认为西学不过是中
学在过去经阿拉伯传入欧洲、被欧洲人吸收发展罢了。用中国古话说，这叫“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他甚至为中学西传设计并论证了一条路线，即据《尚书》，尧命羲和仲叔“钦若昊
天”、“敬授人时”；至周朝末“畴人子弟分散”，东、南阻于大海，北方畏于严寒，
只好挟书器西征，其历法传入西域、天方诸国，是为“回回历”；而欧罗巴更在回回西
，故习得此法，世代增删修补，最后竟超过了中法。应该说梅文鼎的上述论断不是没有
天才火花的，例如他在对世界史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看出了阿拉伯天文学（以及一部分
印度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乃至古希腊天文学）的亲缘关系，实属难能可贵。他是“
西学中源说”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其说之严密，远超过王锡阐、黄宗羲等。遗憾的是
，一个好的错误理论比一个坏的错误理论还要坏！当时的社会空气正需要这么一个温和
的学说替代强调“夷夏之防”的激进的“西学中源说”。
我们知道，在历讼之狱后，康熙尽管一力张大西学，并非没有阻力。那些同情杨光
先、吴明烜的人自不必说了，即使在一般士大夫中，也弥漫着不信任、嫌阂乃至漠视西
学的气氛。我们不妨举《四库提要》中的观点为证。录《职方外记》时，该书称“所述
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对《坤舆全
侧说》，则疑是传教士“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而不尽虚
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至于五大洲说，则更斥为“夫以千里之地名一渊，而
中国数百万里之地方一洲，以矛刺盾，妄缪不攻自破矣。”总而言之鉴于西学在中国古
书中找不到依据，那么一定是错的，即使不错，也无法核实（当然中国学者懒得远渡大
洋去核实），只能姑妄听之，存而不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康熙倡导西学中源说
至少可收到四方面效果：一、使西学不致成为无根之木，短期内有利于向中国人介绍西
学；二、使自己的
拜西洋人为师不是“悖礼”；三、争得汉人同情和支持；四、满足自己的自尊和虚
荣。因为他身为圣明天子，虽拜洋人为师，却总想有自己的创见（事实上康熙是一个相
当自傲的人，尤其对自己在西学上的造诣［30］）。
1702年康熙南巡驻跸德州，李光地进上梅文鼎所著《历学疑问》，大大引起康熙兴
趣，拿回宫中细阅足足一年。发回原书时，只见书中“小圈如粟米大，点如蝇脚，批语
皆用硃笔绳头细书另书纸条上，恐批坏书本，又有商量者皆以高丽纸一细方夹边缝内以
识之。”总的评价是此书“无疵谬，只是算法未备。”［31］正是在这部书中，梅文鼎
开始系统论证西学中源。1705年，康熙于南巡途中召见梅文鼎，两人泛舟运河之上，连
续三日畅谈天文数学，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康熙又自撰《三角形论》；梅文鼎赞曰：“
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32］君臣一唱
一合，把“西学中源说”捧上了天，遂成为清代官方钦定、亦为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理
论。
国学中实证精神的兴起和退化
为吸收明亡教训和消弥夷夏之防，康熙在学术界倡导的另一方针，即严禁心学和尊
崇理学，［33］其命运却大不一样。严禁心学固然得到诸多知识分子拥护；尊崇理学的
主张，却被“颜李学派”的祖师颜元、“乾嘉汉学”的祖师胡渭、阎若璩等弄得溃不成
军。
河北人颜元早年时好陆王书，后又笃信程朱。在家中参加乡村农事，劳动间隙也象
和尚打坐一般坐在田垄地头上练习静坐自省的功夫，常惹农人们讥笑。到顺治、康熙之
交时，渐觉这样下去“恐成无用学究”。1669年他34岁，“遭先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
公家礼，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
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质也。”［34］从此，他把书房“思古斋”
改为“习斋”，广学经、史、兵、医、数、射等各个领域，学则实践之。1691年，57岁
的颜元出游南方阐扬学术，一路播撤反对理学、提倡孔门“身体力行”之正学的种子。
在商水他曾与当地名士李子青邂逅，李见其佩一短刀，便大谈刀枪拳法并比划起来。颜
元于是折竹为刀，同李较量，对舞不数合，击中其腕。李大惊折服。颜元学术活动的鼎
盛期是康熙四十六年（1697）在肥乡主讲漳南学院，为时半年。他一到任就将学院正厅
改名为“习讲堂”，主课内容包括兵法、战法、射御、技击、经史、诰制、诗文、水学
、火学、工学、象数等等，而把陆王心学和八股时艺放在东西厢作为应付时制的副课讲
授。［35］
如果说颜元以实践行动反对理学，则乾嘉汉学的先驱胡渭、阎若璩则从理论上予宋
儒的拥护者们以迎头痛击、他们承继了清初思想家特别是顾炎武一脉的考据学风，以大
胆的怀疑精神、精密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把矛头指向宋代理学家们奉为经典的
一些所谓古籍。胡渭的《易图明辨》证明了《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
晚出之说；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25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
书；同时代的另一著名学者毛奇龄甚至作《四书改错》，说：“四书无一不错。……然
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文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
之铁，铸不成此错矣。”［36］理学家们赖以支撑其理论大厦的支柱一下子被拆空了，
他们进退失据，异常狼狈。［37］在康熙朝，理学即使在那些口口声声周张程朱的人那
里，也往往只是个幌子了。据说有位大名鼎鼎、一举一动皆恪守礼法的理学家，有次雨
后返家阻于沟渠，他张望四下无人，便挽起衣袍一跃而过，不料被一个牧童看见，传将
出去，“先生跳沟”遂成笑柄。到乾嘉年间，北京的书肆甚至不敢进理学的著作，怕卖
不出去了。
但是，这批知识分子，除侧重于实践的颜元外，其余并未能把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
坚持到底。康熙年间，对知识分子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已初具雏形。文字狱虽不频
发，却已有著名如戴名世《南山集》一案者。“举逸民”的政策似乎也很有吸引力。有
些人被吓倒了，如毛奇龄早年曾参加抗清军，30年后却去参加清廷的博学鸿儒科，得翰
林院检讨，以后屡向清帝献书。他听说康熙崇尚朱熹，吓得赶紧把《四书改错》一书劈
版销毁。有些人如梅文鼎、胡渭、阎若璩则被笼络政策所打动。阎若璩晚年受胤禛（即
雍正，当时尚未即帝位）礼聘，入其潜邸。梅、胡都与康熙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梅本人
不仕清，但其孙子梅珏成在梅文鼎生前（1712）被召入北京，赐举人并任蒙养斋汇编官
，不久又赐进士。即使象万斯同这样特殊身份的学者（他是黄宗羲的学生）亦采取了妥
协态度，一方面受清廷之聘去明史馆修史，一方面“不署衔、不受俸”，仍自称“布衣
万某”。总之，到乾嘉年间汉学兴起时，官方学者和民间知识分子已合二为一，前者吞
没了后者，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度潜涌于民间知识分子中的实证
精神和批判精神逐渐退化，对新鲜空气（如西学）的倾慕也被对故纸堆中酸腐气息的嗜
好所代替。这种一头扎进古籍经典中的驼鸟式治学态度，竟成为此后百年间的主流。
________________
［1］王重民：《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375页。
［2］《晓庵新法序》。
［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角上证人书院记”。
［4］同上书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页。
［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7］王济，《松陵文录》卷十六“王晓庵先生墓誌”。
［8］潘耒：《遂初堂集》卷六“晓庵遗书序”。
［9］王锡阐：《推步交朔序》，载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五。
［10］潘耒：《遂初堂集》卷六“晓庵遗书序”。
［11］王锡阐：《测日小记序》，载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五。
［12］潘耒：《遂初堂集》卷六“晓庵遗书序”。
［13］王锡阐：《五星行度解》，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14］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15］陈荩漠：《度测》卷上，“诠经”。
［16］见阮元：《畴人传》，卷三十四，卷三十五。
［17］同上书，卷三十五。
［18］任道斌：《方以智、茅之仪著述知见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9］参阅刘岱总主编：《中华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
［2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
注，复且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21］《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7页。
［22］参见刘岱总主编：《中华文化新论·浩翰的学海·学术篇》，三联书店1991
年版；或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明代以观天象知人事为皇家天文机构专利，严禁民间私习天文，私藏天文仪
器，不过并不禁习历法，即所谓“推步之术”。至清代两项禁令均取消。康熙更鼓励之
，也许是希望不必总在天文历算上依赖于西洋人吧。
［24］1692年康熙在乾清门与群臣讨论厉算，熊赐履、张玉书、张英等身居大学士
的要员俱不能答对。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梅文鼎
）他知道些。”见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七“理气”；或王先谦《东华录》，“
康熙四九”。
［25］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
［26］据刘钝：《清初历算大师梅文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1期。
［27］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二，“寄怀青州薛仪甫先生（之二）”。
［28］梅文鼎：《天学会通》“订注提要”，《见勿庵历算书目》，知不足斋丛书
本。
［29］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十，“堑堵测量”。
［30］如康熙曾说白晋或张诚之一“算法平平”，实则这两人都是法兰西科学院院
士！参见陈受颐。《康熙几暇格物编的法文节译本》，台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8本，第847贯。又李光地将梅文鼎著《历学疑问》进于康熙时，这位皇帝说：“朕留
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31］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四，“御批《历学疑问》恭记”：互见《梅氏丛
书辑要》卷四十六；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七“理气”。
［32］梅文鼎：《续学堂诗钞》卷四“雨坐山窗”。
［33］康熙本人好谈性理。康熙五十一年（1721年）将朱熹灵牌抬入孔庙，配祀于
“十哲”之列。
［34］《习斋记馀》卷六，“王学质疑跋”。
［35］据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第255页。
［36］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转引自戴逸：《履霜集》第78页。
［37］此处及下一章关于乾嘉汉学的讨论，均参阅戴逸：《履霜集》，“汉学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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